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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杨两位先生都没有交往。不是不想，而是很早以前就晓得他们不喜被人打搅。我只是一个不聪明的读者，没有能力与他们对话，喜欢他们的睿智和从容，从他们的书里收获快乐，已经足够。我不太确定，当年大学时期所读《堂吉诃德》是否杨先生的译本，毕竟那时还缺少对译本的选择意识。不过很久之后从某校处理旧书中所购《小籁子》的确为杨先生所译。所存杨著长篇《洗澡》，乃一九八八年第一版一九九〇年第二印，购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我们几位现代文学同事一起从单位出来往家属院走，顺便走进院门口的新华书店小门市部，看到有新到的《洗澡》，遂每人购得一册，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买杨先生的书，《小籁子》稍迟些。《洗澡》与《围城》在写知识分子方面是同题材的，而时代、重点则不同，《围城》更哲学化一些，《洗澡》是写实更突出。而这“实”又因为是一九五○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显得很特别，却也没有疾言厉色，乃以平实蕴藉出之，不动声色而意味隽永，女性之温婉细腻令人莞尔。
最近杨绛先生离世，送别的话音未落地，追讨的声音却又起，一时沸沸扬扬，连带把钱锺書先生也晒出来了。不知为什么，我由此想到了抗战初期左翼大佬们对梁实秋的那些“与抗战无关”的责难。“刻薄”、“自私”、“对‘文革’不发声”、“受胡乔木称赞”、“有知识无思想”、“没有解决问题”、“袒护老公”……他们所责难的，其实无非都在基本的“人性”、“个性”范围内，有什么一定要别人“悔过”的理由和权利呢？在我看来，这实在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浑浊之世，钱杨既没有以权谋私，也没有对任何人落井下石，几乎没有任何超越道德底线的行为，“洁身自好”四字足以当之。况且，钱杨反反复复表明了自己读书人的个人选择，为何一定要逼着他们做他们不喜欢、不擅长做的事呢！
而众人永远是盲目的，听了这边的，就忘了那边的，故浑水摸鱼者最后得利。钱杨之短，乃人人之短，钱杨之长，却并非人人之长，以人人之短衡其之长，公平乎？
我要问的是：第一，为什么要向一个种稻谷的要求桃子呢？第二，为什么没看到稻谷里面还有热量、维他命、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呢？
有人又以陈寅恪比照钱锺书。我的理解则是：钱与陈二人性情不同，一个是铁蒺藜，一个是黄水仙，怎能以此比彼。
钱氏八十年代受拥戴，有其特殊背景，也算是“文革”结束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种积极结果，不能从今天的历史高度上苛责彼时。再者，当时的拥戴完全与钱氏本人无关，他就是一介书生，对人生世事之势利看得极透，别人要抬举他，与他何干？本来，正常的批评、质疑甚至翻案，都在常识范围内，用不着争的。问题是当下一些文章，要么不尊重具体历史背景，以今日之是非衡昨日之是非；要么无视个体性情差异，一任个人想象而绑架他者；还有一种是明明没怎么看书，或者压根儿看不懂书，也来凑热闹起哄，尤不可解。余杰旧文也有此病，他就似乎没看懂《围城》，偏偏引用《东藏》、《南渡》中语，可《东藏》作者的爹在“文革”中的表现又当怎么理解和评价，却就不提了。另几位学者说得靠谱些，毕竟读书稍多而眼光又敏锐些。
其实杨先生辞世，从她本人角度，正所谓“视死如归”；从读者反应角度，亦为“喜丧”。所喜者何？一是普及了文化，不少人不是第一次学会称呼杨绛先生么；二是提供了一次由随便说话和随意臧否人物而开始学着“自由发言”的机会；三是再次验证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心里喜欢什么人不喜欢什么人的界限还是清楚的，并不糊涂、悲观到极点。最后一点尤其令人感觉爽气。称赞也罢，质疑也罢，至少表明读书人都开始动脑筋了，不是一味地追星了，就算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离真相还差十万八千里，也比只有一个大喇叭好得多。争完了，吵完了，各自去重读一遍杨先生、钱先生的书，那才好呐。
丙申初夏陆续写成子张于杭州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