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编外之意，就是不在《开卷》十二位编委之内的义务编辑。具有编外资质的人有两种说法，一是王稼句和陈子善，一是董宁文在《开卷闲话九编》后记中所言：“王稼句、韦泱二位虽然不在南京，但平时联系频繁，可以说他们是编外的编委确是实情，因为二位为《开卷》这些年的发展与进步都曾付出了智慧与心血。”两说中都有王稼句，称他编外，名正言顺。
说到他为《开卷》发展所付出的辛劳，自以为明显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为它扩大了很多的读者，二是为《闲话》赋予了精妙的定位。由他扩大的读者，在《闲话》中留有记录者有两位，一是湖州费在山，二是北京赵龙江，笔者则属于无记录的人。这些人再四处扩散，它的名声就广为人知了。此外，在创刊五周年时，他还带来家乡人取经，以让它遍地开花。
他赋予《开卷》的精妙定位，就是“这‘闲话’的地方，在我看来，就像是茶馆，熟悉不熟悉的人都来坐坐聊聊，聊得久了，不熟悉的也熟悉起来。”此语出自《读书界的一份实录》，他还说：“既然是茶馆，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也没有贵贱之分，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既有名声甚大的前辈，也有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他们谈的也都并不艰深，虽然其中不少是满腹经纶的教授学者，但正因为是在茶馆里，不是在讲坛上，即使是同样的事，说来总是不同的。”
这虽然是对《闲话》的定位，与《开卷》发刊词《缘起》中“桥梁”的喻意，却是一脉相承。但两者也有所不同，《开卷》因当时发行面较少，《缘起》的影响力就相对较少。《读书界的一份实录》刊之于《文汇读书周报》，以它的知名度之大，以茶馆的喻意之妙，无异是给《开卷》做了免费长效的广告，所形成的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由此来说，选他为编外，良有以也。
他虽为编外，在《开卷》发表的文章，篇数却屈指可数。除了《毛边书谈琐》是缺稿时期的应急之作，前十年中仅有四篇。何以如此，他在《关于〈开卷〉》中有夫子自道：“可惜的是，这份小刊实在太小了，每期只有一个印张，三十二面。正是这个原因，我很少给它写文章，怕的是我的涂鸦，将那洛阳纸给糟蹋了（《我的开卷》第一九一页。）”
如果说秦观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也是对爱的深情表达，这与他贺《开卷》创刊二周年的题词“大味必淡”，则有异曲同工之美。然而，文章篇数虽少，影响力度却大：“创刊号未见，手上最早的一期是第一卷第三期（二○○○年六月），是期有黄裳的《〈南京情调〉序》、陈子善的《文化史的新呈示》、徐雁平的《历历春风侍坐时》、王稼句第一卷第三期的《毛边书谈琐》……都是著名的书话家，写得都是和书、人有关的精品（《开卷》二○○五第十期。）。”此为香港许定铭写在《国内的民间读书报刊》文中之语，刊于二○○五年第七期《文学世纪》。许定铭是香港的书话名家，尽管这是一家之言，在海外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至于国内对“稼句四集”的评价，则无须多说。
李福眠自称疏林樵子，按此拟号，王稼句则可称作是书山俊逸。他有一闲章为梦栎斋字簏，对字簏的释义是：“我之引‘字簏’入印文，意思就是我的写，不管是文章，还是墨笔的涂鸦，终究都会是字纸篓里的货色”，而这“究竟是‘献丑’，还是‘藏拙’，至今让我两难（《我的闲章》第一七六页）。”
《我的闲章》在作者介绍中说，他“以买书、看书、写书、编书为日常生活。”正因为他乐此不疲，对官场就敬而远之，也就无有显赫的头衔。如此散淡心态，颇有苏州县令袁中郎遗风，称他为书山俊逸，意在学其甘于淡泊之志。这在《采桑小集》的《后记》中，他也有同样的表达：“即使做出文章来，也只是自己遣兴解闷，喜欢的人不会多，然而去讨别人喜欢，自己还不乐意，那就更其冷落了。这正符合我的想法，过平淡的日子，写冷落的文章，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最适合自己的。”知此，即知“大味必淡”就是他的自况。
这样的心甘情愿，还表现在他的性情之语中：“下面我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还可以更尖锐些，不要怕，还要把一些现象写出来，通过这个平台，还是能够坚持这个东西的，很重要的。”这是他在祝贺《开卷》创刊十年座谈会上发言时所说的话，接下来就是有所指：“作为我们民众的一个刊物，我们还是要关心一点前沿问题，关心一点我们学术界的腐败，这个是和我们的体制有关的。我们就是说稍微说些真话的人，也是好的（《开卷闲话六编》第二九四页）。”
易卫东作为在场人，听罢不禁称他“自是性情中人”。朱绍平则在参会日记中写道，他主讲了甘氏故居的建筑特色，以及建筑特色与演出的各种关系，还为一幅名画挑出两个错别字。如此趣事，可见他随时都在尽编外之职。两人日记刊于《开卷闲话六编》，发言纪要则作为附录收入其中，这就是它与《开卷》原刊闲话的不同之处。有了这些原始资料，就有了在场感，也为后人查证带来方便。两者互为参照，才是读书界更为完整的实录。如果它真像谢泳所说，也加入录像技术，就可以身临其境地听编外的讲解了。何有此言，且看《开卷闲话九编》《王稼句序》中语：
“单本《开卷》容易散失，结集一册，既便庋藏，又便检读。再说十五年风风雨雨，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读书圈里，也有很多可说的故事，即以《开卷》的作者来说，也已经好几茬了。昨天就是历史，坠欢旧梦，都在回忆里。但回忆有时并不可靠，就我自己来说，明明记得参加过在南京的第一届读书年会，子聪说没有，至少没有合影，更因为‘闲话’里没有记载。这就是立此存照的依据。”
如此说来，《开卷闲话十编》之后应否继续出下去，确实是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如就立此存照而言，出则比停更为有益，好在子聪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到时候只会给我们一个惊喜。如果再有《稼句自传》问世，则是双喜临门。他已年至甲子，自己写为书藉的人生，总比编外人写的更有亲切感。也许，他已经动笔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