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到来几日前，罗飞叔叔走了。他是新时期以来与父亲绿原联系比较多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长辈。
罗叔叔比父亲小三岁，他们同为“胡风集团”案的受难者。该案平反前，他们从未见过面，仅神交而已。罗叔叔在文章中这样谈及父亲：“我很早就读到过他发表的诗，也听到过集会上他的被朗诵的诗。有幸解放前在胡风家中就亲炙到他尚未变成铅字的手稿。”而在一九四九年前往解放的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的阿垅老伯的书信中，父亲见到“金尼”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上海的一位青年朋友，也是末期《蚂蚁小集》和之后《起点》文学刊物的编辑之一。
“金尼”是罗飞叔叔的一个笔名，他的本名叫杭行。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他和父亲见面时，彼此就像结识了多年的老朋友。罗叔叔的籍贯在江苏东台，地处南方，但他给人的印象却像个北方人，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快人快语，初次见面就让人感受到他的热情爽朗。
罗叔叔写过不少论及他人的文章，却少见他谈及自己的文字，曾读过他一首诗，题目为《串场河的乡思》，诗云：“记忆里/我的串场河/是忧郁无光的河//破败的草棚里/闪烁橘黄的烛光……到今天我还记得/童年啜饮的/奶汁/极少甜味/常带涩苦//……串场河/濡湿过/我爬满青苔的岁月/灌溉过/我干涸的童年/滋润过我/感情的荒坡”。因而猜测，罗叔叔的童年是艰难困苦的。
听说罗叔叔少年时就喜爱读书，十六岁时发表了抗战题材的小说。四十年代中后期他在上海民众夜校教书时，业余担任了复刊的《未央诗刊》的编辑，同时抓紧时间写作诗文。
罗叔叔并非普通的文学青年，他有一段常人没有的地下工作经历。《未央诗刊》使他结识了两名共产党员，一位是一九四二年入党的苏中军区特别党员李田，另一位是中共江西工委地下党员熊荒陵，他们曾坐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实际的革命斗争。一九四八年夏熊荒陵转往江西工作时，将李田和罗飞作为党领导的工作关系，交给中共江西工委京沪杭办事处主任甘群光领导。甘光群布置给罗飞两项工作：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及做策反活动的联络工作。这两项工作据说罗叔叔干得很出色，从未出过任何纰漏，这大概与他的胆大心细有关。后来甘群光因有多处工作，又把罗飞交给上海方面的甘代全联系。
一九四八年秋，罗叔叔收到一封简信，信来自听过其演讲并陪朋友去拜望过的胡风先生，胡先生暗示说他那里有一批情报需要转交地下党。后来罗叔叔在胡先生家里见到了情报提供者——四十出头的阿垅。阿垅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由组织批准去国统区治疗伤病后交通阻断未能返回，因而留在国统区边做情报工作边从事进步写作。此前他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通缉，刚从四川回到老家杭州。当他们两双手握到一起时，两颗心也紧贴在一起。其后一年，罗叔叔多次将阿垅提供的军事材料完好无损地转交给上海地下党。共同的革命追求、彼此以性命相托的斗争经历，使年轻的罗叔叔与年长的胡风、阿垅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不料七年后，提供情报的人和转递情报的人，都被一张大网罩住，突然在全社会被视为“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罗叔叔先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调往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五年“胡风思想批判”变性为可怕的政治案件，与胡风先生打过交道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罗飞叔叔也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审讯员勒令他交代参与“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他讲述的事实却证明：胡风不是反革命。一年后，地下工作的经历调查清楚了，他被释放了，头上却被戴上一顶“胡风分子”的帽子，被划到人民之外。他被安置到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又被扫地出门，发配到宁夏，在那里一呆呆了四十六年。
宁夏的气候与江南大相径庭，他被分往农村教书，夏天还好混，冬天极寒冷，烧开的水都会结成冰，夜间则要戴上厚厚的大棉帽才能入睡。“文革”中，这位做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竟然成为革命群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当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胡风集团”案被平反后，罗叔叔没被调回上海，而是被安排到宁夏人民出版社，这是他任职的第三个出版社。经历了从囚徒到贱民的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罗叔叔疲惫的身心稍微有所舒缓，他就把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办完一件事，马上又去忙另一件事。
一九八三年我被借调回北京后，常常读到罗叔叔给父亲的书信。他的字迹正如其人，大而有力，说话依然直言不讳。记得他数次对父亲说：“千万别把时间都花在翻译上去，我浅薄地以为那似乎是太大的浪费。‘人间要好诗！’”“我希望读到你更多的好诗。还是努力自己写点东西，翻译花去太多时间，我以为不太相宜。”他还不断地说：“希望你注意自己身体，时不我待，深有同感，但不要‘玩命’，安排一定时间休息是很重要的，‘劳逸结合’应视为任务，强迫完成。”
在父亲眼里，罗叔叔是位“大编辑”。他不仅为出版社策划选题，不仅主持高级编辑班的讲课，同时担任《女作家》期刊的主编，而且亲自编发出许多有社会价值的书籍。他审读稿件极其认真细致，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推敲，他常常与作者讨论某字是不是笔误，某词又出自何处。
九十年代初，罗叔叔担任了三十七人回忆集《我和胡风》一书的责编。父亲寄去《胡风和我》的长文，罗叔叔审读后写信来说：“（论述胡风三十万言的）五个方面是否简单了些，加些分析会饱满些。既想到了，就提供参考。”父亲读完他的信，认为意见很在理。图书的出版总是有时间限定的，责编如果给作者留出充分的时间，让作者去推敲琢磨修改，就会把紧张留给自己，而罗叔叔正是这样一位编辑。一群年过古稀的老人家写回忆文章，因为人事沧桑、体力衰退，有的来稿只是草稿，罗叔叔则须花费力气代做文字整理；琐碎的事情则随时会从天而降，要他分神应对。
由于多年工作的劳累，他患上严重的颈椎病，甚至每天要作牵引治疗。颈椎病又引起植物神经紊乱，影响到消化，影响到心率和大脑供血，但罗叔叔说：“我很珍惜我的时间，总是很紧张地过活，不敢浪费。”“心理上不能服老，所以我仍旧抓紧时间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和胡风》是一部重要的史料书籍，十年后的二〇〇三年，罗叔叔和哈若蕙女士又共同担任了修订本的责编，一本书变成了两大本，本本都是亲历者留下的珍贵历史记录。编好留给后人的资料，正是罗叔叔想做的事情之一，今天人们在阅读这部史料之余，不知能否体味到这位老编辑的辛劳与苦心？
而罗叔叔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朋友的真诚及对历史的尊重。
他有一首诗题名《你的泪花》，写他和曾卓伯伯去上海的医院探望生病的胡风先生，虽然相对无言，但是他：
用眼睛等待眼睛
终于等来了
那慢慢渗出的
温润的亮光
你的嘴唇微微翕动
像默默地咀嚼着什么
不是声音打破沉寂
是那眼神屈曲的光
让我听到了
你心底的波澜
这正是惊涛骇浪过后心灵间的沟通。
化铁叔叔是一九四九之前罗飞叔叔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写诗，一起编刊，一起纪念鲁迅先生。化铁叔叔被卷入“胡风集团”案后多年不知音讯，朋友们都以为他已离世。一日罗叔叔突然接到化铁的来信，立即挥毫写下纪念诗句：
我相信你会归来
而今，你竟归来了——
从转青的荒野
从与旷古的文物为伍的地层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化铁叔就职于非文化单位，日后罗叔叔就经常给他寄去各种文学资料，助他恢复写作。
最让我感动的是罗飞叔叔对阿垅老伯的友谊。
上海刚刚解放罗叔叔就给阿垅老伯介绍了一份工作，虽然半年后阿垅调往天津文联，但去之前他们在上海有过一段可以聚谈读书心得的时光。他记得共和国建立初期，好书难觅；记得阿垅老伯那时努力学习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在随身的小本中笔录了不少摘文；他听过阿垅谈对高尔基文学回忆录的感悟，阿垅不赞成机械地提出文艺问题，认为某种人物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罗叔叔看过阿垅老伯《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赞同他当时的观点。该文一九五○年刊发于《起点》文学月刊第二期。几天后（三月十九日）一位署名史笃的打棍子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抨击阿垅“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阿垅违心的检讨，而他为自己辩诬的数万字的文稿，却被退回。几年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进一步断言：“阿垅在他那篇文章里，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著作，把特务文学作为‘范例’和‘方向’来向读者推荐。”历史的真相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三十年后“胡风集团”案和阿垅本人都获得政治平反，但罗飞叔叔内心却一直不能平静，他认为政治问题的平反不代表理论问题的平反，当年史笃对阿垅挥舞政治大棒的历史真相并不被世人知晓。
经过长年的潜心研究，二〇〇六年罗飞叔叔在《粤海风》杂志发表了《为阿垅辩诬——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篇书评》的长文，文章指出史笃（蒋天佐）向阿垅发难，是从指责阿垅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中引用的译文有错误着手的，他说阿垅的引文没有摘引完全，认定阿垅是故意隐瞒某两句，因而指控他“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对此罗飞叔叔明确指出：“实际上，阿垅抄录外村史郎的日译本的中译摘文时，只是认为没有（所谓“最后两句”——引注）对作者的介绍，
马克思（实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是完整的，如果再继续抄录后面大段的文字，就进入另一个讨论议题了。”罗飞叔叔在文中还提出十分重要的历史参考事实：一九四七年版的（也就是史笃写文所依据的那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英译本（Kar Marx and Frederik Engels：Literature and Art，由刘慧义中译，一九五三年五月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文学与艺术》），就没有所谓被阿垅“隐瞒”的句子。此外，一九三六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法文选本（法译本原书名为：Sur là Littérature et l Art，编选人为J.弗莱维勒（Jean Fréville），由王道乾中译，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也是如此，它们的摘文起讫都与阿垅引用的摘文起讫一样。罗飞叔叔终于替阿垅老伯说出他想说却没有可能说的话了，此时离阿垅老伯被构陷时日，已过去五十六年。
对于历史问题，罗叔叔认为“有些问题说说清楚很必要，至少留下资料也好。”他认为写史要“处处实事求是，以事实为基础，当会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我当责编（编有关史料），至少可以加强它的可‘信任’度，对读者不负责任，我不干。”
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不仅是罗飞叔叔的个人秉性，更是他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半生教书育人，半生为人作嫁的罗叔叔为社会编辑出版过很多好书，而热爱新诗的他自己仅留下两本诗集，一本名《银杏树》，一本名《红石竹花》。他说他不敢轻佻地走近诗，有时一首诗要写上几年才定稿。著名文学评论家石天河先生认为他的诗作富有艺术情趣和哲理，另一位评论家朋友高嵩说：“在罗飞的诗里，有真实的时代感应，有真实的罗飞自己，有严肃的艺术经营。”
上半年和罗叔叔通电话时，听说他手头还有一部自编诗集与一部自编文集压在手里，在狂追经济利益的今天，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仁人义士来帮罗叔叔出版这两部诗文？
二〇一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