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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胜衣，东莞人，出版有《书房花木》、《笔记》、《闲话》等
沈胜衣，东莞人，出版有《书房花木》、《笔记》、《闲话》等
进入二〇一六年，颇买了一些书名含有“六”字之书，作为流年时光的书趣，选六种记之。
首先是几个恰好对应的年份：伊迪丝·霍尔登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是一个英国乡村女教师的自然观察图文日志；索朗日·布朗的《中国记忆，1966》（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月一版），是一位法国女外交官在几个城市的摄影作品，可让人直观认识一百一十年前的英国草木虫鸟、五十年前的中国风云片段。这两本在此都只存目，重点看看六百五十年后的世界，看那里草木与风云之间的微妙关系。
说的是《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智利早逝天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代表作。这部广受热捧的经典，被称为“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书中写了现当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式各样人物，揭示人性恶的膨胀，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疯狂；书名2666，乃作者预言人类自我毁灭的丧葬之时。——对于那种此前此后、域中域外一以贯之的“人类丑恶和凶残的本质”，译者赵德明在《译后记》和附录文字中颇有愤慨之笔，并指出，“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但作者“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认为作者出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让书中一些角色放弃理想逃避现实。
可是，我感到这部巨著的结尾情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对译者批评的预设回应。全书的中心人物阿琴波尔迪在吃“三味冰激凌”时遇到一位老人，后者向其介绍自己的祖先、一个爱好植物和园艺的学者，他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都定位在被遗弃的花园，从杂草和荒芜中发现花园的美妙之处；同时，“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他并非对现实的暴风雨和人性的多变漠不关心，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抗议。“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和阅读他了，他的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用植物学知识发明的三味冰激凌流传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作者以此来结束全书，提供了一种对人生、对世事的取态，就像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说的：自家园子里的梨子，比入侵的坦克更重要、更永恒。你可以说这是冷漠的逃避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荒谬（将时代的暴风雨和个人看法寄寓在花草中，同时又能在败落的花园寻得生活的美好）；你可以说那植物学家最后被遗忘的结局，说明他的选择“然并卵”，但他起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世间留下带有草木芬芳的冰激凌，哪怕这里面有苦涩的错位，却能让人品尝美味。
世事如此，也许就只能如此吧，一方面不肯放弃高贵的理想，一方面“放心知其无解”，只专注于内心的尊严，就像德国鲁多夫·洛克尔笔下的《六人》（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九月一版）。
此书副题为“六条人生路”，通过六位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来探讨人生与世界。恰好，今年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他们的共同忌辰被定为世界图书日（四月二十三日），在此期间读该书中《哈姆雷特的路》、《董·吉诃德的路》两章，聊作个人的小小致意。
按照本书作者的归纳，哈姆雷特是思虑派，沉浸于思考而弱于行动（很多对人生的永恒之问，早已出于这位丹麦王子）；堂吉诃德则是行动派，热切追求梦想却没有用现实的理性去思量（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也在今年仙逝了）。这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发人深思，然而，让我印象更深的却是一篇书评的再度归纳：赵越胜的《永恒的困惑》。
其实，我这回选读只是对少年心路之书的重读，因为这《六人》本属大学时接触的作品，当初正是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读书》上读了赵越胜那篇书评，震撼不已，启悟不浅，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现于学子时光远逝之后，“重聚惟有书”——重新买回大学时借读过的好书——所购是三联经典丛书“文化生活译丛”之“纪念版”，那也真是个人的心情纪念了。
再次翻出那期旧《读书》的赵文，当年读时密密麻麻划满了线，让我激动沉思、至今还能记起的，如：“高贵的唐·吉诃德，我向你致敬。自你走后，这世界变得多猥琐……”下面是好几段对这个抛弃理想、埋头现实的世界的精彩概括、愤然指控，令人发聋振聩；而作者把不问成败、只听从内心召唤的唐·吉诃德树为英雄，“因为绝对律令不问理想能否实现，而只问理想是否存在。”又如文章最后指出，即使本书通过六人而对“人是什么”寻到了谜底，但读来仍觉困惑，那么，“不如放心知其无解……”像这样似乎相悖而又并存的两种态度，对青春期的我影响至深，属于八十年代的心灵激荡。
这些自然是旧话了，连《读书》本身的精神和风貌，都早已随时间转换得面目全非。重温故纸堆，面对自己那些昔年划痕，以及心痕，默默旧怀如涌。但虽则时年飞逝，其心至今未泯。
消逝的八十年代，我一直将其与魏晋六朝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盛世美好时代。后者还要更辉煌、更令人倾慕，“畸美属于魏晋”，“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是早就倾心收集的专题，为二〇一六年选“六之书”，自然少不了再添一种六朝人物，遂买了日本吉川忠夫著《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
此书着重研究“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写“沈郎”的原型沈约，且是作者“附加了自我感情”去写的，最为相宜——我因为所取的笔名，向来对沈约特别关注。
沈约的人生路和精神史，确是值得研究的传统知识分子个案，不过这里不展开谈了。倒是更广为人知的唐寅，有着路径相反而同样况味复杂的人生选择——他们都像那“六人”。在二○一六年元旦，查检“六”字开头的词语以作开年凑趣，当中有佛家的六如之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世正“应作如是观”啊，于是想起六如居士唐寅，乃购《六如居士集》（应守岩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二○一二年四月一版）。但买后才想起，自己早就有一本大同小异的《唐伯虎全集》。近年已几次因时间相隔太久忘记了而重复买书，人到中年，记忆衰退，可叹焉。
唐寅自然不仅是民间传奇里那个风流潇洒的唐伯虎，当年买《唐伯虎全集》，就因有感于其天才、敏感、绝望、行乐、不计功业文章、追求生活自由。本书点校者《前言》中也将其人格概括为：清醒的生命意识，狂傲的反叛精神，世俗的生活追求。为了这种好感，前几年在苏州，曾专门到桃花坞寻访其遗迹。很美的地名，但实质是一片破落的旧民居，在冷落小巷中转了老半天几乎累坏，才终于看到了唐寅故居、唐寅祠，却都已残败不堪、等待拆迁了，正如自己早年在《唐伯虎全集》书扉写下的：“才子风流不复矣”。
——草木，风云，时代，记忆，景物，才子，皆如露如电焉。
首先是几个恰好对应的年份：伊迪丝·霍尔登的《一九〇六：英伦乡野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是一个英国乡村女教师的自然观察图文日志；索朗日·布朗的《中国记忆，1966》（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月一版），是一位法国女外交官在几个城市的摄影作品，可让人直观认识一百一十年前的英国草木虫鸟、五十年前的中国风云片段。这两本在此都只存目，重点看看六百五十年后的世界，看那里草木与风云之间的微妙关系。
说的是《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智利早逝天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代表作。这部广受热捧的经典，被称为“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世界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书中写了现当代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各式各样人物，揭示人性恶的膨胀，无法遏制和逆转的疯狂；书名2666，乃作者预言人类自我毁灭的丧葬之时。——对于那种此前此后、域中域外一以贯之的“人类丑恶和凶残的本质”，译者赵德明在《译后记》和附录文字中颇有愤慨之笔，并指出，“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但作者“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认为作者出于“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让书中一些角色放弃理想逃避现实。
可是，我感到这部巨著的结尾情节很有意思，似乎是对译者批评的预设回应。全书的中心人物阿琴波尔迪在吃“三味冰激凌”时遇到一位老人，后者向其介绍自己的祖先、一个爱好植物和园艺的学者，他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都定位在被遗弃的花园，从杂草和荒芜中发现花园的美妙之处；同时，“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他并非对现实的暴风雨和人性的多变漠不关心，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提出抗议。“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和阅读他了，他的史册留名，仅仅是因为用植物学知识发明的三味冰激凌流传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寓言，作者以此来结束全书，提供了一种对人生、对世事的取态，就像米兰·昆德拉《笑忘录》里说的：自家园子里的梨子，比入侵的坦克更重要、更永恒。你可以说这是冷漠的逃避现实，但他们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荒谬（将时代的暴风雨和个人看法寄寓在花草中，同时又能在败落的花园寻得生活的美好）；你可以说那植物学家最后被遗忘的结局，说明他的选择“然并卵”，但他起码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给世间留下带有草木芬芳的冰激凌，哪怕这里面有苦涩的错位，却能让人品尝美味。
世事如此，也许就只能如此吧，一方面不肯放弃高贵的理想，一方面“放心知其无解”，只专注于内心的尊严，就像德国鲁多夫·洛克尔笔下的《六人》（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二〇一五年九月一版）。
此书副题为“六条人生路”，通过六位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来探讨人生与世界。恰好，今年是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他们的共同忌辰被定为世界图书日（四月二十三日），在此期间读该书中《哈姆雷特的路》、《董·吉诃德的路》两章，聊作个人的小小致意。
按照本书作者的归纳，哈姆雷特是思虑派，沉浸于思考而弱于行动（很多对人生的永恒之问，早已出于这位丹麦王子）；堂吉诃德则是行动派，热切追求梦想却没有用现实的理性去思量（翻译《堂吉诃德》的杨绛也在今年仙逝了）。这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发人深思，然而，让我印象更深的却是一篇书评的再度归纳：赵越胜的《永恒的困惑》。
其实，我这回选读只是对少年心路之书的重读，因为这《六人》本属大学时接触的作品，当初正是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读书》上读了赵越胜那篇书评，震撼不已，启悟不浅，后在学校图书馆借阅；现于学子时光远逝之后，“重聚惟有书”——重新买回大学时借读过的好书——所购是三联经典丛书“文化生活译丛”之“纪念版”，那也真是个人的心情纪念了。
再次翻出那期旧《读书》的赵文，当年读时密密麻麻划满了线，让我激动沉思、至今还能记起的，如：“高贵的唐·吉诃德，我向你致敬。自你走后，这世界变得多猥琐……”下面是好几段对这个抛弃理想、埋头现实的世界的精彩概括、愤然指控，令人发聋振聩；而作者把不问成败、只听从内心召唤的唐·吉诃德树为英雄，“因为绝对律令不问理想能否实现，而只问理想是否存在。”又如文章最后指出，即使本书通过六人而对“人是什么”寻到了谜底，但读来仍觉困惑，那么，“不如放心知其无解……”像这样似乎相悖而又并存的两种态度，对青春期的我影响至深，属于八十年代的心灵激荡。
这些自然是旧话了，连《读书》本身的精神和风貌，都早已随时间转换得面目全非。重温故纸堆，面对自己那些昔年划痕，以及心痕，默默旧怀如涌。但虽则时年飞逝，其心至今未泯。
消逝的八十年代，我一直将其与魏晋六朝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盛世美好时代。后者还要更辉煌、更令人倾慕，“畸美属于魏晋”，“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是早就倾心收集的专题，为二〇一六年选“六之书”，自然少不了再添一种六朝人物，遂买了日本吉川忠夫著《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
此书着重研究“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写“沈郎”的原型沈约，且是作者“附加了自我感情”去写的，最为相宜——我因为所取的笔名，向来对沈约特别关注。
沈约的人生路和精神史，确是值得研究的传统知识分子个案，不过这里不展开谈了。倒是更广为人知的唐寅，有着路径相反而同样况味复杂的人生选择——他们都像那“六人”。在二○一六年元旦，查检“六”字开头的词语以作开年凑趣，当中有佛家的六如之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世正“应作如是观”啊，于是想起六如居士唐寅，乃购《六如居士集》（应守岩点校，西泠印社出版社二○一二年四月一版）。但买后才想起，自己早就有一本大同小异的《唐伯虎全集》。近年已几次因时间相隔太久忘记了而重复买书，人到中年，记忆衰退，可叹焉。
唐寅自然不仅是民间传奇里那个风流潇洒的唐伯虎，当年买《唐伯虎全集》，就因有感于其天才、敏感、绝望、行乐、不计功业文章、追求生活自由。本书点校者《前言》中也将其人格概括为：清醒的生命意识，狂傲的反叛精神，世俗的生活追求。为了这种好感，前几年在苏州，曾专门到桃花坞寻访其遗迹。很美的地名，但实质是一片破落的旧民居，在冷落小巷中转了老半天几乎累坏，才终于看到了唐寅故居、唐寅祠，却都已残败不堪、等待拆迁了，正如自己早年在《唐伯虎全集》书扉写下的：“才子风流不复矣”。
——草木，风云，时代，记忆，景物，才子，皆如露如电焉。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腊月初一整理毕；
二〇一六年六月六日，修改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