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重庆与《梧桐影》缘分匪浅
第一次也许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见面，因为那时只是我知道他，而他却并不知道我。那是二〇〇六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那时我正在湖州师院求学，大二吧，有一天上午全班同学被安排去参加校内刚落成的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记得当天太阳颇毒辣，又临近晌午，隐约就听到有一位女同学在私底下抱怨。这样的活动对我而言还是很有兴致参加的，因为之前早就听说过“徐重庆”这个名字，所以仪式上当好几位嘉宾在发言中反复提到他时，我就在人群中注意到了他。只见他穿着质朴，头发略长，举止从容，表情沉着镇定，气质与别人有很大不同。事后才知道，两赵纪念馆的建成，他居中出力不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向赵萝蕤提出用故乡的故居建一所赵紫宸纪念馆的设想。一九九二年，赵萝蕤还为此携胞弟赵景心专程赴湖州与他会面协商。只可惜当年引进名人资源的意识还很淡薄，此事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待纪念馆尘埃落定之时，当事人之一的赵萝蕤早已于一九九八年离开了人世。
求学时代，我还懵懂无知，自然没有勇气主动去结交像徐先生这样的文化人。但我对他的关注却没有停止过，包括后来知道也是因为他的牵线，画家沈左尧才最终决定将个人的收藏和作品整体捐献给了湖州师院。只是这个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记忆深刻的一点是发现人们会用“名士”这个词来介绍他。这个颇为古老的称呼，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只会用在古人的身上。
二〇〇八年我从湖州师院毕业后，选择到桐乡定居。虽离开了湖州，但仍与几位老师保持联系，其中一位就是师院图书馆馆长王增清研究员。正是通过王老师的引荐，我才得以结识徐重庆先生，包括王老师在内，湖州文化人多数都尊称他为“徐先生”。此后我们书来信往，彼此惦记，就成了谈文论艺的忘年交。
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即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是在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那天我应师院文学院之邀，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交流悦读心得，讲座是在晚上，结束后由潘明福老师作陪夜访人间过路书斋，正式拜会神交已久的徐先生。到他家时记得已将近十时，这个见面时间是王增清老师帮我约定的。据他说徐先生的作息时间一般是凌晨入睡至中午醒来，下午接待源源不断的访客，晚间才得以留出时间读书和写作。因我是不速之客，自然破例夜谈。
迈进徐先生的家门，我才真正理解了人间过路书斋的涵义。据钟桂松先生说，一九八二年他第一次去徐先生家，徐先生还在睡觉，而床就放在一个过道上，里面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他睡觉的地方。这就是他的书斋名的出处。如今徐先生在几年前购置了新房，但还是把所有的房间留给了他的藏书。不到一百平米的房子，客厅和三个房间都放满了书，其中客厅和一个房间的书都还在纸箱里未及整理。徐先生的书桌就安放在客厅靠墙的一角，而他休息用的小床就放在厨房边上，紧挨着大门。潘老师说他是把最好的位置都让给了他心爱的书籍，自己则偏居一隅，不改其乐。
我们的话题从他最关心的《梧桐影》办刊经费聊起，他曾在给我的信中提出一个众筹的法子，后因存在一定操作层面上的障碍而作罢。随后听他讲述文坛掌故，说到章克标、周作人、黄萍荪等人的晚景凄凉，感慨不已。他对周作人的附逆也有自己的看法，特举出许宝骙的说法，为周叫屈。向他询问了陈梦家所藏明清家具回乡的经过，因他是牵线人，说得十分详细。徐先生以一介布衣文士为湖州的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一般人所不能轻易办到的。而更加可贵的是，他对此事中自己所发挥的作用向来是轻描淡写，从中愈加可见其公益之心。到了闻名遐迩的人间过路书斋自然还要请主人做向导，带我们参观他的藏书。他给我们看了自己的一些珍藏，都放在有门的书柜里。其中尤以港台的书刊收得最为齐全，如《传记文学》和《大成》、《大人》等杂志，一本不差，真是蔚为大观。
因时间已晚，不便打搅太久，于是起身告别。临走前请徐先生在我带去的《文苑散叶》上题签。此书是从湖州的一家旧书店淘到的，因失校颇多，他在题词中对出版社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又请他在我带去的留言簿上题词，他不假思索，写了“纸墨寿于金石”六个字，并加盖了姓名章。徐先生还持赠一册《绍兴乡土语文读本》，此书因由他牵线促成，遂得了几册样书。最后不忘允诺会将手上沈苇窗的另一封书信写成一文，这就是他随后寄给我的《再谈沈苇窗的一封遗札》，发表在了《梧桐影》第四期，后来被我收录《桐溪书声：〈梧桐影〉文选》中。他曾在一封给我的信中承诺，凡是给《梧桐影》的文章都会用第一手资料写成，他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我与徐重庆先生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靠书信和电话，病倒前的见面仅此两次。之后我前往探病，他手不能写，口不能言，只能用点头向我示意。他对我及拙编《梧桐影》的情谊，实在无法用文字去简单描述。今先草成此文，寄望他能早日康复，我们好再续书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