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二〇一七年第二期（总第一五五期）上登载陈早春同志的文章《折翅仍在飞翔的舒芜》，我已拜读。
陈早春的文章写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工作进程。有史料价值。陈早春的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我与舒芜的鲜有的交往中，一是觉得他是个才情横溢的学者，能道人之所未能道，有见地；一是觉得他为人本分，很少有历尽劫波者的世故，胸怀坦荡……但他自己也未曾料到，由于他应组织的要求，交出了胡风给他的“密信”，以致使许多文化人成了楚囚，酿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冤案。这让他挨了许多人的咒骂，将他视为出卖耶稣的犹大。
确否？冤否？只好听诸历史的审判。
个别人的诅咒，发表一己的牢骚，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不宜苛求个人。即使舒芜不易帜，不改换门庭，这个悲剧迟早会发生。解放前夕周杨批判胡风，就已揭开了这个悲剧的序幕。
陈早春称赞舒芜“为人本分”、“胸怀坦荡”，这是对人的品格的很高的赞美词。舒芜的人品，值吗？陈早春说：“由于他（舒芜）应组织的要求，交出了胡风给他“密信”……”意思是组织上先出手。但事实又如何呢？
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信件。这些信件到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手里，组织上决定公开发表这些信件，林默涵把这些信件掐头去尾，甚至歪曲原意，集中起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这一来，炸了锅！这还了得！
组织上立刻抄了胡风的家，又抄了胡风的朋友们（被称为胡风分子）的家，没收了胡风和朋友们的大批来往信件。这是共和国对宪法的一次大破坏，是一次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抄没信件，正是对通信自由的大破坏！这些信件，又经林默涵掐头去尾的处理，分两批在《人民日报》公布，标题也升了级，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之而来的，是组织上逮捕胡风，胡风在监狱中被囚禁了二十年！
舒芜的《致路翎同志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表明他“弃邪归正”、“改恶从善”的效忠态度。这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的源和根！！
按陈早春的说法，是组织上先出手，要舒芜交出所谓“密信”。陈早春的说法，是颠倒了历史事实。胡风问题大冤案的起点，正是舒芜的《致路翎同志的公开信》的发表。是舒芜，他打了第一枪！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彭柏山担任在上海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部长是马恩《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的译者，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但他作为华东文化部部长，是挂名的，并不到任），有一天，忽然把手头的《人民日报》摔在桌上。彭的机要秘书章妙英不知道彭副部长为什么发火，问了一下，彭柏山说，你看舒芜在瞎说什么！章妙英捡起《人民日报》，读到了舒芜的《致路翎同志的公开信》。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
“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牵涉到上千人，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有的自杀身死，有的被杀身死。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后，中央发布为所谓胡风集团平反的文件，前后发了三次，第一次留有一个大的尾巴，第二次改为一个小的尾巴，第三次才不留任何尾巴。胡风从牢狱中释放出来，得悉有上千的人因他的缘故而受到迫害，甚至自杀、被杀。胡风大哭一场，说对不起这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决策为胡风问题彻底平反，不留任何尾巴，说明党中央“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陈早春说，舒芜是应组织上的要求，交出“密信”。似乎是组织上先出手，舒芜被迫。陈早春的说法，是颠倒了历史事实。陈早春还说，“个别人的诅咒，发表一己的牢骚，倒也是可理解的”。陈早春所说的“个别人”，是指痛恨舒芜卖友求荣的卑鄙行为而责骂他的人，陈早春反而说这些有正义感的人是“发表一己的牢骚”，是对舒芜的“诅咒”。陈早春先生，你真会颠倒黑白，玩弄文字游戏呀！
舒芜是有学问的，也有文才的。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逻辑严密，理论高蹈，受到胡风的高度赞赏，胡风把它全文发表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在学术界、文化界引起了较大的重视。一时间，舒芜被认为是胡风的大弟子，是胡风集团的掌门理论家。胡风是文艺理论家，写过许多文艺理论著作。但这些著作还缺乏哲学的高度。舒芜的《论主观》在《希望》杂志上的发表，填补了这一缺憾，无形中也提升了胡风集团在文化界的地位。舒芜功莫大焉！
《致路翎同志的公开信》是卖友求荣的铁证，必将收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为人本分”云乎？“胸怀坦荡”云乎？
历史长流，滔滔逝去；功过是非，人民评说。是过，百喙莫辩；是功，刻在丰碑。谁的名字，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谁的名字刻在历史的耻辱屏上，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