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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原名梅杰，湖北黄梅人。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童书识小录》、《而立小集》、《梅光迪年谱》，编有《许君远文存》《梅光迪文存》《绮情楼杂记》《文学演讲集》《蕙芳日记·芸兰日记》《醒睡录》等。
《醒睡录》的价值与影响
《醒睡录》作为一部晚清的笔记体实录，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还将继续扩大，它的价值正渐渐为人所知。其史料保存之功，不胜枚举。
首先，在《醒睡录》里可以找到大量村镇的名字，尤其是作者所在的黄梅的各村镇。邓文滨将目光投向了底层百姓，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困顿与苦痛。这在古代文人笔记中是极其罕见的。这是《醒睡录》作为一部文人笔记最闪光的地方，也与作者的底层乡绅身份相契合，因为他具备了与底层百姓接触的生活基础。
其次，《醒睡录》对于研究晚清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目前学术界在研究太平天国时，虽对《醒睡录》还不够重视，但亦有学者从中择取史料。邓文滨为一乡绅，曾筑万家堡以抵制太平军，在书中处处都称太平军为“粤逆”，但他的记载却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研究太平天国提供了一些史实。
如《哭不以济事》：“咸丰三年冬，粤逆由扬州两淮至大河南北，扰山东山西界，回窜天津卫，有窃窥宸垣意，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时上初服，英武明断，召王公四辅六部九卿等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胡桃。上曰：‘哭不足以济事，要备长策。’”结合太平天国史实，当为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一事。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讷相临洺关之败》也载：“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见出北伐之初的强劲锋芒。如果太平天国支持北伐，林凤祥等或不至于早早战死。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是固守南京，还是挥师北伐，这一关键的决策，领导层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最终龟缩于南京，其日后的失败命运由此似可见一斑。
再如《卖脱父亲能抵课》：“吾乡自粤逆猖獗，贫民多挟贼凌富，而佃风大坏，舞弊名色多……是区区者能有几何？……此种佃风，除山业外，阖邑皆然，而西北乡尤甚。西北之中，而金陵、元角、什村、茶儿等镇尤甚。”另一则笔记显示太平军驻扎黄梅时，百姓皆抗交租税，此一作风甚至延续至光绪初年。这种现象与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或有极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耕者有其田”，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从《醒睡录》反映的民间种种现象来看，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分土地虽然并未实行，但自《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以后，一些农民却夺得了部分土地，并敢于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粮纳租。
《醒睡录》中也有直接反映太平天国的史料。如《独秀峰壁题三十首》之末附有湘军大将李元度《招石逆降书四千言》一文。单从保存这一篇文章而言，就功莫大焉。何况此文对于研究石达开具有极大的价值。此文虽也曾在光绪十三年《金陵兵事汇略》（李圭著）中有所收录，但邓文滨的文本更详实、可靠，且早于《金陵兵事汇略》二十年。而邓文滨记录此招降书，离招降书的创作时间不到十年，更为接近历史现场。招降书内提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并称为“去年”之事，可见此书作于咸丰七年。此时正值“天京事变”之后不久。清廷洞悉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招降书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历史证明，石达开终究不为所动，体现了一代名将的风范。《招石逆降书》成为“天京事变”余波的重要证据，也成为太平天国史上一段重要的史料。如果没有《醒睡录》如此详细地记载，中国战争史上将少了这一份招降书。
再次，《醒睡录》具有一定的诗话特征，为我们研究文学史提供一些史料。比如，《霰雪》载：“道光二十一年仲冬月初一至初十大雪十昼夜。先三日狂风暴烈，积霰五寸许，地面坚凝如铁。后七日，积雪厚者盈丈，浅亦五六尺，摧民房无算。间有存者，不得其门出入。缺薪菜盐米，缶釜皆凝裂粉碎，饿毙无算。邑万家山农夫李某亲迎與夫及新郎夫妇，雪拥宿于路。其父持火迎接，没雪中，逾数日，始寻其尸。城内罢市，邑令雇人挑挖，冰雪中尸骸枕藉，皆行人冻僵而自殣于雪中者也。邑孝廉蒋酉泉（恩濊）有《挑雪辞》数百言，辛酸令人不忍卒读。湖濵渡船，始为冰隔，继为雪拥，人遥望不能设法救解，冻饿压沉而死者，不知凡几。阅月余而冰雪始泮，鸟兽死者山积，一奇灾也。然自后屡得丰年。”文后即附黄梅举人蒋恩濊的长诗《挑雪辞》，其中有云：“挑雪雪已冻，挖雪声砰粼。一儿忽叫呼，弃鉏走且奔。拉众前往视，鉏下雪深乃有冻死人。”的确感人至深，不禁泪下。蒋恩濊著有传世名作《青灯泪》，对吴宓、汤用彤影响很大，汤用彤自谓一家人皆可背诵。如若不是《醒睡录》记下《挑雪辞》，吾人更将何处找寻？
世人皆知一副名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它的作者是谁却说法不一，一般都公认为是蒲松龄所作。而《醒睡录》中《掇取科名要志坚》却说：“吾邑前明孝廉胡寄垣初入学，试下等，愤甚，即登楼读书，不下梯者三年。自题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汉；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遂吞吴。’后数年遂中。楚北广济金会公嘉德居龙坪市，未第时，门前春联云：‘龙坪千数家，富过我，穷莫过我；鹏程九万里，时让人，志不让人。’年六十，中会元，为名太史。”胡寄垣为明代人，而蒲松龄为清代人，如为胡寄垣所作，则肯定早于蒲松龄。这一则不经意的史料，又我们解开作者之谜。
如果要说《醒睡录》的影响，这里可举钱锺书曾引用该书为例。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换句话说，他们用到fleshy，bony（多肉的，多骨的）等等，都是指文章的变态说，不是指文章的常态说，不仅说文章有肉有骨，还说文章肉肥如豕或骨瘦如豺，不但是存在判断，并且是价值判断，是善恶美丑的批评，不是有无是非的描写。”然后，钱锺书在“骨瘦如豺”下自注道：“依照《醒睡录》中故事，改柴作豺，与豕相配。”让人忍俊不禁。据查阅《醒睡录》，《有眼難分黑白地》一则当首即云：“某中丞，年逾六旬瘦如豺，鬚髭旁出，若貓虎狀。”可见钱锺书所引不假。另外，民国学者王伯祥在其所著《庋榢偶识》一书也对《醒睡录》进行了专文介绍。
《中国丛书综录》曾将《醒睡录》列于小说家类，认为它是一本清末传奇小说集，并称“是书分十卷，卷一为序文、题词、例言、总目等，卷二起为正文，分天地、世运、人事、人物、鬼神五类。……序文有同治七年自记，称本书系忆儿时所记可泣、可歌、可惊、可愕、可嬉笑怒骂、可痛哭太息之事而为。”可见在一些目录学著作里，也未将《醒睡录》遗漏。
从黄梅一邑的文献角度看，笔记体著作最富价值且负盛名的当属喻文鏊之《考田诗话》、邓文滨之《醒睡录》和喻血轮之《绮情楼杂记》。此三书皆能将时代与地域相结合，成为可读性极强的笔记体著作。
《醒睡录》的版本情况
《醒睡录》自问世以来，公开印行出版大致有四五次。初印本为同治七年刻本，上海申报馆版。光绪初年仍由上海申报馆推出铅印仿聚珍版。目前在孔夫子旧书网查得两种申报馆本，一为“申报馆仿聚珍板印”，一为“申报馆仿聚珍版式重印”，此二种版本内文版式相同，均为一函六册十卷。入民国后，一九三五年大达图书供应社又推出新版，由周去病配以新式标点。一九七○年，台湾广文书局又将此书影印再版，使用的底本即为大达图书供应社版。综以上情况看来，《醒睡录》其实只有两种版本，一为晚清之申报馆本，一为民国之大达图书供应社版。
大达图书供应社版有一则《小引》，或为出版者所写，亦或为标点者周去病执笔，以后者可能性为大。此文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此书亦不无参考价值，兹全录如下：
南阳邓文滨先生为清末知名之士，丰于才而悭于遇，遂无意进取，以著作自娱。此《醒睡录》之所由作也。上自天地阴阳之和，中至世运否泰之交，下逮人物妍媸之象，旁及神鬼善恶之兆；凡可歌可泣，足式足矜之事，莫不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名曰醒睡云者，盖欲扶正抑邪，拨乱反治；诛奸回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使梦梦者知所惊觉耳。全书虽分十卷，而以序文、题词、例言、总目等占一卷，实九卷也。又例言内只分天地、世运、人物、鬼神四项，而本文内则多人事一项，殊与体例有乘，并为更正。
作者生于清之末叶，字里行间，颇多封建思想；而目洪杨为逆，尤无民族观念，然皆受时代与政体之影响，不足为《醒睡录》本身病也。是书最足引人注意者，厥惟民间疾苦之描写，与夫忠孝节义之阐扬，所谓寄劝惩于贞淫，寓褒贬于善恶也。读无颜见黄青天，及不怕死的铁汉两则，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挑雪辞数百言，则尤绘声绘色，一字一泪，俨然一幅郑侠所绘饥民流离图也。幸读毋以是书为笔记小说之流，而等闲视之，则《醒睡录》之作为不虚矣。
然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醒睡录》有作者自记作于同治七年夏，又有同邑举人洪联芳（黄梅下乡名士黄齐惠之外甥兼女婿、贡生黄森书之妹夫，黄森书即为吾外大父黄华德之曾祖父）所作序言，据序言云“岁戊辰，始亲光霁”，“戊辰”当为同治七年，而洪联芳则于同治六年中举。由此可以看出《醒睡录》初刻本不会早于同治七年。但据现存民国版《醒睡录》却有几则提及光绪年间之事，最晚至光绪七年。
如《迅雷频击天有眼》：“某县令署梅三年，倚当路声势，门丁用事，无政不苛。光绪六年，邑东北乡，蛟水陡起，城地几成泽国。士民呈灾，视为儿戏。上岸天怒，雷击衙署者三，本官须发俱焚，蛟水甫退，虎入城市，闻者无不骇栗。”
再如《数月不毙地无皮》：“光绪六年冬，梅令某，江西万载人，贪酷异常，每听一狱，未运动者，两造皆责惩。士民有善辩者，令叱曰：‘天下只有蛮官府，哪有蛮百姓？赶下去！”其子在侧云：‘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此语敢明目张胆言之，可想见矣。次年元旦，行香朝贺，某门斗家猪一口，奔随此公舆下，隶役叱逐不退，直入衙。饲猪者乞领，欲重罚，不果，竟宰之。阅数月，因前署某县得赃数千事觉，檄提甚急，遂自毙。忆咸丰初，莅梅者某，有猪随舆故事，后为邻匪戕，此公得保首领，亦幸矣哉！”
据笔者检索国家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的馆藏信息，确有“同治刻本”，亦是一函六册，或为记录有误，或为初刻本仅有部分内容。因笔者未曾亲见“同治刻本”，未敢轻言有无。但申报馆自光绪以后至少梓行两次，则毫无疑问。
丙申年作于黄梅朗山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