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台随笔》分八辑，共收录文章五十九篇。第一辑七篇，谈孙犁；第二辑六篇，谈知堂；第三辑五篇，谈谷林和止庵；第四辑四篇，谈胡适；第五辑十四篇，谈《西谛书话》、《吴宓书信集》等；第六辑六篇，谈李霁野；第七辑五篇，谈房龙、鹤见祐辅等；第八辑十二篇，系游记散文和名物小品。这种分类方式有点特别，以前似乎见过一例。好处是内容一目了然，便于读者翻检；不过，也有令人困惑之处，即先后排序理由何在。孙犁为什么排在知堂之前？胡适为什么排在止庵之后？李霁野为什么夹在中外两组读书笔记之间？作者肯定有他的用意，旁观者未免不明就里。
的确，阅读容易，理解难。许多文字，表面看上去清楚明白，其背后的深意却颇为隐晦。优秀的读书随笔，不仅在于点评字面的呈现，更在于阐发文字背后的涵义。我对《钓台随笔》的作者一无所知，对他的意图不便妄加猜测，对这本书也无意评头论足。我想说的是，浏览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的读书随笔恰有如此意向，即不纠缠于文字表面，而注重探究写作背景，揭示深层意蕴。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孙犁读史》一文。作者对某种“新论”不满，便作文予以反驳。他针对的是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里的一段话：“（孙犁）晚年提倡阅读和写作古文，文字入于艰涩一途，思想大为锉减，简直退回到故纸堆里去了。”作者认为，孙犁晚年读史，钻进故纸堆，却能跳出故纸堆，洞察古今，而且读的时机也有点特殊。他引了孙犁题写在《史记》上的“书衣文录”：“今年入夏以来，国家多事，久已无心读书。近思应有以自勉，以防光阴之继续浪费。……乃念应先以有强大吸引力之著作为伴侣，方能挽此颓波，重新振作，此书乃当选矣。”由此观之，林贤治对孙犁的评论有失偏颇，自不待言。当然，林贤治的话也有其特定的语境，如何理解则又另当别论，在此不赘。
孙犁晚年的遭遇，其实不过是知堂中年遭遇的重演。本书《灯下常伴〈夜读抄〉》一文，谈到知堂《夜读抄》也是一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读物。一九二七年，国内形势大变，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知堂走上一条不同于鲁迅的道路，文章也转向枯涩苍老、古雅遒劲。一部分读者认为他愈加“炉火纯青”，一部分读者则认为他逃避现实、思想落伍。文中转引了知堂《闭户读书论》里两段文字：“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谈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它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作者认为，《夜读抄》就是以史为鉴，来观察现实生活并加以批判的思想结晶。
书中还有一篇《知堂草木虫鱼文之再欣赏》，也具有类似的品鉴思路。在作者看来，知堂的草木虫鱼文绝不只是介绍一点知识趣味那么简单，而是别有深意存焉。他同样关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复杂心境与写作动机，再次转引了知堂自己的文字：“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
有人主张“同情的理解”，有人主张“理解的同情”。《钓台随笔》的作者正是朝着“理解”与“同情”合一的方向努力，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写下了一些透彻精辟的篇章。其中某些片段寄意深远，读来感同身受，让人浮想联翩。例如《也读〈广阳杂记〉》的结尾：“《广阳杂记》除了那些有助于了解那段历史的轶闻轶事，还有一些是专写作者本人的内心活动与感情世界的，由于是心灵实录，我们至今看来还会引起一丝同情与感伤。如有一次他寄寓在一座寺庙里，突逢一场‘狂风怒号，雨如覆盆’的极恶天气。他静坐室内听风雨声，不禁想起故人‘死已过半’，而今尚存者，也如‘深秋败叶，零落萧条，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不禁悲从心来，于是，他当即拿起笔墨，在雨窗前将他这些新老朋友（约三百余人）的‘性情学问’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来日‘暇时披阅’，‘以代把晤’。全文写得字字有情，感人肺腑。于是我想，刘献廷所写的这部《广阳杂记》绝非一时消闲之作，从其整体来看，是带有那个风雨交加的特殊年代的斑斑痕迹的。”
翁同龢有诗联云：“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以上这段文情俱胜的言辞，庶几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