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文笔迹
对此，南开大学教授李剑国早有妙解：“振良的‘饱蠹斋’或许是自谦的意思，但我更倾向于后一种意思，就是以蠹鱼自许，甘做个书虫子，大饱肚肠。
他的饱蠹斋中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希望他再选择一个什么题目，继续做下去，不唯自己啃出味道，于读者如我辈，庶几亦可饱其蠹腹矣。”
这个再选择题目，也应当包括他对《开卷》的专题研究，还有两大篇已经问世，一篇是《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还有一篇是为《开卷闲话十编》所写的序言。
然而，如说此中资历，他并不是《开卷》的第一批受赠者，也没有发表过文章。这在《开卷闲话十编》的王序中，有他的夫子自道：“二〇〇三年即接触《开卷》，结缘时间不能算短。虽多是断断续续地读，但这小册子给我的印象，却总是挥之不去，乃至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创办《天津记忆》等。”
正是有了这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有了他后来为之补全的搜寻。关于《开卷》创刊号的搜寻，叶梓在《我所知道的〈开卷〉及其创刊号》中说：他对一些民间刊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开卷》的创刊号，因相见恨晚而失之交臂。当我把此遗憾通过网信给董宁文说出后，二〇〇七年的深冬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我意外地收到《开卷》创刊号（《我的开卷》第十五页）。”
叶梓是甘肃一家报社的编辑，身居边陲之地，尚知《开卷》大名，尤此可见它的创刊号是多么抢手。王振良的补全办法，除了向董宁文求助，另外就是进行网购。他网购的次数之多，从《记忆的碎片》中的一则小书账，即可知其一二：
“南京艺轩书店郑飞玲寄来《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22元。北京涵泳斋李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10元。长春玲儿书屋张春萍寄来《清未小说丛考》（樽本照雄著，日本版），163元，芜湖春田的书摊寄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一一北京大学中文系55班纪事》，54元。江西万载县Book的书摊（袁宇）寄来《桂林文史资料》（第三辑），16元。”
这则小书账，出自《八里台的当年风雅》附录纪事篇，由此小书账可知他的网购之频，补全《开卷》自然不在话下。《记忆的碎片》为《天津记忆》丛书之一，《天津记忆》创办于二○○八年，关于创办初衷，张元卿在序言《综汇群芳开盛业》中说：“世人谈论天津，恒以‘文化沙漠’视之，有人对此颇感不平，这就是我的朋友王振良。”不平就要改变其现状，于是，“与友人自掏腰包印行，终于使这个俗称‘小白本’的所谓民刊，成了天津文史研究者必读的抢手货，至今已出版一百余期，默默地改变了天津的学术生态。”
所谓“小白本”，乃是指它素面朝天的封面而言，换句话说，就是开本装帧均师承于《开卷》。知此，即知他为何说《开卷》所留下的印象总是挥之不去了。有此师承，将《开卷》纳入问津书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了挥之不去的印象，在庆贺《开卷》创刊十五周年时推出《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还有为《开卷闲话十编》所写的序言，正是他的出手不凡。休看只此两篇，若是从理论影响上着眼，借用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评价《稗谈书影录》之言：“手此一编，晚清民国百年间之古代说部研究状况几可一览无余，其衣被于学人者岂浅鲜哉。”细品两文，它对《开卷》十五年发生发展的历程，几可一览无余。
为证实这几可一览无余，先看《从〈开卷〉现象说到民刊出路》中的分析：“《开卷》办刊伊始，就瞄准了高品位，实现了高起步。‘取法乎下’肯定不会有今天的《开卷》。旨趣的高低，取决于办刊者的眼光，也决定了办刊的水准，会直接影响她被知识界接受的程度。初期的《开卷》编委会，可谓是人才济济，这为她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并形成了朴素、优雅、轻松的个性风格（《纸香墨润》第一五五页）。”
此为《奇迹之一：高起步暨高品位的个性化办刊之路》；再看《奇迹之二：突破读书圈子和地域樊篱的影响力》：“《开卷》通过十五年的坚持，其实早以突破了‘读书’圈子的樊篱和江苏地域的阻限，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文化影响力。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只有长时间坚持、高品质运行才有可能做到。影响力的形成，是需要发酵过程的，时间短了不行，水平低了更不行（同上第一五七页）。”
此外，还有《奇迹之三：从办刊到出版形成“产业链”》：“《开卷》不是为办刊而办刊，而是将其打造成強有力的整合文化资源的平台，进而介入出版和流通市场，形成文化产业链条。虽然真正算起经济账来，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极其有限（个人酬劳恐怕更有限，很大程度上甚至无法抵消人力成本），但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将大批学人的阅读成果推向社会，其文化意义实在不容低估（同上，第一五七页）。”
《开卷》曾“创下单期印行一万册的纪录”，将它称之为“奇迹”并非过誉。据此，他认为：“《开卷》的发展之路占尽了天时、地利及人和。”而他能作出这令人信服的分析，从这段话中即可知其原由：
“我不知道‘《开卷》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但至迟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日，《江南时报》记者倪方六在《民间文化刊物〈开卷〉受关注》一文中，就已经使用了这样的概念（同上，第一五六页）。”
由此可知，从它创办五年之时起，他就从理论角度来思考和分析《开卷》现象了。为了得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除了仔细分析每一期的内容，还自二〇一三年开始，参加了在上海、株洲举行的两届民间读书年会。如果说这是为做调研而走出去的话，那么，在天津举办读书年会时关于民刊发展困境与突围的主题讨论，就是一次集思广议的检验结果。十年磨一剑，只为民刊事，如此的执着与勤奋，又怎不令人心生敬意？
当然，由于篇幅的限制，有关《开卷》发行学的问题，还未全面展开。他日成篇，一定像《开卷闲话十编》“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切入”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再看他就此所作出的三点概括，既会认同所言：
“一是记录读书人的选择。”“二是探究读书人的交游。”“三是解析读书人的心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闲话’堪称《开卷》的‘小事记’，乍看属于敝帚自珍之类，但随着刊物影响的扩大，再看这些文字就难能可贵了——它不只是一份读书民刊的成长历史，也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忠实记录，因此无心插柳地具有了社会学上的意义。”
理论研究对于文本的意义，就是从所发生的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进行高度的概括。这样的文章并不多，只有他和陈辽等人的区区数篇，但仔细品悟它们，对《开卷》的理解，就如同“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有别样的收获。而这样提纲挈领的文章，非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才敢着笔，有人称他是南开的高材生，并非浪得虚名。由此说来，《开卷》加盟于问津书院，真当额手称庆，他为此所付出的心智，也应书以成文、记录在册。
王先生正当盛年，问津书院又做得风生水起，《开卷》自然能从中大受补益。作为它的老读者，借此向他以示谢意，亦在还可饱其蠹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