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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人。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长篇小说《山野》、《百炼成钢》等。
近期重读艾芜先生作品，不禁想到青春时代有关艾老的印象点滴。大约一九七三年尚是“文革”中，堪称“苟延残喘”、苦苦挣扎的《四川文艺》（众所周知，那时候文艺凋零、砍伐殆尽），居然刊出了老作家艾芜的文学新作，“编者按”隐隐透出编辑的欢喜，虽然不免用了些套话，读者接到刊物，都难免奔走相告：“艾芜解放了！”所谓“解放了”，是当时指牛棚里边放出来的“黑五类”以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应人，邓小平同志也是稍后“解放”出来的。《四川文艺》在那个文艺荒凉的时代，不啻一汪甘泉，每期慰人渴思。我自己的父亲——中专师范学校的一位语文老师，当时就在投稿。写作时地上扔满烟蒂与废稿纸，这可令我母亲乃至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少分担家务活儿。父亲自然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艾芜作品，将其看做文学的动向与标杆。我时只十五岁左右，却也知道沙汀、艾芜大名，自己本好阅读小说。艾芜的这篇小说是个中篇，题目《高高的山上》，我不止看了五遍，小说中那位青年“金小良”，为了公家的需要，孤守高山电站，与世隔绝，捱过一年多的寂寞孤独。当听说父亲生病，并且得到公社指令下山探望，方急忙下山，不料途中遇到坚强的父亲，带病上山看守大队的洋芋地，于是金小良陪伴父亲入住窝棚，吃没有盐巴与菜肴的饭食。这点苦与父亲从前悲惨的奴隶生活比较，简直不算什么。受到教育的金小良，更加坚定了独自在高山上坚守电站的决心。不料稍后接到通知，他被调下山当发电学工的老师了。整个小说情节被金小良父亲的悲惨经历叙事占去一半篇幅，真正吸引人的，是金小良回归人间那种急切而矛盾的心态，以及周遭风光的描写，与青春气息的小良，相映成趣，隐喻颇多。仍旧是简劲有力的笔墨，是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抒情气息，以及对底层社会沉实的洞察与同情。就是这么一篇“革命作品”，不久就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据说江青点了名，与批黑画并列为复辟的黑小说事件，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投降主义”、“白专道路”等的典型代表。包括《四川文艺》也刊出检讨性质的批判。这可令我们读者大吃一惊，堪称百口莫辩。不用说，艾芜先生从此又陷入沉寂。
我再次于《四川文艺》上看到艾芜先生的小说新作，是他的“南行记续篇”《红艳艳的罂粟花》，这已是一九七九年的时季了，我自己已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同学们争相传阅，艾芜先生又回来了！而且，这篇作品简劲明丽、清新气息扑面而来，里边的女性与流浪者的情怀，丝丝如扣。刻画人性，惟妙惟肖！而其“南行”诗意，无疑达到了老人一生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个作品副题：“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作的”，显系用心之作。今读我更惊讶，老人当时居然就已将“文革”套路痕迹完全抛弃，非大智大勇，不能如此）我们当时“锦江”文学社一伙就派出代表（似为龚巧明，她还模仿艾老笔意，在《锦江》上写了一篇小说《长长的国境线》），试图邀请老人来讲座，并找了小说课的李保均老师，表达愿望。李师听了满口承诺，事实上他此前也请过艾芜先生来给“工农兵学员”授课。但我现在忘了，不知何故我们最终并没有请来艾芜。记得李老师当时有些遗憾地手拍粉笔灰说：“请了一位崔X老师来代替讲讲”。
我受包括艾芜先生小说的启发，也在学生时代就试笔创作，写自己若尔盖插队经历见闻，敷衍小说，多有模仿痕迹。习作发表，也成了《四川文艺》发展的骨干作者吧。于是见过艾芜先生多次，有一次座谈会，我甚至肩挨着艾老坐过。红星路二段新巷子十九号，《四川文艺》（先后更名《四川文学》、《现代作家》等）二进四合院小门里，里进半厢是编辑部（进去左侧），半厢是艾芜先生的家（进去右侧）。我们在编辑部院子亭子间开座谈会，艾芜先生就在对面家门前走廊上散步，包括做些轻微劳动，面容清癯，身着旧布中山装，常现思考的样子，与我们距离应该不到十来步。有一次似乎是雁宁还是谁招呼说：“艾老，来给我们摆一下嘛。”（当时在座几位作者与艾老还要熟悉些，因此前有过一届创作培训班在艾老家乡新繁举办，艾老是授课老师）艾老听到就微微一笑，搁下手中活计，抱个茶缸，笑盈盈踱步过来，在长条凳一端坐下与我们慢慢谈文学，谈生活。说些什么，现在完全忘记了，老人是一位十分朴实的人，讷于言，不善辩，也许是历次政治运动教会了他们这样的人，显得迟顿一些、说话尽量低调、边缘化一些，总是好的。我记得我在另一场合问过他《南行记》中的问题，似乎情节真不真实，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大体真实，本质真实，但有综合，有增删云云。他特别强调：“深入生活重要。”说完还点点头，似乎表示自己认定。这也是他多次发言所及。《高高的山上》就是他“文革”中大凉山体验生活的重要收获。
今天重读艾芜先生作品，我一样受到感动，仍觉清新细腻（用时下网络语“待如初恋”），重拾了青春时代的感受与记忆。如果剔除时代的痕迹与附会，感觉艾芜先生特别长于描写青春的气息与力量，在底层社会的生命气场中，那些滇缅线群山中美丽的各族少女、山姑，她们璞玉一般的相貌与金子一样的心灵，情窦初开的姿态，真的可以从书中脱颖而出，一颦一笑，言谈举止，意味深长，演绎着人间爱的传奇。而作者在行走中，青春稍纵即逝，青春又永不衰老。不完美的结局，是人性中永远的疼痛与抱憾。这兴许与时空都无关，再过一百年，或依旧如此。再如写景，艾老也是才高八斗，往往寥寥几笔，异域风光溢出，不可方物，如：村子在长满竹树的山峰之间，露了出来，许多竹楼的人家，和着果木的花枝，以及竹篱围着的园地，点缀在高低不平的坡地上边，现出令人怡悦的景色。一种傣族话叫作麻桑蒲的果树，高高的，没有枝丫，却有长叶柄的叶子，树身上长满了碗大的果实。芭蕉张着巨大的叶子，吊起猪肝似的大红花。（《红艳艳的罂粟花》）
人间气息、异域风光，在艾老青春时代作品就引起关注与重视，年长他一辈的郭沫若先生当时就对《南行记》赞不绝口：“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痈》载《光明》第一卷第二期）预言正确。艾芜作品已进入现代文学经典行列。我个人感觉艾芜应算我国现代文学中的“流浪文学”之父，他笔下的浪浪汉，并非从军、科学考察或旅游、猎奇、观光等事，是真正为基本生存为追寻人生意义而四处漂泊、跋涉、打工、挣扎、流浪。往往陷入窘境、绝境，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总是紧紧抓着希望在走。正如《南行记》中《人生哲学的一课》结尾讲：“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脚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真正具有世界现代文学中的流浪题旨与精神家园追寻意义。这当是学术论文所考察的话题罢。
我从十余岁成为艾芜先生的粉丝，以后多次见过面，但也许是敬重有加，深怕打扰老人，每次见面我多抱以敬爱、沉默的目光，从没向老人索取签名或向他投书之类，也就是说，我手中至今没有老人的片文手迹。而当时的文坛本土老前辈如萧崇素、李华飞先生等，我都有书信往来。现在想起，真是一件憾事，但是艾芜先生永驻于我心中，睁眼闭眼，经过路过，感觉还是当年那位老人，头发并未花白，中山装腰身也不弯曲，你提出任何问题，他都微笑平静亲和地注视着你，然后细声回答。随着“嘎呀”一声门响，成都新巷子十九号小院走出那位世纪老人、文学大师……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于霜天老屋。
此文写成，致谢龚明德先生投赠《艾芜全集》，得以旧梦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