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1930—2011），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1982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编等学术职务。著有论文《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编辑《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均合作）等。
在科学研究中，真理的探索是一场接力事业。例如，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从一七四二年提出到现在的二百八十多年里，各国的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难题，在科学的大道上，进行着一场接力跑。一九二〇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9”；一九二四年，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了“7+7”；
一九三二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6”……一九四〇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4”；一九五七年，王元先后又证明了“3+3”和“2+3”；一九六五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等证明了“1+3”。到一九六六年，我国的陈景润证明了“1+2”，距那颗璀璨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科学家们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接力中，逐渐地接近真理。
文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我阅读龚明德先生《旧日笺》（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版）一书时，这一想法再次得以证明。在书中《梁实秋恳荐部下书稿》一文中，作者讲述梁实秋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两次给老朋友、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写信，推荐部下的书稿和译稿，但遗憾的是，舒新城没有给梁实秋面子，两次都拒绝了他的荐稿。他推荐的赵少侯的译稿《恨世者》（莫里哀著）延至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南京的正中书局出版。作者接着写道：“至于被梁实秋推荐的另一部书稿‘费照鉴（应为费鉴照——笔者）君’的《浪漫运动》，在国民时期书目工具书上查不到出书的记录。”明德先生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是认为这本《浪漫运动》以后没有出版。自然他更没有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龚明德先生此文曾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上发表，当张弩弓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写了一篇博客文章，“不揣浅薄，试为龚先生解惑。”张弩弓在博文中披露：“《浪漫运动》一书也是延至一九三三年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后第二年，沈雁冰撰《关于文学史之类》批评该书少有创新性价值。”张先生的博文，就接力了明德先生的文章，人们知道了，《浪漫运动》一书，虽经梁实秋热情诚恳的推荐，中华书局没有出版，但书并没有胎死腹中，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浪漫运动》是怎样一本书呢？沈雁冰先生为何认为“该书少有创新性价值”？笔者刚好有一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版”的《浪漫运动》。全书不包括《序》和“目录”共七十二页，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中收入作者的五篇文章和一个“附录”，文章是《古典的与浪漫的》、《浪漫主义者对于自然的观念》、《浪漫的忧郁》、《浪漫的爱伦尼》、《浪漫的恋爱》，“附录”是《中国与欧洲浪漫运动》。
作者费鉴照在书的《序》中说：“这本小册子泛论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叶英法德浪漫运动的几个方面。在中国这本小册子要算的第一个尝试。”书中文章是作者以前发表在《新月》上几篇文章的结集重编，其内容基本是知识性的介绍。文章中夹杂着大量的英语，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但似乎多了一些，几乎每页都有许多，有些不一定是必要的。另外，还大量引用英文原文的诗歌，以说明浪漫主义等问题，而且都没有翻译成汉语，对一些不懂外文的读者，简直就是一本天书。而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突出。沈雁冰批评该书“少有创新性价值”是中肯的。
就这样，经过一番接力，梁实秋推荐的《浪漫运动》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后的结局如何就都搞清楚了。
还有一事，情况也是如此。在《旧日笺》的另一文《丁玲函复黄萍荪约稿》中，讲述一九三二年丁玲复信黄萍荪，答应为他编辑的《驼铃》写稿。作者说：“丁玲信中的《驼铃》，一直没有印品实物的发现。是一本杂志，还是报纸的副刊？都不知道。黄萍荪晚年的回忆谈及丁玲时的文字也未涉及《驼铃》。如果真有一个文学刊物叫《驼铃》，由黄萍荪任编者，依照丁玲此信的内容，它也只会在杭州出版，希望有找到这份《驼铃》的机会。”从文中看，龚明德先生是倾向认为《驼铃》是一份文学刊物的。
在《旧日笺》出版五个月后，就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为《驼铃》的情况提供佐证。青年学者宫立在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清通朴实的〈旧日笺〉》一文。宫立在文章中谈到黄萍荪的《驼铃》，他说，他虽然没有见到《驼铃》实印品，但在另一本杂志《草野》一九三〇年第二卷第十三期上“文坛小消息”栏中，读到署名“喏夫”撰写的一则关于《驼铃》的消息：“《驼铃》系杭州唯一的文艺刊，由王品生主编，撰稿者有当代文艺家许钦文、钟敬文诸氏。”
依此看来，龚明德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驼铃》是一本刊物，是在杭州出版的，黄萍荪是编者。龚明德先生的这篇文章，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份《驼铃》的浮出水面，指日可待。
已故学者樊骏曾说，“历史上的文史资料主要是由一代又一代皓首穷经的学者以他们毕生精力收集整理得来的”。在此我愿意补充一句：文史研究的成果是一代又一代学者，接力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