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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重庆，浙江湖州人，师从赵景深、孙席珍、黄源等现代文学大家。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创会会员。
徐重庆，浙江湖州人，师从赵景深、孙席珍、黄源等现代文学大家。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创会会员。
二〇一四年九月，突然之间，我特别想与重庆兄通电话，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有人接电话。奇怪，我过去与他打电话，几乎是一打就通的，怎么现在连续打那么多都没有打通？心里感觉很特别，也很奇怪。这时，宁文兄也给我短信，问重庆兄电话怎么打不通，我感觉好像宁文兄有事情要和重庆商量，也找不到他。所以我赶快打电话给龚兄，问：“怎么打不通重庆兄的电话？”龚兄说，“先生很好啊，没有什么事的，昨天我还去先生那里聊天呢。”湖州人都叫重庆兄为“先生”，表示尊敬尊重。龚兄还说，他正在开会，一会儿告诉我他的手机。因为几十年来我一直给他打家里电话的，所以我没有他的手机号码。后来，与重庆兄通了电话，告诉他宁文兄在找他。此时，与重庆兄通了电话，心里感觉很踏实，那种不安立刻云消雨散。通电话后没有几天，我就带队去一个地级市巡视，刚去了一个星期光景，一天早上，我刚刚吃过早餐，正在回招待所房间的路上，忽然接到龚兄来的电话，说，“你知道吗？徐先生的事。”我说，“什么事？不知道啊。”他说，“徐先生中风了，正在抢救。”我一听，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怎么会呢？前几天我们通电话时还和平常一样，没有半点异常。怎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龚兄简单给我说了一下情况。这一天，我的心情极为糟糕，非常担心重庆兄的病情。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办法离开岗位去湖州，此后只是每天和龚兄通电话，知道重庆兄的情况。同时又和湖州市文化局的宋局长打电话，了解情况，希望文化局助力。好在重庆兄在湖州的朋友都非常尽心竭力，宋局长和龚兄他们非常努力，都在千方百计为重庆兄提供医疗条件，湖州朋友们一以贯之的友情让我感动万分！后来，我专门去湖州看望重庆兄，看着无法说话的重庆兄，让我心痛不已！心中默默盼望奇迹降临，希望他能够转危为安，早日康复。
我与重庆兄的交往，始于几十年前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我在桐乡宣传部工作，“文革”后百废待兴，大家都希望把被荒废的读书时间抢回来，业余时间努力读书是我们当时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而我的业余兴趣在茅盾研究上，所以对与茅盾相关的文章也在我的注意学习之中， 当时重庆兄虽然年轻，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很有名气，我慕名给他写信，他很快给我回信，从此，我们开始通信，至今，已经快四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视重庆兄为兄长、老师。所以在他面前，可以无所不谈无话不说，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读书和研究上的事，正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让我在茅盾研究的道路上能够一直坚持；而他的为人和作风，也一直让我敬重和学习。记得当时我们年轻，写点文章，不管好不好，就想发表，重庆兄就不厌其烦地帮助推荐介绍；有时候，写文章时需要了解有关史料，与重庆兄一说，他就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研究，还说，史料不能当研究者个人的私人财产，自己掌握的材料，自己不用，也不肯给人家研究，这是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我到现在还在想，重庆兄的这个境界，恐怕现在还是很高的境界，为许多人所不及！记得当时我们通信很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去嘉兴地委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党校在湖州郊区的三天门，这样我才有机会在星期天常常进城去找重庆兄聊天，那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信工具，联系主要还是写信。有一次，我坐公交车进城去看望重庆兄，因为没有联系，而且去得也早，就直接去他家里，当时，他还在睡觉，还没有起床，他的床就在一个过道上，里面的人进进出出，都要路过他睡的地方。我见他睡着，就在他床前的一条凳子上坐着，等他起床。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人间过路书斋”，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后来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看望他，发现他抽烟抽得很多，当时我也有抽烟的习惯，但是抽得并不多，我看见他的一堆书上面，放着用过的一摞空火柴盒子，一只一只地堆上去，已经累积得很高了，中间的火柴盒子上写着“永不低头”四个字，原来重庆兄在宣示不戒烟。因为将“永不低头”四个字写在不断增长的火柴盒子上，很幽默，印象很深。所以过去几十年了，我仍然记得很清晰。
我与重庆兄见面的次数，几十年不会超过二十次，但是写信却写得非常多，重庆兄写给我的信，大概有几百封，我都完整地保留着，保留着这份人世间难得的友情和真情。近年来，因为通信工具的变化，我们打电话多了，但是我有时候还是喜欢给他写信，讲一些工作和读书中的情况，我给他去信，他收到以后，几乎立刻就回信给我，从来没有不回信的，而且在信中，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十分恭谦而且十分关心，让人展信一读就感觉十分温暖。二○一四年七月一日的来信，是我收到重庆兄的最近的亲笔信，信里面讲的事情，都是和往常一样，谈一些读书和想法，那时，我记得篆刻家鲍复兴先生的《缘缘堂印谱》刚刚出版不久，因为这本书构思比较别致，加上鲍先生的篆刻水平一流，很让人喜欢。重庆兄在前面给我的信中提到过《缘缘堂印谱》，后来，我赶快给他寄去一部印谱，所以在七月一日给我的信里首先提到：“我原以为《缘缘堂印谱》兄有复本，想不到兄将作者的签名本寄来了，真不知如何感谢兄了。此印谱印得甚精美，选题亦佳，很珍贵。”因为我与鲍复兴先生联系多，住得近，随时可以去要《缘缘堂印谱》，所以就将我手头的书寄给他了。在这封信里，重庆兄还讲到他为湖州市博物馆牵线，让在北京的赵先生将祖传红木家具贡献给湖州博物馆，市政府给他奖励但被他谢绝的事。他在信中说，“事办成了，也就结束了。”为家乡办了这么大的好事，在重庆兄的心里，竟然这么平常！这与他一直坚持淡泊名利的宗旨不无关系。最后，重庆兄在信中说“与兄有说不尽的话，只是兄有职务在身，过几年退休了，再多叙叙。”唉，今天重读此信，我心痛不已，如今我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作为省政协委员，只需要参加一些该参加的会议，不再准时上班忙碌，我是多么想与重庆兄多叙叙啊！可是，重庆兄何时康复？我知道，全国各地的重庆兄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希望重庆兄尽快康复，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叙叙了！这样，我们就又可以收到重庆兄笔迹清秀充满温暖的来信了！
真的，重庆兄，我们都很想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