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先生像
端木恺，一九〇三年生，亦名端木铁恺，字铸秋。父亲端木璜生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早期党员，追随孙中山革命，陆军少将军衔。端木恺自幼读书，聪明过人。童年是在当涂度过的，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九二〇年六月入复旦大学，一九二五年七月获复旦大学文学士学位（社会科政治学门）。一九二二年六月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法学院，一九二五年七月获法学士学位。一九二五年八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说密西根大学）留学，因财政困难，九月改入纽约大学。一九二七年六月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后来的多方面成就。
端木璜生暮年虽身居台湾，而落叶归根、思乡之情甚切。他联络寓居海外的当涂县老乡，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措，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以乾隆十五年《当涂县志》为蓝本，作了断句、标点、补正工作，历时八个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部，约六十余万字，端木恺为之题签。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在台北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二〇〇四年五月六日，台湾东吴大学举办“一位政治家、律师、教育家的风范——端木恺先生纪念座谈会”，邀请故旧贤达、校友、社会人士齐聚一堂，追念端木恺的志业及事绩。座谈会对这位东吴大学的前校长，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也可以说是盖棺论定：他对于当代中国的贡献卓著，总在国家需要他时担负重责却在事成后辞官；在律师一职上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正义奋斗；教育志业上，他将自己辞世前最宝贵的十八年及身后的财产家当都给了东吴大学。
官场飘零：文人从政的典范
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参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由南京迁往汉口，他临危受命出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一九三八年去职随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赴汉口仍任行政院参事。一九四一年任行政院会计长，一九四二年后任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一九四五年四月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任行政院粮食部政务次长。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国大代表身份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再次复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一九四八年七月，任司法院秘书长，同年十二月任行政院秘书长。一九四九年任孙科内阁秘书长。一九四九年四月全家迁到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任台湾斐陶斐荣誉学会会长。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为国民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
在大陆为官期间，正处日本侵华战争的动荡时期。为了国家利益，他出任过许多职务，不论位置高低、有无职权，都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可以说是文人从政的典范。《陈克文日记》记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改组苏皖地方政府，端木恺被任命为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次日“铸秋于今晨与蒋雨岩赴皖就职。”
律师经历：伸公道而重人权
一九四六年，因政见不同和派系斗争，辞职移住上海，开办了“端木恺律师事务所”。随后，义务为汪精卫子、婿等辩护。当时这些人背负“汉奸”叛国罪名，为其做辩护律师，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也许，端木恺对汪精卫的才情是赞赏的，与其也有一定的交往。一九七二年七月，香港出版的《掌故》杂志刊发了署名“用五”的《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一文，其中写道，“二十七年九月七日：汪先生邀晚饭，客人多外交职员，行政院秘书处仅余及端木恺两人，席间谈到最近国际联盟大会，及其他有关抗战问题，汪先生酒量好，意兴亦甚豪。”为感念这份情谊，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在狮子口监狱中手抄《双照楼诗词稿》赠送，颂扬他“伸公道而重人权，明是非而雪冤抑”。在那个年代中，此举正表现出“人权律师”的时代先锋。台湾期间他离开公职之后，仍然重拾律师本行，办理民、刑重要讼案无数。如一九六五年洪炎秋、徐复观、余纪忠被李敖控诽谤案；一九六六年，琼瑶小说改拍电影未履约追究案等。淡泊名利的他将执业律师的收入捐给学校。
治校生涯：永远的校长
留学归来，他先后担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政校、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后一直在政府任职。一九五一年东吴校友倡议在台复校，他便把他的私人住宅作抵押。从一九六九年担任东吴校长后，即将其住宅立据捐赠给东吴大学，任内增设十二个学系、七个研究所、三个博士班，图书馆、哲生楼、音乐馆及教师研究大楼等校舍相继建成。成立音乐系之初因缺钢琴，就把家中钢琴搬到系上使用。在任内公开宣布不支领校内任何薪俸，座车自备，在各单位未装冷气前，校长室不装冷气。任内十四年间，擘划经营，不遗余力，在筚路篮缕的年代中，因为他艰苦卓绝，牺牲奉献的精神，为东吴大学的规模奠定良好的基础。他培育英才无数，缔造了办学佳绩，赢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蒋孝严在回忆录《蒋家门外的孩子》中提及，“孝慈学成后，回到母校东吴教书，没几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现不错，另外受到端木恺校长的提携，逐步升任法学院院长，最后出任东吴大学校长。”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教授认为，他以无私的奉献，留给后代一所务实、开明而臻于完整的学府。一九九四年,东吴大学特将城中校区第二大楼命名为“铸秋大楼”,以示纪念,后来还专门设立了“端木恺讲座”、“端木恺比较法学奖”、“端木铸秋法学研究基金”。
端木校长
朋友情谊：无声处有情怀
一九四六年储安平创办《观察》，共有款项两百四十股，每股五万元，端木恺入股十股。储安平在一九三〇年代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时与端木恺相识。一九三六年储安平出国，端木恺曾亲自到码头相送。抗战期间，在陪都的储安平经常到端木恺家中做客。在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出版的《端木恺校长纪念集——纪念先生一百晋一岁冥诞》中，端木恺的女儿提到，其父为储安平的抱负所感动，拿出了十根金条资助其办刊，并且不算投资，只算赠送。这十根金条对《观察》的筹办以及顺利运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一九六〇年蒋梦麟认识了徐贤乐，不久就互相论及婚嫁。这事在他们亲友中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而在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中，几乎都是不赞成，就连胡适也持反对意见。蒋梦麟坚持要与徐贤乐再婚。不便举行公开婚礼，便改为家庭式秘密婚礼。一九六一年年七月十八日，婚礼由端木恺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分任双方介绍人，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礼就算完成了。蒋梦麟时年七十五岁，而徐贤乐也已五十四岁了。在二人结婚一年多后，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蒋梦麟委托他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
蒋碧薇致端木恺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