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要心思是写书，而她则要应对各种难题，远到向海外亲戚搜集、核对各种资料，近至各类照片的修复，乃至多方面人际关系的平衡等，尤其是经费，更是费了牛劲。最终这件事情总算做成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的“难题”只有一个，尽全力把书写好。古人讲呕心沥血，我爬格子多年，甘苦自知。然而很多时候，维系人生，最要紧的是一个“趣”字。因为对书法有一种强烈的、自发的兴趣，所以能够持续至今。人生必须有趣，否则就活不下去。与人交往同样如此，为什么知己难求？因为对胃口，相处有趣。反之，无话找话、话不投机，多半会自找没趣。
在写传记的过程中，让我对于庄蕴宽的书法能够做出一些研究，有更全面地了解，进而改变以往的看法，则主要是从吴欢手中转来的这一批庄蕴宽写给赵凤昌的手札，总数约九十桢，文字长短不等，时间跨度很大。庄和赵属于至交，无所不谈，无所不及，往来的“密度”极高。这批尺牍，既有史料价值，又有艺术价值。
庄蕴宽身处清民两代转换之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中波澜壮阔的潮流，涵盖政治潮流、文化潮流等，自然免不了涉及对个人书风变化轨迹的关注。
书法发展至明清时期，帖学风神日杳，规矩化的索然无味，“馆阁体”痼疾愈加沉重，桎梏难除。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恰恰对应了书人的脾胃，一时间成为效法对象。但是，清民两代人对于魏碑的理解和六朝不同。六朝时期魏碑是作为一种载体和仪式，清民时期关注的则是史料和艺术的价值。一些人是两者兼顾，更多人是分开的，有专门做考据者，对书家而言，多半侧重书写风格。魏碑是一种过渡性书体，蕴含了“不成熟因子”，能够进一步加以发挥，由此成为打造个人书风的突破口。康有为早就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魏碑虽不拘成法，反对程序化。但一味追求狂放，以致粗野，必然导致诸多恶习的蔓延，与魏碑本身所蕴藏的自然质朴、稚拙天真背道而驰。真正暗合天倪、返朴归真的临创不是故作丑态、搔首弄姿。
庄蕴宽书法
综合衡量，庄蕴宽书法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父亲庄士敏，从家学乃至整个家族。庄氏是大家族，人才辈出，不乏翰墨丹青高手。一是康有为，两人曾经见过面，不仅有政治主张上的共鸣，庄蕴宽在书法实践上也接受了康有为对碑学的鼓吹。有些早期作品甚至模仿痕迹很重。三是赵之谦，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赵之谦因避难到了福州，同一时期，庄士敏在福建为官，两人有共同的朋友谭献和魏稼孙。不仅庄士敏书法受赵之谦的影响，从庄蕴宽的很多作品也可以看出赵氏的风格烙印。但从这批尺牍来看，庄蕴宽的书法并没有局限于模拟赵之谦，而是上溯鲁公《祭侄稿》，立足颜书的博大雄浑而加以发挥。这些尺牍和他惯常所书的对联、中堂相比，自然随意、柔逸潇洒。即便曾有“馆阁体”的煎熬，有模拟刻石的做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淀，风格愈加浑朴自然。
书家的选择不外乎两类：一是不自觉的，甚至被动的选择，一种是自觉、主动的选择。两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个性的发展。由此而言，书家个性从来都不可能是预设的结果。幼年时的日课，入门初期的法帖，大多来自长辈的耳提面命，甚至于无法回避“馆阁体”的训练。即使在当代，书家未成年时，审美意识尚未明确，个人选择难免“杂乱无章”。所以，书家早年的作品很可能和成年之后的作品判若两人。有时看起来选择是主动的，一旦迫于现实名利的压力，本质上也是被动的。相比之下，古人选择馆阁，是因为“功”，前提是“书而优则仕”，今人在意的仅仅是名利。为了博取名利，不惜恶搞，甚至自虐、犯贱。因为少了高强度的磨砺，尤其是缺少对身体的规训，自由散漫成习惯，法度欠缺，根基不牢，作品不耐看，往往昙花一现。
书法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无法截然分开，这一点在尺牍上体现极为充分。既有形制，又有内容，既有笔性，又见心性。尺牍作为应用性文体，从一个角度见证了古人在临和创之间，存在着“日常书写”，今人正是缺少了这样一个自然转换的过程。中国历史中最早的抒情散文可以追溯到尺牍。虽然主要是言事陈情，但从来不排斥书写的审美属性乃至某种特殊寓意，如汉简中所发现的“羌女情书”，以及目前存世最早的书信——“李柏文书”。相对当下日益沉湎于拼贴、装帧的包装、设计来说，尺牍的“书写性”无疑展示了书家精神生命的愉悦，同时可以感受到古人的审美趣尚。王羲之遗存于世的“法帖”，《兰亭序》是摹本，《圣教序》是集字，尺牍则是他个人精神世界的见证，真情流露，写尽了人世沧桑变故。甚至于连曾国藩这样极为谨慎的人，尺牍中也常常会灵光一现，看到个人的内心情感。
对于书家而言。任何人都难免应酬。应酬作品多半用于示人，往往刻板、拘谨、做作，甚至连赵之谦这样的大家都无法避免。可是，阅读赵之谦的尺牍，不仅仅是书法水平的展示，见证了个人真实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也就是说，有些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掺杂各种目的。尺牍是私密的，不用掩饰，面对的是家人或一二知己，具备了真实和自然的特点。再者，古人讲翰墨，墨是书写，翰是文，文是书的前提。尺牍打动人的，最根本的是文化含金量。文化原本就是书法家的天然前提。换句话来说，书法家天生就要是学问家和文化人。提倡和鼓吹加强修养和提高文化，反衬出当下书家学问、修养的贫瘠。当下也不免在尺牍方面有一些“人工培育”的尝试。然而，言之无物的空洞，无话找话的虚伪，以及文化身份和古典环境的天然缺失，最终使得这些经过“大棚制造流程”出来的“产品”，无病呻吟，难以入目，不过是按照一定规格比例缩小的“作品”而已。
但尺牍是不是从此就远离了书家呢？
庄书
哲人有言：一切皆流，永无静止！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万事万物既有消失，又有新生。尺牍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环境变迁，尤其是各类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造成“提笔忘字”，忘记的不仅仅是毛笔，甚至根本谈不上抓笔写字，本质是对于文化的忽视。二是内心浮躁，修养缺乏，名利当头，娱乐至死。两者交叉影响。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因为自身没有足够的化解能力，导致心灵物化。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书法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当下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意识到。仅仅把书法当作一个行当，一个职业，一个饭碗，没有从人文学科和文化信仰的高度来认识。如今身处现代社会，出现了理化、财经、电脑、工程等专业研究，看起来和书法毫无关联，根本不需要，甚至认为练书法浪费研究时间，变得对立起来。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分属两种不同的需求。人的一生发展是动态的、多元的，因为兴趣、才能和机遇不一样，所从事的职分及虔诚程度也不一样，但人自身的审美品位提升有一种共同的天然要求。
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是文化精神与历史情怀。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人基本的需求是米面水油和人伦情感，是根本的、共同的。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但对于人而言，永远是“身外之物”。衣食住行越来越精致，心灵却在越来越发达的物质文明中萎缩。人需要文化精神的滋润，需要在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才能正常成长。虽然时下没有普遍书写尺牍的习惯，因为有大量的古代尺牍经典存在，无时无刻都在养心养眼，耳濡目染，是不可能从此就消失的，总会有某些人在某些时刻去尝试书写尺牍。
当书家的修养才情和文化积累普遍水到渠成，尺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再在一些书家笔下出现。我所接触的一些人坚持用毛笔写信、写稿。也就是说，尺牍仍然可能在部分书家的手中盛行起来。看待问题的视角需要调整，尺牍原本也只在一部分人手中成为习惯，并不存在所谓的完全消失。同样的一件事，一部人可能感动落泪，另一部分人可能会狂喜。一部分人觉得尺牍消失了很揪心，另一部分人却觉得并不需要。时过境迁，不可能人人都抓毛笔。但从人口基数来看，现在练书法的人无疑是史上最多的，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当然，很多人对于书法，可以不去临池，但要懂得欣赏美，注重领略和感悟文化精神传承。书法是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入口。书写本身是极为个性化的，是心灵的陈述，必须是一种主动选择，也就是所谓的“回归古典状态”。古人是想到什么，立马抓起毛笔书写，能够做到意在笔先，今人是抓了毛笔，到处找书写的内容，注定是一种任务应酬。尺牍书写必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不是刻意去做出来，否则本身就和尺牍的真实自然背道而驰。真实，是指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自然是时空的自然，书写的自然。自然是形式，也是实质。古人因为载体不同，才会出现尺牍和匾额等不同的形制。今人是形式的制作，徒有其表，没有内容。“内容为王”，形式是附丽而存在的，不存在纯粹的形式。
在我手中，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到的各类庄蕴宽尺牍资料有一百多件，主要是写给家人和好友两类，其中以赵凤昌最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拘无束，笔墨潇洒，碑帖相融，刚柔并济，让人凝神注视，心无挂碍。阅读庄蕴宽的尺牍，可以走进了他的书法世界，也可以了解他的个人内心世界、亲情世界、友情世界。今以数帧选刊，以飨读者。
庄蕴宽山水
信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