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赵老师相差近三十岁，也许可以说，我与先生是忘年之交，可在我心里，总觉得“忘年之交”这个词太轻，并不足以表达我与先生之间有过的如同父子一般的交往。
那时我刚三十出头，无论是创作还是个人生活，都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就在这个时候，我走到了先生身边。那时先生刚举家迁往南京不久，新居在新街口的上乘庵，这是闹市中一幢米黄色小楼，两家合住，窗前有两株树，一株是开花不结果的石榴，另一株是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的枇杷；大约有几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先生那里，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与文石、微石两兄弟也情同手足；后来搬到肚带营，我去的更勤，以至于严迪昌教授一进门就开玩笑地问“范泓在吗”，因为教授每次去先生家都发现我也在，可见当时先生和蓝师母对我的接纳程度，去先生家较多的还有韩东，韩东喜欢走路，常常走着、走着就到了先生家。
我是怎样认识先生的已记不清了。先生是名人，想与他接近的人自然很多，在许多场合下我与先生也是有过接触的。当先生还在仪征的时候，曾经登门拜访，那时文石还在读中学，微石好像是读小学，谈话之余，先生还让他们端出雨花石给我看，等我后来再见到文石时，他已是南大的高材生了。不过，这次还不能算我结识先生，而是后来省作协举办过一次什么活动，到黄山和千岛湖去了一趟，我被安排与先生同住一个房间，才有机会与先生正式交往。也就是这次，大家分手的时候，我向先生索字，先生答应了，但过了很久才寄过来。原来先生回去后就病了一场，大概是长途累的。先生是诗人却亦擅书，先生的行书，秀丽雅淡，委婉有致，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只是先生抬举我，落款谓之“诗人小友”，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从一开始就称先生夫人“蓝师母”，起初也未觉得这有什么特别，还是省作协的海若有一次说，别人都叫蓝老师，就你一人喊蓝师母，真亲！
我与先生一家人相处多年，关系能融洽到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俨然先生家中的一个成员。文石与微石也喜欢来我家玩，一次聊晚了，下楼时发现自行车被偷，文石若无其事的样子，耸耸肩，什么也不说，就走了。那时我还在写诗，微石字写得好，眉清目秀的，就让微石帮我抄稿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进入新闻单位工作，业余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而是转向对民国“从政学人”以及战后台湾历史的研究，先生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与文学界有“隔”，多次告诫我不要过早地“离群索居”，甚至到了外地，仍不放心，来信对我说“……思维活动，我常比喻为螺旋状，向内旋转越旋世界越狭小，向外旋转世界越广大，为文者似宜作广大世界教主”，如果说，在日后我还能写点东西或做些研究，都得益于先生对我“方向性”的点拨。
先生不是那种事无巨细的人，他可能不会告诉你这首诗或这篇文章写得如何，但先生肯定能指出你在“文心”上的某些缺失；先生喜欢漫谈，从来都是轻声慢语，却有着一种巨大的思想穿透力，总是从大处着眼，触类旁通，直指人心，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倘若有点悟性，肯定受益匪浅，从这一点讲，我应当是获益最多的那个人之一，因为那时先生与我聊得最多，至少认为我是听懂了，先生一再对我说，文章是“做”出来的，必须善于“做”，“做”得好，它既表现为生活的自然状态，令人信服，又能揭示出生活内在的那种动因，令人深思，这是经验之谈，至今言犹在耳；不过，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的作品有过什么评价，我获过一个什么奖，先生是评委，回来后只对我说了一句，你的人缘不错啊，可见先生并不认为我的诗写得有多好。
在先生家里，先生与友人谈话，对我从不避之，邵燕祥从北京来，与先生促膝长谈，我就坐在一旁听；先生请高晓声午饭，我正好进门，也跟着吃，现在想想，真不够懂事；人有时是看不清自己的，但先生对年轻人的成长始终抱以宽容的态度，我是一个缺点很多的人，先生心里十分清楚，但没有放弃我，而是给了我、甚至是我的一些朋友诸多关照。
一次，先生仪征的朋友一家来看望，在饭桌上我与这位朋友拼酒，先生知我酒量，劝我，不听，还胡言乱语，结果，酩酊大醉，醒来时发现已躺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对我说：“你是一个不易自制的人。性格所致，不足为病。我已给这位朋友写了信，愿替你受过，就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当时听了真想哭，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喝酒，现在已是滴酒不沾；还有一次，扬州一位朋友的弟弟不幸早逝，只有二十几岁，生前留下一些诗歌习作，朋友来信说想在全国有点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作为纪念，我找到先生，先生不仅同意帮忙，还改了几个句子，使悲痛中的生者多少得到几许安慰；在梁小斌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为了使这位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青年诗人摆脱失业的窘境，先生听我说过之后，分别给安徽的公刘和刘祖慈写信，这件事让小斌终身难忘。后来见到公刘先生，他还说起过此事。
先生是从社科院调到省作协的，蜇居仪征整整二十八年，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适合的住房。先生虽然从来没有说过，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多少可知先生的心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搬家张罗了好几年。说是要搬了、要搬了，总搬不成，劳朋友白白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饯行。”这番话虽然也是感谢朋友们的盛情和好意，但其中的隐忍之言大概也是先生不愿说的。说起房子，有这么一件事，当时省作协与文联还没有分家，文联分房都让那些干部们占去，先生看不惯，在一次会上，与高晓声一起质问当时的文联领导：“你们这是共产党内部分房，还是与老百姓一起分？”这位文联领导答非所问，场面一度十分紧张。
与先生那些年，很少见到先生这样疾言厉色，先生是世事洞明之人，对许多事看得透彻，名利皆为身外之物，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先生向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从不含糊。
犹记得风波那年，当省作协的队伍走到南大门口，先生在众人的簇拥下即兴发言，无不痛心疾首，掷地有声，说完，先生大手一挥，在空中停留许久，当时我就在先生身边，感动得泪水直流，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见证先生对这个时代的真实看法，若干年后，只要想起，这个场面就会闪现出来，先生作为体制内作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先生在一封信中对我说：处在一个惶惑莫解的时代，还是各人找各人的路……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写作实际上很苦，常常是通宵达旦，每从长夜到天明，要抽很多的烟，那时先生抽的最多的是琥珀牌香烟。后来画画也是这样，先生的睡眠很少。蓝师母写过《我家先生趣事二十一则》，以质朴的语言生动地勾勒出先生在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这些短文后来收入先生的文集中。我也记得一些零星往事：有次在外活动，先生冒雨上街捧回一大包花生，进门就说：“这花生炒得真好，一点也不糊，壳还是这样干净。”我知道先生最爱吃花生，他把一粒花生扔进嘴里，却大叫起来，原来这花生根本就没有炒过；先生的睡姿有时很特别，就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仿佛一触即发，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在了文章里，先生说，这一笔最好，何曾真正放松过啊！先生寄信时常“张冠李戴”，或者只写“镇江王川”就发了出去，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先生把给严迪昌教授的信给了我，我的信给了教授，吓得我和教授同时赶到先生那里，先生直说“乱了、乱了……”
我甚至见过严迪昌教授在先生家中醉酒，倒在沙发上就睡，先生脱下大衣，盖在他身上，对我说：他可是难得一醉！记得那天教授与先生说了很多的话，从清词、大学、家世一直聊到了鲁迅，教授说：“鲁迅先生写《朝花夕拾》为时太早，如果我写的话，非挨到七十岁以后不可。”先生却说：“我没有什么朝花可拾，只剩下一枝晚花……”
关于“忆明珠”这个笔名，坊间一直众说纷纭，不知有过多少版本，好像谁也没有弄清楚过，车前子问过我，我问过先生，先生不说，就不再问了，后来读先生文章，才知在这个笔名之前，先生还用过许多其他的笔名，但最常用的是“忆明珠”；还有一件事，是先生亲口对我说的，他还在社科院时，最烦的就是开会，常常如坐针毡，社科院领导也知道，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领导突然冒出一句“诗人天马行空，下午的会可以不参加……”，先生一听，说“告辞”，起身就走，回仪征去了。
在我眼里，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名士风度的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喜欢竹林七贤，喜欢陶渊明，也喜欢杜甫，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方式是统一的，包括思辨、审美、创作等等，皆“发自内心，止于自然”，每一时期都有佳作或名篇问世，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但在名篇之外，依是散淡之人，这是真正的高格，能做到的人不多。
二〇一二年，我和邓海南在瑞典，到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家中作客，马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他给我看过一份文件，是他五十年来研究过并译成瑞文的自“五四”以来中国诗歌作品作者名单，包括胡适、郭沫若、冰心、闻一多、艾青、北岛等人在内，仅有五十人左右，其中就有忆明珠。我不知是否告诉过先生，但我知道，先生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先生在艺术上的才情和执着，在生活中的散淡和超脱，已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人特质，许多作家是可以模仿和复制的，但先生则无法模仿，世上只有一个忆明珠，先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具睿智和有才情的人，他的独异个性以及创作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先生的目光始终是那样炯炯有神，坚定不移。即便在仪征乡下那么多年，先生也能在时代的夹缝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以诗歌的形式追寻精神上的自由，但凡与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能体会到先生的豁达与从容，智慧与幽默，包容与宽厚，这正是先生的魅力所在，让我们心存敬重！
三十多年过去，我也走过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写作之旅，每当新书出版，就会想起先生，想起蓝师母，想起在先生家中的日日夜夜，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也是最重要的日子，此生不会再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与先生那些年，我明白了许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今生今世能做先生的学生，我真的很幸运！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归国途中，三天后才知道，未能见到先生最后一面，成为终生遗憾，这也是我亏欠先生的，有着说不出的痛！若以足龄来算，今年应是先生的九十大寿，我个人愿把今天的追思会当作先生的九十寿庆，因为在我心中，先生仍在，永远不会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于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