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五日，忆明珠先生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除了悲戚，还感到心中异乎寻常地空落。
此刻，我意识到，我人生中一位重要的导师永远地离去了。
就在今年春节，我和友人按照多年不变的习惯或者说是约定，登门给先生拜年，其时先生虽已九十高龄，背比往年更驼了一些，但精神仍很健旺。我原以为，这每年春节的拜望，能年复一年地延续下去，成为先生与我们这些后辈之间一个“约定俗成”的“保留节目”。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多前的四月十六日，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在仪征的开馆，竟成为先生亲自参加的最后一个重大的活动。那一天，中国作协和省作协领导亲临现场，各地文友相聚祝贺。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了揭幕盛典。为了表达心意，我不揣浅陋，以中华新韵作了首七律《贺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开馆》，抄成条幅，带到了仪征。
当我到达下榻酒店，先生正坐在大厅休息区的藤椅上小憩，我赶忙上前问候。见到我来，他马上用他那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微笑着打趣：“你怎么来了，你是方的，我们这个会是圆的”。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比划着，在空中画了个圆。
见到先生兴致不错，我赶忙问他要不要看我写的条幅，他点头同意，我遂把条幅展开，并逐字逐句读给他听。诗云：
躬耕瘠壤亦修身，谁料白沙烙印痕。
鸭嘴桥头逢妙句，真州城肆会佳文。
沧桑墨韵书缘道，烟雨丹青画远尘。
狐尾作毫呈异彩，先生本色是诗人。
这诗写的如何可另当别论。但我确是欲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对先生的总体印象，写出我所认识的忆明珠，或者说写出我对忆明珠的认识。
说起来真是一种缘分，我认识先生竟然已近半个世纪。
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南京知青到仪征月塘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月塘位于仪征的西北部，与江苏的六合和安微的天长接壤，地处“两省三县”交界，是仪征当年最贫穷的地方，可谓“瘠壤”。造化弄人，谁料会在古称“白沙”的仪征让生命留下深深的印迹。
诗句是对忆明珠先生当年境遇的刻画，也同样是对我自己命运遭际的描述。有占地六千余亩碧波荡漾的鸭嘴桥水库的月塘，是激发先生蓬勃诗情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所在。而有着“风物淮南第一州”美誉的真州古城则是先生文思喷涌的福地。这也真应着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诗训。至于先生晚年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才子书》，与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并列，赢得诗文书画“四项全能”的美誉，也是以仪征为发端，历经沧桑烟雨，成就高雅清奇。
插队的生活，是劳苦的，也是寂寞的。精神上一开始是亢奋的，后又是迷茫的。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可读的情况下，很偶然的我读到了一些唐诗宋词和诗词格律，再加上受到当时传诵一时的毛泽东诗词的影响，我开始尝试写点半文不白的东西，以自我慰藉。记得当时写的一首咏挑粪的诗，诗曰：
露冷秋风凉，鸡啼迎朝阳。
一行扁担串，脚步蹬蹬响。
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
路转上梯田，青涛望不断。
这样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古典诗歌的影响，后来发表在仪征文化馆的油印刊物上。
我与先生的认识，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我插队到仪征后，就听说仪征有“四大文人”。这“四大文人”之首，就是忆明珠。尽管当时一些文化人被贬成“臭老九”，但在许多老百姓的心里，“臭老九”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内心里对“臭老九”还是敬重，甚至于仰慕的。
当时，我们知青中有点创作能力的，有机会参加县里办的创作培训班。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有一次在县里参加创作培训班，县文化馆长通知我说，老赵要找你聊聊。后来我才知道老赵就是忆明珠，原名赵俊瑞。对于忆明珠这个笔名的来历，私下里有多样的猜测，但即使是后来与先生很熟悉了，也从来没有寻求出答案，更增添了这个笔名的几分神秘。就这样，我与先生有了第一次见面。
印象颇深的是，先生见了我就说：“原来你这样年轻，但写的东西太老，你应该写新诗”。而我当时接触过的新诗很少，无非是中学课本上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臧克家的《春鸟》等，对于新诗的认识极模糊。就这样，在先生的指点下，我开始尝试着写点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当时我不足二十岁，对创作可以说正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只是有点苗头。而先生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诗人，只不过是因为“文革”的冲击，暂时“封笔”。也许先生认为，我尚属可造之才，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也在月塘公社插队，让他想起了当年。后来听说先生是从南京下放仪征的下放干部”，也曾在月塘当过农民，扛过扁担，压过担子，只是被县里的领导“惜才”，才最终落脚于文化馆，当了个排名最末的“副馆长”。也许正是做这样的“小官”，省却多少繁杂事务、交际应酬，而成就了先生的文学事业，对于先生何尝不是幸事。
我揣度，也许就是相似的人生轨迹，增添了几分亲近、几分默契，而成就了我与先生相识的机缘。总而言之，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学艺，但先生不愿看着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精神被束缚、才华被压抑，愿意伸出“援手”，确是明白无误的。
从此，我成了先生家的常客，除了专程从月塘步行数十里到他家讨教外，有时探亲路过也会在他家歇脚，甚至会在他家住上一晚。那时，我的创作刚刚起步，又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十分幼稚，可创作欲却十分旺盛，可以说是个“废品制造作坊”。可就是这样，我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常常拿着这样的东西去请先生指教。面对这样的“作品”，先生往往并不发表什么意见，只是希望作品初稿完成后，要“冷处理”，要放一放，过些时日也许就能发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其实，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他是不忍挫伤小年轻的创作积极性，而不把话说死。他更多地是言简意赅地讲授创作经验，他常常说，写文章就是解决矛盾，要有起承转合，最后矛盾解决了，文章就完成了。还有就是强调写作不能写概念，一定要写感受。做人要直，作文要曲，也是他经常告诫的道理。等等等等，这些点点滴滴的“金玉良言”，于我这样刚刚起步的小年轻而言，不啻于醍醐灌顶，心里似乎明白了一些。还有就是先生对我的名字不够诗意似乎一直有点“耿耿于怀”，多次和我打趣。我也想起一个和先生一样富有诗意的笔名，但终究没有付诸实施。我揣测，也许诗人的笔名也是挺重要的，久而久之，可能会对诗人的才情产生暗示作用。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文革”初期毛泽东在一封信里提到的一句名言，被我奉为人生的座右铭。有意思的是，插队的那个大队的书记，欣赏我有点“小才”，便把我调到大队部帮忙写“材料”，那时，即使是基层的生产大队，也有大量的工作总结、大批判文章、会议发言稿等“材料”需要撰写，往往要配备类似“秘书”这样的角色来应付。大队部有一小块菜地，那一年除了种些青菜、西红柿等大路菜以外，还种了一种很特别的菜——金瓜。金瓜就是观赏南瓜，呈扁圆形，色金黄，脐部呈绿色，凸起成三足鼎立，十分可爱。我听说金瓜在未成熟时，可以在上面刻字，待成熟时，刻的字就凸显在瓜上了。于是，我就选了几个金瓜，在未成熟时给刻上了“人贵有自知之明”等名言，待瓜长成后，特地选了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当作礼物送给了先生。先生把这个刻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金瓜，在窗台上放了很长时间。那时，先生家中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除了睡觉的床，就是破旧的方桌和椅子，简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不像现在，可以在博古架或装饰柜放上此物，而别具一格。如今想起，即便那时把“人贵有自知之明”像神一样供起来，难道就一定会具备“自知之明”？当一个时代弥漫着重重迷雾，作为底层的平民百姓是很难独自清醒的。我那时岂止是在创作上缺乏自知之明，在思想上、精神上诸多方面都是很迷糊的。
及至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我被先生推荐到仪征城中小学当代课教师。说到“推荐”，当时半瘫痪的高校招收的是“群众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我这样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而我作为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能够被先生“推荐”当小学代课教师，已属当时可以选择的上佳“出路”。况且“代课”时间长了，遇着机会是有可能“转正”的。只是我这样的初中毕业生毕竟没有接受过正轨的师范教育，缺少教学经验，一接手就是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可想而知的不适应。姑且不论正轨的教学，即使当个纯粹的“孩子王”，也是大有学问的。而我这样的“新手”，很快就被学生中的“调皮鬼”所轻慢，上课不守纪律，引得我发火。当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高潮，就是这个受到批评的学生，竟然在校内贴了我的大字报。被贴大字报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自己的内心要“检讨”，要“反思”。为什么偏偏是我？别的老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呢。这样的遭际，也是先生当初“推荐”所始料未及的。好在风波很快平息，贴大字报的学生，经过教育，有了转变。当时的中小学教育就是这样，因为高等教育的半瘫痪，而造成人才断层，师资匮乏，连我这样的初中生都当成了人才，派上用场，怎不令人唏嘘。这一段教学生活，也让我这个初涉职场的年轻人加深了对生活的认知，更增添了几分经受岁月磨砺的韧性。
当了代课教师，从乡下来到了县城，向先生求教的机会多了。我经常晚上到他家，或请他看作品，或约上三两文友一起同他聊天。先生不但诗文好，谈吐也极风趣，与他交谈是一种享受。有时打扰多了，我们过意不去，而他却说：“你们以为是在打扰我？我其实也把你们当作书来读，对我也是有好处的。”经他这一说，我们这些“骚扰者”心中也就释然了。
在城中小学任教期间，不但增加了向先生求教的频率，也加深了对先生的认识。比如待人接物难以避免的应酬。先生的脾气在常人看来有些“怪”，他不喜欢参加宴请，有些碍着面子非参加不可的应酬，也多是以茶代酒，世人皆醉吾独醒。至于酒后的余兴节目是万万不会参加的。我就听他说过，一次晚宴后，众人开始打扑克，他又不便离去，便在牌桌旁边的床上躺下睡觉。其实，他又如何睡得着，只是在心中打腹稿，琢磨诗句。众人打了一夜牌，他则翻来覆去作了一夜诗。先生有的诗作，竟是在这样的场合完成的。但先生也不是一概被动的应酬，有时也会积极地接待客人。这样的接待我就参与过一次，帮了先生一点小忙。大约是一九七四年初春，章品镇先生到仪征来，先生让我和他一起在县城的一个小饭馆招待章品镇吃了顿仪征特色小吃。至今记得，年过半百的章品镇身着中式缎面棉袄，在当时蓝灰为主色调的人群中十分亮眼。而小吃之一便是我在街对面小吃店排队购得的春卷。春卷，是我那时十分喜爱的小吃，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小吃。在当时清苦的生活条件下，春卷已算是“高档”的美食，也是我任教的学校“打牙祭”的“保留节目”。下午学生放学后，教师们还会留下备一备课。此时，教导主任往往会“差遣”我上街买春卷，给大家先垫垫肚子。因为我在教师中年龄最小，让我跑腿是最合适的，我也乐意为大家做这样的服务。然而，这一次先生让我参与接待他的客人，则不仅仅是要我参与服务，更是给了我一次开阔眼界的学习机会。香味四溢的春卷，名字也充满诗意，但在当时文艺界的沉闷氛围中，不知是否增添了两位江苏文化名人对话的韵味。
就这样，我与章品镇先生有了一面之缘。想不到的是，多年后，章品镇先生的一个儿子成了分管我工作的副区长，而与我共事多年。这一切的缘起，其重要因素是忆明珠先生对我的悉心关照和栽培。若不是先生的引导，或许我会成为另一种人，而不会从事文化工作。当然，先生当年悉心指导的文学青年，不单单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作家、诗人、评论家、书法家、画家、大学教授、文化干部，成了各行各业的工作骨干。这些人的成才，除了自身的努力，与忆明珠先生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这是先生自身成就以外的一项贡献，功莫大焉。
及至一九七四年初夏，为了照顾于一九六九年孤身一人下放淮阴的母亲，我离开了第二故乡仪征，并根据当时“照顾独生子女”的政策，进了淮阴的一个机械厂当工人，不再方便当面求教于先生，只是不时通过书信求教、问候。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创作尚未放开。先生便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对于艺术本体的思考与研究上，我有幸读到他寄赠的研究心得汇集的两本油印小册子《鸣缶小札》和《学书漫笔》，就是这个阶段，先生可能对于书法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我希望能得到先生的墨宝，以欣赏学习，他便给我寄来了二十页三十二开宣纸写的书法小品《鲁迅诗笺》，如果装裱起来，就是一个精美的册页。我揣测，抄鲁迅的诗，除了练字，也许更重要地是从中寻求慰藉，觅得精神上的“憩息地”。
“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精神振奋，文思泉涌，先生也迎来创作的高潮。在重操诗笔的同时，《破罐·泪泉·鲜花》等散文井喷式地涌出，《荷上珠小集》获全国首届散文优秀作品奖而名声大噪。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是在淮阴的工厂里读到了连续几期《雨花》杂志发表的系列散文《破罐·泪泉·鲜花》的，感到十分亲切，又非常震撼。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诗人，在这之前，虽然也写文章，但一下以新锐的散文家的姿态重返文坛，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如今看来，一九五七年《星星》诗刊也是先后三期发表了先生的诗作，一下子把先生推上了诗坛。
而一九七九年，类似的现象似乎在重演。时转运来，似乎在一瞬间，先生又新增了散文家的头衔。细究起来，先生钟意于散文，并非偶然。正如先生在《关于散文的聊天》“‘破罐’——我的散文观”中所阐述的：“我深深引为遗憾的是我始终未写出可称之为‘玉壶’般艺术珍品的诗，但对于我的散文，则宁愿视之若‘破罐’，从不期望它的华丽典雅。”“我器重‘破罐’，则是想往我的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诗人的身份，无疑是先生的立身之本，先生的诗歌成就也是有公论的，但先生对于自己部分诗作因历史的局限、思想的禁锢而留下时代的烙印也是深以为憾的。因而“文革”结束之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先生其实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写作文体的转换上都经过了一番“涅槃”，而获得了升华。先生不是“先知先觉”，他也有过迷茫、有过彷徨、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先生是个非常真实的人，他不“自欺”，他勇于“自省”。比如《晚花其四》：
金的心扉
乍敞开，又紧闭
如一座金的墓。
瞬息的光华里，
一个自由的灵魂，
自觉地就缚于神符。
壮烈有余的英雄史诗啊！
野花披上了致哀的黑纱，
月色，奠满地泪般的露。
又如《书空其十六》：
感情推向顶点，
爆破了一轮朝阳。
日观峰上观日出，
谁又能埋怨
那景象太壮烈，
太辉煌
太狂乱
太喧嚷……
七彩横溢而天分地涨。
被朝阳冲撞过的心将更加明亮！
——上苍！
这一时期先生的诸多诗作不但渗透了深刻的反思精神，还呈现出“涅槃”之后获得新生的“明亮”心态。思之愈深，悟之愈切。诉诸于散文，自然就呈现出大气象。先生的散文于闲适中见机锋，于平淡中见奇崛，凸显着独特的个性。在风格上也不拘泥于一端，有杂文般的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也有散文诗般的对社会文明的赞颂，对人间真情的咏叹。先生究竟是诗好，还是散文好？我以为，这个结论很难下，归根结底，他的散文是诗人写的散文。
在写诗作文的百忙之中，先生还挤出时间通过书信给予我切实的指导，对于我的点滴进步，都加以鼓励：“大作总有进步，令人高兴，像语文教师那样的提修改意见，未免多事，我想你也不需要。可经常择自己满意者，向报刊发发稿，不用亦有好处，可促使自己反省，免得冲昏头脑。”一九七八年二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两首新民歌，先生又给予鼓励：“路子对头，长期坚持，虚心学习并善于总结经验，不会不取得进展的，望继续努力。”对于我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与困惑，先生也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诗稿中有的写得不错，颇有诗意。自己可以作些比较，为什么有的诗有诗意，有的则缺乏诗意。没有诗意的诗，可以不写。不然把诗看得太简单，随手皆诗，即无诗了！”先生的这些教诲，让我清醒，对于我敬畏写作、端正创作态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直到一九八三年，我才调回南京。其时，先生的工作已先于我于一九七九年调到南京，先在省社科院，后又调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但先生的家至一九八六年才由仪征搬到南京。这一来，我又有了经常向先生当面求教的机会，只是这么多年，四处漂泊，颠沛流离，为求生计，而不能静心写作，创作水平一直未能有大的提高。然而，先生没有嫌弃，一如既往，看稿、评稿，看到有点水准的稿子，还帮助向刊物推荐。一九八八年，我的短诗《楼上楼下》在有一万多人参赛的《诗刊》首届“珍酒杯”全国新诗大奖赛中幸运地获了三等奖，并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号的《诗刊》发表。这成绩的取得，与先生等前辈多年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生兴趣的重心逐渐转向绘画。他曾向我展示过一个八开宣纸装订的大本子，都是他的国画习作，他的绘画似乎是“无师自通”。一开始线条还显得稚拙，及至数年后再看，已十分老辣。我以为，先生的画并不需要与专业画家一较短长。先生的画别具一格，是如今已稀缺的苏轼所推崇的“画外有情，寓意于画”的“文人画”。
中国画讲究书画同源。我想，先生能够用短短数年时间即在“文人画”领域“登堂入室”，他的书法功底肯定是有助益的。先生其实在幼年就打下了书法基础，及至“文革”，被造反派罚抄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为了不“白白地遭受这番侮辱，总要得到点什么”，借此机会就练起字来。先生的书法一开始学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主打行书，并未追求正草隶篆四体皆能。先生只是延续了旧时文人的传统。毛笔写字，对于旧时文人是极自然的事。当然，到了现代，硬笔大行其道，日常书写坚持用毛笔，就需要“刻意”了。先生确实“刻意”用毛笔作文，“刻意”用毛笔写信，“刻意”做一个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文人。先生似乎从未追求做一个纯粹的书法家，只是把书法作为文人“应知应会”之事。因为有着文人学养的滋润，先生的书法有着特别的韵味，而有别于一些“专业”的书法家。
先生的画的题材多是花鸟鱼虫、梅兰竹菊，还有就是罗汉。先生画的罗汉，那额头、那谢顶，浓眉、大鼻，从形到神都酷似他自己。最精彩地当数题画诗，如：“诗人命穷文不穷，命益穷时文益工；思入风云惊造化，却教菊花笑杯空。”、“管它根藤乱如麻，我自开花赛喇叭；强似世上吹鼓手，只吹喇叭不开花。”、“画蟹但爱墨峥嵘，腿多只为路不平；漫道铸来案似铁，跌在纸上犹横行。”、“一瞬光中我暂住，一朵花中我长埋；面壁人去还留壁，此心非镜焉生埃。”、“放却青山不独往，偏向红尘惹梦长；平生不吃后悔药，自刮病骨疗金疮。”这些诗句或庄、或谐，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妙趣天成，诗人的情感跃然纸上，诗人的爱憎融入画中。
诗、书、画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诗思画意愈加令人回味不尽。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先生并不赞同年轻人写旧体，而当今不少写新诗的老来却“格律”起来。表面上看，先生似乎也在向“旧体”回归，其实，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小谈我的“艺术世界”》一文中说：“需要说明的，写歪诗（他把题画诗戏称为“歪诗”），不宜用新诗体，因它极少幽默感；也不要古典格律诗体，最好是半文不白，非驴非马，看起来就有些歪头歪脑。我喜欢采取的形式是七字、四句，押韵。貌似绝句，但不讲平仄。
古人说诗要的是精诚，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试问金开石裂所迸发的声音，怎样测定它的平仄！”仔细推敲，先生的“旧体”其实是可以归入形式上相对自由的“七言古绝”的，也可以说，是不拘泥于平仄的以“旧体”为壳，有着鲜明时代特征和个人独特风格的“有新意的诗”。
先生是慷慨大方之人，有时我们晚辈去看望，带点茶果小礼物，他就回赠书画作品，并打趣道：秀才人情纸半张。有时兴之所至，会现场作画，我有一幅牡丹图就是他现场画的，题名《浓艳》。先生在《随烟飘逝的牡丹》一文中提到喜欢字画的父亲，在“文革”中为免灾祸，无奈烧毁了家中珍藏的字画，其中就有他最叹赏的清代著名画家邹一桂的工笔牡丹图。我揣测先生喜画牡丹，首先是表达游子的思乡之情。先生的《题牡丹十九首》其中两首：“难忘最是故国花，春风一枝玉盘斜；几度化蝶随梦去，不信此身在天涯”、“漂泊江南五十年，何曾忘却故家山，小园虽扃花自发，邻女墙头窥牡丹。”就是表达了这样的心绪。同时，先生的牡丹“花大如斗，胆大如斗；敢红敢绿，敢醉秾春似酒；敢让百花先，敢殿三春后。”蕴含着“有胆有识，敢爱敢恨”的情怀，芬芳着“道法自然、大俗大雅”的格调，辉映着“卓尔不群，傲视群芳”的精神。
可以说，牡丹是先生人生态度的一个寄托。更多的时候，他会赠送已备好的书法，常常是一人两幅书法小品。我受赠他的“大批量”书法作品，除了一九七五年二十幅书法小品《鲁迅诗笺》，还有一九九一年赠我的十张团扇书法，内容皆为宋诗，落款却特别，分别称先生清赏、先生雅命、吟兄清赏、诗友清赏、同志雅属、学棣属等，对一个后学小辈如此尊重、郑重，着实令人感佩。我揣测，此时，先生对“理胜于情”的宋诗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思想上艺术上正在做深入的理性的思考，而有所触动吧。
此外，除了获赠书画作品，先生的诗集、文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墨色花小集》、《沉吟集》、《荷上珠小集》、《天落水》、《小天地庐漫笔》、《落日楼头独语》、《白下晴窗闲笔》、《忆明珠诗选》、《中国当代才子书·忆明珠卷》、《小天地庐杂俎》、《忆明珠散文选》、《忆明珠文集》、《抱叶居手函墨迹》，还有近些年所作的杂感和题画诗辑录的线装书《闲闲草》、《抱叶居杂诗》等，多在出版后不久获赠，成为家中的珍藏，而常读常新。这些诗集、文集成为当面求教之外的常伴身边的良师。
先生以九十高龄仙逝，我以为与先生豁达、乐观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也与晚年沉浸水墨丹青，内心宁静，颐养性情有关。同时，先生的夫人蓝桂华女士的悉心照料也是重要因素。先生睿智过人，而生活自理并不十分高明。不但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需夫人照料，就连生病吃药也是夫人按时定量安排好的。夫人是好脾气，说话慢声细语，似乎从未见她生气，甚至没有听她说过一句重话。即使是先生外出开会或采风偶尔犯了“糊涂”，丢了东西，她也只是笑着“嗔怪”，并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
夫人不但是生活的伴侣，还是写作的助手和文章的知音。先生不少赠予他人画作上随兴所作的题画诗，都是夫人帮助抄录下来才得以保存的。在先生的影响下，夫人对写作也有了兴趣，还创作了系列散文《我家先生——忆明珠生活点滴》，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趣事，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忆明珠的理解和认识。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伉俪情深，也真是先生的福分。
我在忆明珠诗文书画陈列馆开馆活动的座谈会上，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先生年轻时写诗，直至“文革”前，达到了一个高潮。“文革”十年后，即先生年过半百后，虽然重操诗笔，但写作的重心已转向散文。这与“文革”后的思想解放是分不开的，精神涅槃，脱胎换骨，痛定思痛，有许多复杂的情感要倾诉，这样的变化用散文来表现恐怕更适合。直至六十五岁之后开始学画，同时文章的写作逐渐减少，但又并非“不着一字”，而是用“题画诗”这种形式延续了诗人的不老情怀，且没有丢弃那支理想中的“狐尾笔”，一直努力做到在《关于散文的聊天》中所说的“发现人所难以自己发现的那些东西”。
我感到，先生的创作道路是智慧的道路，先生的人生是智慧的人生。道法自然，顺应自身的精神状态、身体状况而适时调整创作方向，挖掘创作潜力，同时，也滋养自身。正如先生在《中国当代才子书·忆明珠卷》的自序中说：“虽然我已经老了，老而且病，但尚能有所进步，这说明我还在生长着！——我的生命还在生长着！这使我感到高兴。”先生本色是诗人，由诗而文，由文而画，亦画亦诗亦书，万变不离其宗。看似转向，实则提升。只是表现为生命的不同形态“还在生长着”。虽然先生已经仙逝，但先生的精神不死，还在延续，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