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冯勤：《晚晴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出版》序
张人凤（上海）
《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出版》序
张人凤（上海）
柳和城兄拟将近三十年研究先祖父张元济先生的论文和许多资料评述、掌故介绍等文章结集成书。
先祖父一生以编书、印书、著书、访书、藏书为中心，故书名曰《书里书外——张元济与近代中国出版》，恰是点到真谛之处。
与和城兄的交往，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彼时先父着手主编《张元济年谱》，约请和城兄与陈梦熊兄一同参加，而我则受命以从事资料收集、摘录为主，将收集到的资料抄录以后，送交和城兄，并一起商讨资料的考证和使用，最后由他下笔成文。
十多年后，在原来四位合作者中一位去世，一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我与和城兄再次合作，把原来的《年谱》扩为《年谱长编》，容量增加一倍有余，由上海交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年来，和城兄笔耕不断，除了上述年谱一类大部头书籍之外，又写过为数可观的文章。仅编入《书里书外》的张元济研究文章而言，已经达到了九十余篇。
从编入本书的文章看到，和城兄为学之道的最基本点是刻苦寻找和努力挖掘可靠史料，言必有据，据必有注，给读者以切实可信的感觉。以此为基础，经过严密的思索和推理，得出最合乎或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结论。
《张元济东瀛访书和海外遗珍的流布》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从多方面的史料中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几卷商务印书馆遗存的老档案里，发现了张元济先生与多位日本汉学家的往来信件，正是这批信件，使得一九二八年东瀛访书的历史面貌更趋清晰和完整。他的这篇论文，被历史学教授邹振环兄誉为“比专业还专业”。
另一篇题为《〈四部丛刊〉未刊书目考略》，也以同样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周密的思维，演绎出了张元济先生一九三六年前后编辑出版《四部丛刊四编》计划的原貌。
他的论文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有望的今天，很快引起目光敏锐的出版公司的注意，最后经过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首肯，张元济先生这份因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而被迫中断的计划，在八十年后终于能成为现实。 和城兄在关注先祖父事业和学术研究这些严肃的课题之外，也关注他的“八小时以外”。
《张元济与昆曲》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先祖父业余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爱好：对昆曲剧本的研究、收集和出版，对明清传奇文学特有的喜好，对处于濒临绝响困境中的昆曲给予援手，以及当年观看演出的细节记述等，构成为一篇极具可读性的文章。
和城兄还善于发掘和抓住一些往往被人忽略的细节，把它们复原或重现，《张元济题签的“唐调”唱片说明书》就是从唐文治先生吟诵唱片说明书上看到先祖父题的签而引出的一则历史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迁居后路程遥远等困难条件的出现，和城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日复一日在夫人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寻找读者很少问津的一个世纪前的出版物，硬是把这些商务清末君主立宪时期出版的政法书籍翻了出来，从而纠正了某“权威人士”的说法。这正该是我们应向和城兄致以敬意的地方。
今本书行将付梓，嘱为序言，就举几篇文章为例，将这本《书里书外》介绍给读者，愿与读者共享之。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出版》自序
柳和城（上海）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上海乃至全中国过去最大的两家出版机构。因我家外公曾在中华书局任职，因此我从小就听说中华书局的名字，虽则外公送我的书里有商务印书馆《幼童文库》等儿童读物，父亲的科技读物中也有商务出的书，然而对商务知之甚少。
我高中毕业后，因足有残疾，渡过几年待业生涯，后来当了会计，然而我喜欢读书的习惯没变，当时没有别的书可读，只能读鲁迅。从鲁迅和现代作家书里开始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大名，至于它的历史与相关出版家仍不甚了了。
我高中毕业后，因足有残疾，渡过几年待业生涯，后来当了会计，然而我喜欢读书的习惯没变，当时没有别的书可读，只能读鲁迅。从鲁迅和现代作家书里开始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大名，至于它的历史与相关出版家仍不甚了了。
读了鲁迅，有点感想，写了几篇“豆腐干”文章，居然在报刊上发表了。有老同学介绍我认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梦熊先生。由梦熊兄引荐认识了张树年老先生，可以说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
张老是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哲嗣，一九八〇年代初，张老正在计划编著其父年谱。梦熊兄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出版界友人很多。张老年纪大，需要几位助手，梦熊兄推荐我，引我见了张老。
老实说，此前我对张元济及出版史空白一片，张老耐心地取出一件件文献（当时大多未曾公开过），讲解给我听，让我拿回去抄写，还向我讲张菊老的逸闻轶事，有时梦熊兄也一起参加。后来正式组成年谱编写组，张老指定梦熊兄与张人凤兄收集整理材料，我担任执笔。
上海出版局老局长宋原放先生很重视年谱的编著，我们编好一部分，先安排在《出版史料》杂志上刊登，征求意见，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连载十期。《张元济年谱》全书一九九一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至此，我有点儿“一发而不可收”，撰写了长长短短几十篇张元济研究的文章。其间我还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找到一批商务印书馆老书刊及张菊老有关的文献资料，视野为之拓宽。除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撰写“张研”文章外，我还撰成《孙毓修评传》一书。前些年，张人凤兄与我合作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二〇一一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无止境，书无完书。直到近期还有张菊老新的史料发现，对于这位民族精英、文化巨匠研究之路，还很长很长。
张老是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哲嗣，一九八〇年代初，张老正在计划编著其父年谱。梦熊兄曾在出版社工作多年，出版界友人很多。张老年纪大，需要几位助手，梦熊兄推荐我，引我见了张老。
老实说，此前我对张元济及出版史空白一片，张老耐心地取出一件件文献（当时大多未曾公开过），讲解给我听，让我拿回去抄写，还向我讲张菊老的逸闻轶事，有时梦熊兄也一起参加。后来正式组成年谱编写组，张老指定梦熊兄与张人凤兄收集整理材料，我担任执笔。
上海出版局老局长宋原放先生很重视年谱的编著，我们编好一部分，先安排在《出版史料》杂志上刊登，征求意见，自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连载十期。《张元济年谱》全书一九九一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至此，我有点儿“一发而不可收”，撰写了长长短短几十篇张元济研究的文章。其间我还到上海图书馆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找到一批商务印书馆老书刊及张菊老有关的文献资料，视野为之拓宽。除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撰写“张研”文章外，我还撰成《孙毓修评传》一书。前些年，张人凤兄与我合作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二〇一一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无止境，书无完书。直到近期还有张菊老新的史料发现，对于这位民族精英、文化巨匠研究之路，还很长很长。
三十余年来，由文学而历史，从业余“爬格者”变为写作“专业户”，我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大小文章和几本专著，涉及出版史、藏书史、上海地方史等领域，但回想起来，可以说都从张元济拓展、引申而来。因而呈现在脑子与眼睛尚可，还能在电脑上打字，把我的“张元济研究”作品整理成这部文集，既是对自己三十年劳作的总结，也希望有助于读者对张元济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加深印象。本书大致按内容分为五卷。
卷一，收录综合性或专题性而篇幅比较长的论文八篇。开卷首篇《开辟草莱的出版家张元济》，刊出于经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版《中国企业家列传》第二集，这是我与梦熊兄合作撰写的第一篇介绍张元济生平的长文。另一篇《张元济的出版宗旨和他的教育思想》，也是与梦熊兄合撰的，刊登于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上海大学学报》。如今梦熊兄已成故人，以此寄托我的怀念。《〈四部丛刊〉未刊书目考略》一文，曾引起几位古籍专家的注意，近年促成了新编《四部丛刊四编》的出版。其他几篇也各有侧重，反映张元济先生的多领域的成就。
卷二，收录介绍张元济先生各个时期主持商务出版物的情况。从译著、教科书、辞书、实用性图书，到近代文献、古籍等，就笔者所及范围，或详或略，予以介绍。当然这只是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期间出版物的很小一部分，挂一漏万，但也许由小见大，从一些不同侧面或典型书籍，能展示这位出版界元老的巨大贡献。所提到的商务出版物或文献史料，均为笔者亲见。所收三十余篇文字，发表时间跨度自一九八八年到二○一六年，将近三十年。
卷三，收录有关张元济本人几种著述，包括书札、日记、诗文、题辞的研究与考证。数篇介绍张元济传奇人生的文章，收于此卷，读者也许能由此多方位清晰了解，这位清末翰林公与时代俱进的人生轨迹。《张元济指导改进排字架的几件史料》与《张元济环球之旅的新史料》二篇，从新发现的一批史料展开，笔者希望能把张元济研究引入新的领域。
卷四，收录关于张元济与友朋交往的一批习作。张元济交往很广，有各个时期的政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文化界的友人。与后者的交往又常常紧密联系着中国出版与藏书事业。无论是吴稚晖、胡适、罗家伦、蒋复璁，还是傅增湘、刘承幹、吴梅、周汝昌，乃至昆剧“传”字辈，等等，交往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然而都已成为现代文坛上的佳话，流传至今。有关南洋中华团体史志编纂处与中华国民制糖公司两篇，虽则所述是团体与企业，但也涉及张元济交往事，故而也归于本卷。
长期以来，在商务印书馆馆史研究中有个倾向，只谈成功，不谈失策，其实有些根本算不上失策，只是事实，甚至为历史的进步。如一部权威的《中国出版通史》里，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硬是称商务从未出版过立宪图书，还不时对张元济“戳”上一二枪。
该书又称夏瑞芳未曾卷入“橡皮股票”风潮，等等。从张元济的大量史料和当时出版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商务出版的立宪图书品种繁多，影响深远（《日本法规大全》近年还出版了“新译”本），一些“政论”读物更不像该书作者说的为了“增加利润”。夏瑞芳也确确实实卷入过“橡皮股票”风潮。有什么必要避开这两段历史呢？
笔者忍不住，据张元济相关史实撰文与之争辩。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至今仍坚信我的观点不错。本卷其他几篇纠谬正误的短文，对研究商务馆史或许有所参考。两篇商务档案散失问题的专文，由张元济文献拍卖引发，现在已有更多事实证明，我只能对此事再次表示遗憾和痛惜罢了。是为卷五。
该书又称夏瑞芳未曾卷入“橡皮股票”风潮，等等。从张元济的大量史料和当时出版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商务出版的立宪图书品种繁多，影响深远（《日本法规大全》近年还出版了“新译”本），一些“政论”读物更不像该书作者说的为了“增加利润”。夏瑞芳也确确实实卷入过“橡皮股票”风潮。有什么必要避开这两段历史呢？
笔者忍不住，据张元济相关史实撰文与之争辩。我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至今仍坚信我的观点不错。本卷其他几篇纠谬正误的短文，对研究商务馆史或许有所参考。两篇商务档案散失问题的专文，由张元济文献拍卖引发，现在已有更多事实证明，我只能对此事再次表示遗憾和痛惜罢了。是为卷五。
最近，读到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一篇访谈录，说他担任《中国新闻出版史》副主编，“当时就有一种声音，反对将张元济先生列入出版家。反对者认为，张元济在出版古籍的时候，删改了古籍。但是我不同意，有缺点说缺点，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四部丛刊四编〉出版访谈录》，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藏书报》）古籍整理本是个学术问题，不同观点可以讨论，因某些不同方法肆意贬抑前辈的贡献，乃至否定张元济是出版家，可谓荒谬至极！
我不知道“声音”来自何方，出于何种动机，张元济先生不算出版家的话，那么谁有资格当出版家？笔者想起本书关于《衲史》的文章和卷五几篇所驳斥的谬误，何其相似乃尔！
我不知道“声音”来自何方，出于何种动机，张元济先生不算出版家的话，那么谁有资格当出版家？笔者想起本书关于《衲史》的文章和卷五几篇所驳斥的谬误，何其相似乃尔！
我的这本“集稿”所述，可以证明正如李致忠先生所肯定的，张元济先生就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真正的出版巨匠！
与张元济先生一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的著名银行家、藏书家叶景葵先生诗云：“人生七十未为老，要在老前立不朽。”我很赞赏这两句诗。这是老先生人生的自我写照，也是对后来者的期待。屈指数来，笔者年已逾古稀，不能不服老了。虽则老前并无“不朽”之业存世，然而也算有几本书贡献于社会，希望包括这部集子在内，不是丢进垃圾桶里的废物。但愿如此！
二〇一六年六月初稿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修改
（《书里书外——张元济与中国出版》，柳和城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二〇一七年八月版，定价：九十八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