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拜识忆明珠先生，我就尊敬地称呼他“忆先生”，同许多朋友一样。明明知道他的真实名讳是赵俊瑞，可还是觉得忆明珠的笔名更响亮。
这一叫就是二十多年。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到南京传来的不幸消息，年逾九旬的忆明珠先生驾鹤西去了，顿感双眼发热，心头发紧。从此刻开始，忆先生的“忆”字，突然变成了动词。二十多年来与先生交往的情景，一幕一幕闪现在眼前。
我初访忆先生是在一九九二年的深秋，借出差南京的机会，替文友谭宗远君去拜望我们共同仰慕的这位前辈作家和诗人，是由时任扬子晚报文化记者的鞠健夫先生帮忙联系并陪同前往的。真是与先生有缘吧，那第一次晤谈，就仿佛省却了客套与拘谨，很快进入亲热的氛围。我后来写过一篇《初访忆明珠》，记录了这次访谈的内容。那天，先生与我由茶谈到散文，除了鼓励业余作者的写作，还深入谈了不少创作理论。印象最深的是一句：写散文心里要有理性。先生说：“散文表面上有松散、随意的一面，但是必须有内在的理性把它制约住。就像太阳系，那么多行星转来转去，要是没有太阳把它们吸引住，就形不成一个整体。”并说：“理性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天然的。”
我在之后拜读先生作品的时候，越读越深入地理解了他的教诲。先生的散文，不论结构还是语句，都有一股凝炼的美感，看似不经意的自然流淌的文字，却非常隽永，经得起反复咀嚼，而且越品越令人拍案称奇。虽然形式是散文，但是文字里似乎暗含着诗一样的节奏，是能边读边抚掌击节的。这一方面是他的阅历和内在思想的深刻，另一方面，我想因为他是诗人的缘故吧，他的语言有诗的凝炼和诗人奇特的思维方式，因此语言风格也不同于一般的散文家。
从此以后，我同先生就开始了长期的通信。只要一有机会去南京，不论公差还是私事，忆先生在肚带营的家是必去访的，有时给他带去些类似荣宝斋木版水印信笺一类小礼物。先生曾笑谈：来客送他文雅的礼物，哪怕再小，他也要记在日记里，要是送他吃的喝的就不记了。“你送我信笺，我就拿它给你写信。”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打心里高兴，笑称如此说来，还是我划算。先生和师母蓝桂华阿姨待我同女儿般亲热。先生还亲自下厨，为我烙胶东家乡的油饼。这油饼不是北京那种油炸的油饼，而是和面时加了油的，介于油酥饼和烙饼之间的口感，很香，是先生拿手的得意之作。
而让我引以为得意的，是我给先生的信还无意中引出他的几篇美文。
大约是在一九九五年，他寄来一本《随笔》杂志，里边刊出了他的四篇新作，副标题竟然全是“致阿遥”，我当时不仅受宠若惊，简直可以说惊异得欣喜若狂。其中一篇《题爬山虎》，是收到我寄去的一张小照后写的，那张照片我挺喜欢，是趴在颐和园长满爬山虎的虎皮墙上，回过脸的一瞬。先生一定也是喜欢的，而且借题发挥出许多有趣的奇思妙想。另外三篇，是因了我信中的一句话，我说我在伴着西洋音乐和中国茶在给他写信。这句话，居然引发了先生对人性和中西两种文化的高论。《我还是喜欢被抬举的》最有趣，开篇便说：“信说：‘现在，我伴着音乐与茶给您写信——听西洋音乐，喝中国茶，这也是人生的两大乐趣，缺一不可。’是吧？您在信里是这样说的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在这几句话中暴露了一大失误。你说的是听音乐与喝茶与写信三事，跟后就丢掉了写信，只认定前两者才算人生之乐，且缺一不可。那么，写信呢——给远方的诗人写信呢？是一大苦差吗？……不过也可以作别种解释：信是由音乐和茶催生的，自然音乐和茶所带给您的乐趣，仅仅是陪衬而已，写信是主要的。既如此，写信之乐复何如之？”忽而，笔锋一转：“然而我要这高的抬举干什么？”文章的主旨在这儿呢，几笔犀利的浓墨，却惜墨如金，点到辙止。对我的批评实际都是陪衬，读来在令人莞尔的同时，眼前一亮。这正是先生的文风。
而《欣赏的比照》和《说到音乐》两篇，更多的是严肃的美学思考。《说到音乐》里的这段话，很能表现诗人浪漫的心迹：“听陕北民歌，听《二泉映月》之类的音乐，我真想找一片广袤的草地，在上面打着滚哭，直哭得泪水淹没了草地，淹没了我自己。而听抗日救亡的歌曲，我却想站在高山之巅，面对从东方旋转飞腾而起的朝阳，倾撒我胸中热血，化作满天红云！”
这四篇美文，后来都收录在他的文集《小天地庐杂俎》里。
近十来年，电话越来越方便，我辈却越来越懒得写信了。我与先生的联系，大多改用电话，有时给他寄些作品去，也都是打印稿或复印件。虽然能听到他的声音倍感亲切，但是先生也不止一次埋怨我不给他写信了。我很惭愧，偶尔改正，但的确信写得越来越少。
忆先生写信，不一定很长，却从不怠慢，一律是用毛笔写在笺纸上的，每一通都是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兴起一股“换笔”风潮，把钢笔换成电脑，始作俑者是老作家徐迟先生，他用电脑写的第一部小说是《江南小镇》。当时忆明珠先生也换笔了，他是把钢笔换成了毛笔。不仅写作、写信用毛笔，还从六十多岁开启了他的绘画生涯。他的小写意花鸟，他的打坐的罗汉，出手不凡，潇洒的文人画意立刻吸引了文化界的目光，诗文书画集也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历史的变革中，忆明珠先生仿佛总有惊人之举。在出版技术全面电子化、机械化的二〇一五年底，他却出了一套线装书：函套装宣纸线装的作品集《抱叶居墨迹二种》。内文全部是写在笺纸上的手书墨迹原大影印，分为《抱叶居尺牍》一册和《闲花书屋偶记》两册。这还要感谢非常有心的师母，她在先生的信投寄出去之前，都为他留下了复印件。我在新年里收到了这件最珍贵的礼物，这部图书精品。捧读新书，如同阅览先生大函——那其中也有两通是写给我的——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先生曾在电话里不无遗憾地说，将来，会缺少了一种文体：书简或尺牍。他的逆势而动，是在为传统文化的衰落而抗争吗？
二〇一六年，先生九十大寿。四月中，他生活过二十八年的仪征市为他建立了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他的老友，八十四岁的老诗人邵燕祥先生，《诗刊》社唐晓渡先生等众多文化界人士赶到仪征祝贺。我有幸也在受邀之列，这之前，竟因为各种原因，几年没有去南京拜望先生。我太珍惜这次机会了，非去不可。给他带什么礼物，颇费了些心思。思来想去，买了尊北京兔儿爷，见他时蹲在他的膝前，当着他的面把四面小靠旗给兔儿爷插上。先生见了，果然喜出望外。这不仅是北京独有的民间工艺品，最关键的，我知道先生属兔。
仪征几乎可以算是先生的第二故乡，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下放到这座江北小城，在仪征文化馆一做就是二十多年。说起文化馆，先生有一次在电话里幽默地笑道：“文化馆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的地方，那年代文化馆可是藏龙卧虎，马得、陆文夫、忆明珠之流，都是文化馆出来的。在文化馆平安度日二十八年，造就了郎里郎当的忆明珠！”请原谅，这是先生的原话。他总是这么风趣，所以听他的电话也是一件快事。
电话里，我偶尔也向先生讨教文学问题。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跑一些文物古迹，一旦有暇，也把这些游历记录下来，旁人可以当游记看，而我更愿意叫它们考察散记，因为我更多的是关注专业方面的内容，而不是文学性的游记的写法。忆先生有一次跟我谈到游记，说，写游记有两条路，一是散文，必须有文学性；另一种是考证典故的，陈从周先生写园林，就是着重谈建筑美学。“我写扬州园林，这些就忽略了。我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写我的感受，有我的立足点。”忆先生如是说。
有一度，我读到有些作者的类似文章，明里写这些优雅的历史环境，实则仿佛更想让人欣赏这环境里的自我，我看了有些不舒服，委婉地跟先生表达了我的看法，说我在那样的历史环境里，是仰视的敬畏的心态，自我是渺小的。记得那次，电话那边的先生顿了顿，然后明确地说：“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坚持自己的路子，也不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写，这不就百花齐放了吗？”电话这边的我，顿时感到汗颜，惭愧于我是不是有那么一丝狭隘了。先生于我，不仅是文学上的指导，他这样的睿智的长者，是人生的导师呢！
忆明珠先生爱说一句话：我是明朝人。这是一句很耐琢磨的话，研究起来恐怕能写一本书。我不敢妄论。
我倒是听他谈到过这么一件事，友人告诉他，曾请张中行先生谈当代散文，行翁说，当代散文家他最欣赏两位，一是高邮的汪曾祺，一是南京的忆明珠。忆先生闻言，甚感欣慰。听了这话，我忽然觉得，这三位大家，似有些共性的风格，无论为文还是为人，其质的深邃和形的超脱，不是都有些晚明士人的风骨吗？忆先生对张中行先生，也是非常尊敬的，尽管他们好像没有过交往。而我当年还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将忆先生赠我的一幅罗汉，和行翁所赠一幅行书，裱在了同一幅立轴上，让两位先生在作品里握了手。
先生还爱说一句话：我是“不肯红的花”。这句话出自他的一首诗，是他结婚二十年时写给妻子的：
二十年，
粗茶淡饭生涯，
你澹泊如水，
我便是水边那枝
不肯红的花。
请注意，不是不红，是不肯红，这就有深意了。有家出版社为先生出的一本文集，书名就选用了这五个字，叫做《不肯红的花》，我想，这五个字表述的，不仅是说他对夫人的情感了。书的编者，也是在努力读懂忆明珠先生吧。
这么些年，我读懂先生了吗？远远没有。
如今，点点滴滴，一幕又一幕，只有对先生无尽的回忆，会持续到永远。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