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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阅读杨绛先生的文字，领会她那样丰富的才情，坚韧的性格，以及通过文字极为有限的交流，对她的生命力，我感佩无比。近些年，每每读到她新的文字，虽然不长，可平实简洁，还富“生气”，总是剪下，夹附进她的著述中。过了“百岁”，居然还能见到她的短文或题字，虽略略少了“娟秀”，可文平字顺，不见老态。心里说，她大约也如周有光先生一样，是被上帝忘记的人罢。
记忆中最后见到杨先生的文字，是在庆贺《开卷》十五周年的纪念集《纸香墨润》里。在宁文兄的“编后记”里，看到了杨先生竖行的“稳步前进”四个亲笔题字。署名后面落的时间是“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宁文的文中，记述还有些神奇。说是头天打印出的清样电子文本“不声不响”消失了。待到找见，又需回家找三、四两个校对稿。只好“急急”赶回家去取。“回到家中，书桌上一眼就看见了一封写着熟悉的笔迹的信，知道杨绛先生的题词一定是写来了。”文尾，便多了这样几句：“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连续多日春雨之后再现阳光灿烂，心情一扫数日来的沉郁……”除去天气，杨先生的题字一定是宁文“心情”改变的重要缘由罢。
由这最后，我想到了最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到柯灵先生一篇序文。其中说：“最近读到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钱锺书我知道，大学时他的《围城》刚再版，读得人欢喜无比。其中一个细节，数十年后我还给一个自称也读过此书的人介绍：一个“学者”，在履历上填写他“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中……”这把大家都“唬”住了。可作者很快给他露了底，说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人事广告栏中，此人登了“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数字，这显然是自费广告。《史学杂志》的通信栏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这则消息也许不出钱，可加起不过中文二十余字。这细节，全宿舍人读得大乐。青年时期，喜欢这样炫才，揶揄人不留情面的东西。可柯灵先生却说的是作者另外一本书名太过平常的《旧文四篇》，并且如此推许。柯灵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的眼力不会错。从此，我开始搜寻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最早读到的杨绛先生作品，是《干校六记》。这是个更“小册子”，小开本，六十来页。插在书架上几乎寻不出。在北京团结湖一家很小的书店偶然翻到。回家的火车上，不长时间就读完了。从书中夹附的收据看，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当时的心性，还是喜欢一些飞扬的东西。觉着《干校六记》文字平实了些。（这多年阅读下来，才知道文字“修为”到这种地步，才真正需要“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后来购到了《春泥集》。当时读着也不觉怎么炫目。这是一本文论集，主要介绍了作者自己翻译的《堂吉诃德》等几部外国作品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文字依然平实，完全不是当时文艺评论的某某主义或咬嚼半天也不能绕出来的“出彩”东西。对《春泥集》的文章，虽感到扎实，可总还是想着这主义，观点“新鲜出炉”，以为读不大懂的高论是“进步”。
后来渐渐有了一点长进。对杨先生文章的稳实，细致，精微味道，体会深了，也更为喜欢了。《干校六记》、《春泥集》外，我还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回忆两篇》、《记钱锺书与〈围城〉》两个数十页的小册子（现在基本见不到这样的“小”了）；之后见到其著作便买：小说集《倒影集》，散文《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装帧别具一格，内容感人至深的《我们仨》，九六高龄的人生体悟《走到人生边上》……前不久为图阅读方便，又将与先前有些重复的《杂忆与杂写》两册购回。再后来还有先生译作《斐多》等等。不说了，比我搜罗全的读者大有人在。说说第一次求得杨先生题字本的事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忽然有了搜集作家签名本的莫大兴趣。此时参加工作，有点工资，可以多交一些给书店了。书多了，可最早想求到的，是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的签名。钱先生当时名声大噪，有些怕招他“烦”，便搞了个“曲线”。将《围城》和杨先生小说《倒影集》包起来，写了几句求签名的话，大着胆子寄往杨先生所在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去“瞎碰”。当时心里没有一点底。这样赫赫的人物，有空搭理你？事实当然不是我所想。不久，一个包封齐整，字迹漂亮的邮包寄来。打开，是钱锺书杨绛夫妇的签名。我知道那一辈人都善写毛笔，在短函里强调了这一点，两位先生给面子，均以毛笔题字签名。“喜出望外”，此时不是成语了。寄书的包封上，是杨绛先生端正加秀气的毛笔书写，看去太“舒服”了。不舍得弄破，从边上慢慢剪开，将整幅全数保存下来。后来虽然先后还麻烦到杨先生，可毕竟那是第一次，又是那样一个结果，所以印象极为深切。
一转眼，居然近三十年过去！几度迁移，搬来挪去，这个包封，总和我一批最珍视的物件在一起，有地方先行安置。今天，杨绛先生辞世消息传来，我将她的多部作品从书柜取出，将这个杨先生写了这许多字的包封取出，止不住的，眼睛湿热。包封上的字迹，依然醒目如初。我拍出照片，发给几位友人，均一致称赞。我与杨先生就那么不多的交往，有文有图，我就记下这一笔吧。
杨先生是高龄走的。从报刊上，常常读到她的文字外，就是她为钱锺书先生大量中外文札记整理的费心劳力的消息。现在，钱先生的绝大多数余稿已经出版，杨先生的愿望大都成为现实。依我的浅见，杨先生是无憾地走的。她虽然高龄，可一直在工作，对于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幸福境界。对于生命历程，杨先生曾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来譬喻：“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两句诗，绿原先生的翻译是：“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它一熄，我起身就走。”现在，杨先生“起身走了”。她去与钱先生，女儿钱瑗“我们仨”在一起了。对于喜爱他们的读者，我们大约应当虔诚双手合十，祈祝杨先生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