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红楼梦我》，金城出版社出版于2013年
每次回长沙，除了跟家人团聚，还有两件事是必做的，第一件是嗦粉，第二件便是跟彭国梁老师和他的朋友们喝茶聊天。有人说，只有味觉回来了，人才真正回到了故乡，我特别认同。我每次回长沙都要去湘春路的矮子家吃碗粉，矮子先生依旧坐在门口的收银台前，头发已花白，他家的桌椅灶台还是原来的模样，那碗肉丝米粉也还保留着儿时的味道。至于为什么喜欢去茶楼聊天，我也没想清楚，总之，聊着聊着，我喜欢看书了，聊着聊着我见到了锺叔河先生，聊着聊着我开始写文章了，而且写了一篇又一篇。
今年国庆后的那一周，遇上新生军训，我没课，就又踏上了回湘的列车，这一趟回长沙还有一个新的安排，那便是拜见朱健先生。
我是在肖欣女士整理的那本《人生不满百——朱健九十自述》里认识朱健先生的。朱健先生在这本书里说到：我这辈子算了个总账，我成文化人了。要是说我有什么贡献的话，一个是编《辞源》，一个是写诗，沾了胡风的光。周实先生也在文章里说，朱健是值得一写的。多的不说，只凭他的《骆驼和星》这一首诗就值得写。肖欣说，朱先生年纪轻轻就以长诗闻名于诗坛，被外界视为“七月派”诗人。我不懂诗歌，也不知道什么叫“七月派”，但还是喜欢这本书，我想知道那个年代到底是如何的动荡不安，我想听听经历磨难的那代人又如何能处变不惊、泰然处之。当然，肖欣女士花了两年时间采访朱健老先生的过程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也曾为一位八十高龄的音乐家编过书，个中艰辛已有体会。这本书是今年暑假彭国梁老师推荐给我的，他说肖欣的文笔不错，后记中关于朱健先生笑声的那段描写就很有文学性，那天，彭老师还在茶楼当众念了那段文字，并把它抄录在了他的日记里。
十月十二日上午，我与彭国梁老师、肖欣女士一行到了位于潇湘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的朱健先生家。朱健的儿子杨铁原先生早已在家里等候，我们一进门，他便把他父亲从里屋请了出来。那天长沙降温，朱健先生已穿上了厚厚的高领毛衣和羽绒背心，白发，清瘦，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他肯定是在哪里见过我。我也很想跟先生说点什么，但没有成功，因为他根本听不清。难怪肖欣在书的后记里提到：我们两个人说是在聊天，其实差不多是扯开嗓子在喊。我暗自佩服肖欣的耐心，书里的那些故事就是这样一句句喊出来的。好在那天，朱健先生的兴致很高，他大声告诉我们：“我今年九十四了，每天晚上都用冷水洗澡，我觉得我应该能活到一百岁。”朱健先生很高兴为我们签名，我们几个加上董宁文先生所托的读者，让他一口气签了十余本书，遇上不记得写的字，他就大声喊：“周实的周怎么写啊？”肖欣就用小白板写给他看。签完，朱健先生还意犹未尽，问：“还有谁要签吗？”后来听杨铁原说，有的书他父亲拖一两天甚至半年都不肯签，说是没力气。临走时，朱健先生嘱咐杨铁原先生带我们出去吃饭，还说：“要恰好点，多恰点，我来出钱啰！”
如果说仅凭一本书和一面之缘还难以印象深刻，那后来与朱健先生的家人和朋友们的会面，确实让我对湖湘文化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天中午，杨铁原先生在长沙文源酒店设宴，邀请他在《湖南日报》的好友小聚并赠书，我和彭国梁老师也同去赴宴。那天来的有作家叶梦夫妇、周实先生和何力柱、龚旭东、肖欣等几位《湖南日报》的编辑。吃饭时我才得知，叶梦、杨铁原、周实三位曾是《湖南日报》的老同事，并同在一间办公室。三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不愧是搞文学出身，说着说着便把一桌人都带回到他们的青春岁月，那些悲欢离合的青涩回忆，听起来似乎已成了笑谈；他们谈诗歌，谈小说，说到某部文学作品时还会像文学青年一样热血沸腾；他们谈朱健先生、彭燕郊先生，还有湖湘文化界的风云故事，说到激动时，会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动手比划。可谓说者激情澎湃、手舞足蹈，听者痛快淋漓，如痴如醉。我也没闲着，趁他们聊得起劲，眼疾手快地拍下他们仨的各种神态。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聚会又何尝不是一场文学的盛宴。回家后我把照片一一发给他们，周实先生回复：“神经、老神经，你要发给杨铁原，让他也认识一下自己。还是叶梦淡定。”杨铁原先生回复：“抓得好呀，声态并作，场面火爆。”叶梦女士果然淡定，回了两个字：“有味。”
饭局结束后，我随周实老师走到马路对面的新闻出版局，到二十楼的锺叔河先生家小坐，周实老师跟锺先生寒暄了片刻便出去了，他要去医院陪伴他住院的父亲。丢下我一个人和锺先生面对面，还真有些不自在，好在锺先生健谈，所以也聊了一个下午。说是聊天，其实基本是锺先生说，我在听，但这也并不轻松，锺先生动辄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我是早有领会。可是那天下午，不知因为重感冒，还是中午已聊了三个多小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几乎一直处在饭饱神虚的状态中，好在录了音。当然，我还能记得些只言片语，如锺先生说我的那篇《只有书香更久长》的文章已改好了，只是校对了些事实；艺术创作的前提就是自由；文学即是人学，研究的是人，不要把人模式化；人都是时代的人，要写好这些人，就必须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看胡适、周作人的书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对于写作，心比脑子更重要，这个心是广大的同情心。说到这里，我依稀记得，锺先生停了下来，我抬头望着他，见他自言自语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些，能够理解的人并不多。”
返程的列车上，我捧着杨铁原先生送我的《红楼梦我》（朱健著），回想着那一次次的会面，还有那一张张的面孔，久久不能平静。我想我的每趟回家不就是去接受一次文化的补课和精神的洗礼吗？这样的滋养对于身处异乡的我尤显珍贵。湖湘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这一张张面孔为何如此吸引着我，让我渴望再一次回到家乡，我找不到答案，只待有机会再回长沙。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