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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旧书店
我对有关书店的文章和书向来是有兴趣的。这种趣味就好比喜欢一本书，也就对写这本书的作者很感兴趣一样。今年夏初北京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朋友Z君约我同去观览，在硕大的博览会现场，我将不多感兴趣的书名记在纸上，其中一本便是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京都古书店风景》。这册闲书制作十分雅致，书系精装，彩印，纸张也上佳，装帧设计又加入了日式元素，特别是书中不少的书店照片，与文字相映成趣，令人爱不释手。此书作者苏枕书之前未曾熟悉，读毕全书大约可以看出，作者本系京都大学留学的爱书人，回国后写成了这册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在京都留学时常去的数家书店，计有朋友书店、井上书店、福田屋书店、富山房书店、善行堂、两家荻书房、紫阳书院、汇文堂、竹饱堂、其中堂、山崎书店、中井书房、菊雄书店、津田书店等。仅看作者介绍的这些书店的名目，乃是足可以把这册书作为爱书人漫游京都的导览册子，而从作者文字的简洁细腻方面来看，也是可以当成一册题材独特的散文集子吧。日本旧书店
对于日本的旧书与旧书铺子，读毕此书，我也是兴趣倍增。虽然至今未曾到过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对于这个民族的印象也是深刻的。记得读过一册《知日》的MOOK图书，其中一期便是名为《书之国》。通过这期MOOK，不难领略日本人在图书的印刷、设计、推广以及再利用方面，做得十分精细，其中旧书店也堪称一种独特的文化风景。虽然日本图书出版繁荣，但新书一般较为昂贵，由此便催生了数量繁多的各类旧书店。赫赫有名的便是东京的神保町古书店区，集中了一百七十多家的旧书店。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附近，则集中了不少的文史艺术类旧书店，苏枕书介绍的旧书店大多集中在京都大学附近。在这册《知日》杂志里，便也收录有两篇关于日本旧书店的文章，一篇系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吴伟明先生的《我和旧书有个约会》，所写便是他熟悉的东京神保町旧书和新兴起的旧书连锁机构BOOKOFF；另一篇便是《京都古书店风景》的作者苏枕书写的《洛中蠹鱼录》，所写便是有关京都旧书店的风景，洛中也便是京都的旧称。
谈日本旧书店便不得不提其特色之处。诸如日本旧书店的名称，便不是如我们所通称的旧书店，也不是台湾俗称的二手书店，而是如苏枕书在书名中所强调的“古书店”。在《洛中蠹鱼录》一文中，她对此也有所解释：“日本旧书店通常都叫做‘古本屋’，‘古本’常指‘二手书’‘旧书’，也包括‘古籍’。”其实用什么名称原本都是无所谓的，但若予以比较，则明显感到“古本”或“古书店”一类的称呼，还是更显古朴和典雅。不记得那位作家写过一篇游记，最感慨的便是日本的汉文化传统，乃是更为纯粹。而我读毕这册《京都古书店风景》，印象深刻的诸多方面，均是区别于习以常见的情景。其一即是旧书的标价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乃是读者关注的事情，也是很考验书店主人性格及其功力的事情，同样也能为读者购买旧书带来不少乐趣的事情。所谓淘旧书，一方面是找到感兴趣或心仪的旧书，另一方面或许便是能够有检漏奇遇，或者说比较合理公道的价格买到自己期待已久的书籍，颇有如愿以偿的感受。这也是购买旧书区别新书最大的区别之一。
对于日本旧书店的标价，旅日多年的李长声先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旧书的标价》，其中写道：“旧书店的标价旧书是一种技能，凭的是经验和感觉，所标价格也就带上店家的个性。”而在苏枕书的这册《京都古书店风景》中，便写道了福田书屋主人关于标价的内容，原来作者去这家书店淘书，许久没有见到店主的儿子，一问情况才知道，店主的儿子专门去学古文书了，因为他的理想便是要做古籍生意，因此必须在老店做上几年的学徒才敢来挂牌露面。这家店主不同意当前很多人为图方便，先在网络上搜搜别人家的书店的价格，然后再折中取一个价格的做法。而在他看来，只有真正懂得了书籍自身具备的价值，也才能为其找到真正合适的价格。由此也可见日本部分旧书店对于标价这个问题的重视：“他们经受过专门的训练，对旧书很熟悉。从识别版本、分类、标价，到给客人包书皮这样的细节，都很专业。现在很多人开店，常常对书价把握不确。或定价奇高，或把有价值的好本子混入普通书区，令客人捉摸不透。”
日本旧书店的标价，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这是我在这册《京都古书店风景》中的一张照片中看到的。在关于此书的竹饱楼书店的内容中，有一张店主和他的儿子的合影照片，背后则是书店里层层叠叠的古本旧书，而每一张旧书上都有一张竖条的纸张，上面用毛笔写着相关的内容，但具体并不清楚。关于这个标价的短签的问题，苏枕书并未提及，后来我偶然翻阅日本人迟谷伊佐夫（ISAO IKEGAYA）的《神保町书蟲》，发现其中便有一节，名为“短签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日本旧书的这个独特现象，不妨抄来：“所谓短签，古书的行家一听便知，指的当然不是七夕或写俳句时用的那种纸片，而是缠在旧书上，写着书名和价格，形势特殊的那张细长形纸条。几年前，我就开始保存这类短签以及各家古书店的标签。理由无他，不过是因为发现者短签也能显示出各家的个性，十分有趣，尤其是短签上的文字。有店家的短签上，是墨痕历历、行云流水的粗体字；有的则是独具风格的特殊字体。大多数的古书店都习惯用签字笔或改良式毛笔书写，而北区的红谷书店却对灰色纸条配上红墨水的写法情有独钟。还有日暮书肆老板用他独具风格的字体写成每期的藏书目录，更是我日夜期盼的典藏。”
日本旧书店的另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地方，乃是其服务之体贴。苏枕书在这册《京都古书店风景》中也多次提及书店服务之优良，诸如京都的旧书店大多择地清幽，虽然空间也多是比较逼仄，但窗明几净，布设温馨，店主更是待客亲切，同时还提供包书皮等免费服务。诸如书中写及的朋友书店，便是这般情形：“神乐冈八番地党内‘去市略远’，如今虽走几步即有超市、便利店，然而仍极清幽。半山腰有一家门面朝大文字山的朋友书店，专售东洋学相关书籍。”再如写其内部环境：“柜台里是一间办公室，三两位工作人员埋头理书，见有人来，会默默出来为你开灯，又悄声回去。室内堆满书籍，书架间仅容一身挪转。墙边有折叠梯，可自取。店里客人很少，非常静。我常常只看不买，觉得不好意思时也买过几本图书目录。”由此，也便不难理解下面的这一触动人心的购书经历了：“某个下雪的夜里，放学回家。本已走过一段，却又被店里柔光照拂的书墙吸引，转身过去。角落里有些书本久无人光顾，覆了薄薄灰尘，不知它们几时到此，又与我相遇，心里一动。那两本价格并不低的《国朝宫史》和《国朝宫史续编》就是在这样的恍惚间买下。”
关于旧书店服务之体贴，以上所谈不过是较为表面的事情。苏枕书在书中写到了菊雄书店的一个古旧书目的细节，令我很感兴趣：“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以来，菊雄书店定期出版旧书目录，叫做《纸鱼之讯》，买不起书至少也可浏览目录。”其实，我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纸鱼书讯》的细节，因为这是一般书店所无法做到的。可惜作者所谈不多。倒是忽然记得台湾大学林文月教授在《京都的古书铺》一文中，就曾特别提及这种旧书的目录：“几乎规模较大的古书铺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印出书籍名单和价格，分送给各学校或经常买书的人士。这样可以让你省去亲劳往返或费神寻找。你只需按着他们编排整体的目录看下去，圈出自己想要的书，再去购买便可。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老主顾，只要拨一拨电话，告诉书店那些想买的书名，他们便会派人送到府上来。”林文月曾在日本访学一年，归来写成了散文名作《京都一年》。她说东京神田区的古书铺经常将书目寄给京都的学者们，而京都的书铺也会把自己的目录寄给东京的学者们。由此，我又忽然想起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曾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关于日本旧书店的文章，谈的正是这个不太起眼的问题。
很快在网上搜到了缪哲先生的这篇文章《一诚堂书目》，果然谈的正是日本旧书店独具特色的免费书目。一诚堂书店位于日本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肆，内售书籍多与历史、考古及艺术有关，其中在它的一楼柜台上，便有一本免费的书目。没想到从京都回到国内的缪哲，居然定期收到这家书店寄来的书目。“我忘了当时什么居心，竟给人家留地址，仿佛‘今生富贵犹有命’似的。于是两册厚厚的书目，就一春一求，从扶桑而来。无事闲翻翻，作‘屠门大嚼’之乐，自是一得，但于‘晓夷情’，‘达夷务’，也不为无补。”更让缪哲惊叹的，不仅仅是这种温暖的服务，还有所列书目的庞杂与稀见。诸如他手中的一册《一诚堂书目》，便有一千七百余种书。稍作统计，涉及日本三十五页，亚洲与北亚二页，东亚九页，东南亚三页，中亚五页，印度与佛教五页，中东、近东与伊斯兰四页，东亚艺术与考古六页，古地图、旅行、航海与探险十四页，希腊、罗马与东方三十七页，西洋美术九页，杂类三十页，而其中所列举的书籍也是少见的，诸如其随手看到的一册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纳西族的迷信及相关仪式》（THE NA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查遍了北大图书馆和国内几家知名大学的图书馆，皆是“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关于日本旧书店的书籍品类之丰富，乃是我所关注和颇感兴趣的另一个方面。对此一点，周作人早就写过一篇颇为有名的散文《东京的书店》，收入他的散文集《瓜豆集》。周氏在文中感念他在日本留学时受益于这些旧书店的往事，诸如他专门谈到的丸善书店、郁文书店、相模屋旧书店等数家。他在这些书店中曾购买过圣滋伯利（G.SAINTSBURY）的《英国文学小史》和泰纳的英译本四册，以及丹麦安徒生的童话、英国安特路朗的杂文、维斯内玛克的《道德观念发达史》、部丘的关于希腊的诸讲义、勃澜兑斯的《十九世纪名人论》、丹麦波耶生（H.H.BOYESEN）的英文译著《斯甘地那微亚文学论集》，等等，这些书不少被周氏称为“愉快的消遣与切实的教导”。最令周氏感念的，则是在日本旧书店里买到了后来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蔼理斯的著述，在此文中他如此感叹道：“末了最重要的是蔼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七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简洁。古人学艺往往因了一件事物忽然醒悟，与学道一样，如学写自的见路上的蛇或雨中在柳枝下往上跳的蛙而悟，是也。”
关于在旧书店买到称心的书籍的事情，仅举周氏一事本已足够。但走笔至此，倒是忽然想到复旦大学戴燕教授于二○一二年写就的一篇文章《日译者眼中的“知日派”》，其中写了她在日本京都旧书店访书的事情，乃也与周氏有关，想来也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不妨再抄一回：“今年的初夏时节，我从东京返回京都的那一天，不巧遇上台风。大雨倾盆，无处可去，只得猫在附近的京都大学生协书店，看书、选书。有旧书店在这儿联展，摊上正好摆着松枝茂夫编译的《周作人文艺随笔抄》，是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富山房的百科文库本（一一〇）。书的价钱不低，纸张脆黄，封面有一侧脱落，但玻璃纸小心翼翼地衬托着。我犹豫了一下，最终决定还是把它买下来。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确定的记忆，大概在哪儿看过有人说一九九六年新版的《周作人随笔》里，不知什么缘故，拿掉了译者的‘解说’。那么这一旧本，多少就有了一点保留历史遗迹的价值。”松枝茂夫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过周作人的多册随笔文集，包括收入《东京的书店》一文的散文集《瓜豆集》。松枝茂夫还写过一篇《周作人先生》，曾附录在这册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周作人文艺随笔抄》中，也收录在两卷本《松枝茂夫文集》的第二卷之中，戴燕说她后来在上海看到了这套文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