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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颇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知难，行亦不易”。此言一出，立刻遭来党国人士的群起攻之。他们的不能容忍，并非手中握有足够的真理可以证明胡适乃是谬论，而是小子竟敢置疑国父！如此胡适自然难以骂倒，他的观点倒因此为更多的人所注意，甚至他的“甲难，乙亦不易”的句式也流行开来。多年后抗战爆发，胡兰成还曾借用此句式，写过一篇“战难，和亦不易”的文章。而我们眼下所要做的，可以说是将“知”与“行”二者联系起来，亦即循迹于胡适的人生脚步，画一张他的私人地图。换句话说，是用“行”的方式、通过“行”的过程来了解、感知传主。
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虽然信奉者甚夥，可基本上就是一句废话——关于“出名”的道理那还用说吗？世上还有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呢？不用说的话，还不就是废话吗。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临的问题是欲出名而不得的苦恼，而不是出名早好还是晚好的纠结，或是明明可以早出名而偏要押晚。不知张爱玲话中的思想是来自小时候就有的对出名的渴望，还是耳闻林语堂胡适出名的故事？
当今人们对于出名的热情超越了以往任何朝代，原因是伴随出名而来的物质与非物质利益前所未有地巨大，以至出名被视为成功的终极形式，被无数的人梦寐以求，而出名之心迫不及待，当然越早越好。这一点，显然与胡适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有些差别了。
人们说到胡适的出名，都喜欢用一句“暴得大名”来形容，细品始作甬者原意，是含有不屑在内的，仿佛巨大的名声之于胡适，是陌上行被春风撞了个满怀。反映出那年代的人们蔑视轻易与弄巧搏取名声的“出名观”，尽管并没有说中胡适。
胡适的出名，既非一夕陡然成就，也不是年少偶得便宜。首先，他的出名之因，是怀着改革传统的宏愿的，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与为什么；其次，他的出名之途有过踽踽独行的时刻，有过苦闷的历程，他的名诗《两只蝴蝶》就是那时郁郁心境下的产物；其次，他的白话文主张开始并不被朋友们所认同，他的争辩淹没在朋友们狠狠地挖苦声中。他发表于世振聋发聩的《文学改良刍议》时虚龄二十七岁，年纪已经不算太轻了——在那个年代，这年龄已是两三个孩子的父亲的人并不少见。还有一点，有必要特别提示，即他的成名，不是“预则立”的结果，不是求仁得仁式的初愿终偿。
对于胡适的成名，如同对于他的博士学位一样，好些人是不服气的，所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而胡适并不是一个线条粗到可以中漏一切訾议的人，尽管他一方面努力要求自己对别的人挑刺“不生气”，却最终还是在克服生气的过程中倒了下去。
总之出名对于胡适来说，并非是一件可以漠然处之的事情。有人曾对教育家黄炎培的出名不以为然，问胡适黄氏何德何能何以享此大名，胡适一时不能答。若换了个人，也许会将此问题只是作为朋友间的随便一说而转身置之脑后，胡适却过后细思量，还把思索写在了日记里。他的答案是，黄炎培是在人们都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事。而且推及其他，认为许多人的功成名就，都是因为在别人都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事。胡适自己的成名，是也可以套用此公式，或也可以将此视为他对自己成名的评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现在怕是没有人肯信的了。人在出名尤其出了大名之后，或拥有某种权力，或得到不少便利，或获取一些机会，社会上许多资源会向其打开绿色通道，这种时候，其品行、德性、能力等等这些内在的东西就更容易显现出来，不啻给作者增加了观察了解的机会。胡适被名气与名声纠缠了一辈子，他是既乐在其中，又苦在其中；既因名得福，也为名所累，他的人生的独特性甚至由此而来，他的人生地图也因此更显得五彩斑斓。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一介书生家国梦：胡适人生地图》，李伶伶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一月版，定价：四十六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