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接到《名人》杂志社一位女编辑打来的电话，约我写一篇住在南京的名人专访。我当时不假思索，立刻就想到了忆明珠老师。是的，自一九五七年从《星星》诗刊上见到"忆明珠"这引人注目的名字，到一九八六年以来频繁的直接交往，我自信对其人是了解较深的；何况我们的住处距离那么近，要采访也很方便啊！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这篇八九千字的文稿。此文就刊登在当年十月号《名人》杂志上。过了不久，又被作家文摘报转载了，从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而今斯人已去，重读此文，忆起当时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
忆老刚走时，我曾作悼诗一首，现亦存此为念：
噩耗惊闻天地昏，大悲无语泪沾襟。
卅年聆教师兼友，百世流芳道与神。
书画求新呈异彩，诗文守正见真魂。
先生驾鹤西归去，吟啸风清落紫云。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记于金陵长吟室
我最初接触“忆明珠”这名字是在一九五七年，从《星星》诗刊上见到的。其时我年纪尚小，又蛰居乡村，孤陋寡闻，不懂得人世间有所谓“笔名”的，于是便好生奇怪：这人怎么姓“忆”?《百家姓》里没这个姓啊！
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又陆续从《诗刊》上读到他的《唱给番瓜花的歌》、《狠张营歌》、《跪石人辞》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力作后，我不禁震惊了，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说来很好笑，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一位“女中豪杰”呢！后来才听人说，他本姓赵，名俊（镇）瑞，一九二七年生，一九四六年参军，一九五〇年赴朝作战，一九五八年到江苏仪征县文化馆工作。他不仅是男的，而且是一条山东大汉！
至于“忆明珠”这笔名的来历，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个美丽而又悲伤的故事。我和他相识以后，曾几次试图证实一下那传说，无奈都被他用别的话题岔开了。再后来从他的一篇题为《爱，“好自为之”罢了》的散文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有着密封的一角。或许密封着创痛，或许密封着怨恨，或许密封着愧疚，或许在那里埋着玉、葬着花、焚化了一个金色的梦。然而这一切当事者早已全部奉献在‘上帝’之前，天知地知，别人何必过问呢?”
先生说的极是。此后，我便再没有跟他提起过名字的事。
忆明珠三十六岁时才结婚，这在“文革”前是罕见的晚婚了。新娘蓝桂华小他十五岁，是一位小学教师，生得端庄文静。他们的这桩婚姻，在小县城里曾一度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议论中心。由于忆明珠年岁较大，出身不好，又是外乡人，舆论自然向着女方。早在结婚前就有人劝蓝桂华：“别拿婚姻当儿戏。嫁个山东老侉，年龄这么大，父母年迈，兄弟姊妹又多，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她的一位好朋友甚至“义正词严”地责问她：“你享过地主家的福吗?为什么要去做地主的儿媳?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难道也不为子孙后代想想?”小蓝心里自有主张，听了这些话，总是笑而不答，有时被追问急了也会回上一句：“这叫‘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这一句还真管用，每每噎得对方无话可说。
也有两个人支持他们的结合，那就是蓝桂华读师范时的校长和班主任。他们见面就说：“小蓝，他可是个很有学问的诗人呀，跟着他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呢！”
他们结婚时既没有买嫁妆，也没有办酒席。一张老式铁架床是从岳父那儿借来的，刮掉铁锈，再用蓝漆一刷，便俨然成了“新床”。婚后很快又还给了岳父。将他单身时睡的那张小木床里边嵌上一块木板，就变成了“双人大床”；一张腿已摇动的破方桌，铺上块蓝色印花塑料台布；再加上两把旧木椅，这便是新房里的全部陈设。而所有这些，全是借的公物。
结婚那天，新娘是自己走来的。晚上在家里弄了几样小菜，请来了忆明珠的一对山东老乡夫归，吃完饭又闲聊一阵，便算“礼成”了。
结婚毕竟是人生一件大事，本来忆明珠也曾想向亲友借些钱来，办得稍微热闹一点，被小蓝劝阻了。她说：“算了，算了，借下债来总是要还的，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还是一切因陋就简吧。”
小蓝的话固然有道理，忆明珠心里却总怀有几分歉疚。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接到北京寄来一百元汇款。原来是《跪石人辞》的稿费寄到了。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两人一商量，就用这笔钱买了一条床单、两床被子、一块塑料台布，还为新娘买了一件黑平绒衣料。这么一来，多少也增添些喜庆的气氛。
有位朋友来看新房，忽然“有所发现”地叫起来：“哟！到底是诗人，妻子姓蓝，连家具也全用蓝色来装扮。瞧，床是蓝的，台布也是蓝的，真是妙极了！”
岂料两年后，在批斗“反动文人”忆明珠时，这“妙极了”的蓝色竟也成了一条“罪状”，“造反派”们责问他为什么不热爱红色；而且居然在桌子上铺起了台布，这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是什么？
和千千万万个“臭老九”一样，“文革”中忆明珠不仅挨批挨斗，每月只发一点基本生活费，而且逼迫他去挑城河、拖板车，以接受“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这时候有些好心人对小蓝深表同情；当初就反对他们结合的人，此时更是抓到了口实，劝她早日和忆明珠分手，以免耽误自己前程。
其实忆明珠也早意识到，在这场运动中自己不会有好果子吃，甚至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曾对妻子说：“不要跟着我受罪了，重新安排生活去吧。”小蓝听了心里很难过，她嗔怪道：“今后不许跟我再说这种话！我们有苦同吃，有难同当，你若去坐班房，我愿替你去送饭；你若是回老家种田，我带着孩子与你一同走。”
啊，这是何等铿锵的语言！何等坚决的态度！何等坚贞的爱情！
面对这样坚强的女性，忆明珠还能说什么呢？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勇气提分手的事了。
灾难终于过去了，冰封的大地终于解冻了，忆明珠也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他重新握起了久违的笔杆，既写诗，也写散文。岩浆在地下奔突得久了，一旦找到喷射口，便会以滔天之势奔流不息……他的诗文不断在报刊上出现，书籍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短短几年间便先后出版了诗集《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沉吟草》、《天落水》，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荷上珠小集》、《小天地庐漫笔》、《落日楼头独语》等七本书，其中《荷上珠小集》还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由于他的创作成绩卓著，名气也越来越大，八十年代初被调到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与此同时，蓝女士亦被调到作协资料室工作。于是举家南迁，进入省城。
当时社会上正兴起一股婚变大潮，一时间离婚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文艺界尤其如此。据说某文艺团体的同仁见面，不是问“近来好吗？”而是问“近来离婚没有？”在这种情势下，忆明珠有一次和妻子闲谈中说：“清代有位诗人叫蒋士铨，写给他夫人的一首词中有句道：‘偶为同林鸟，都是可怜虫。’这真是血泪文字！我不是完人，但我最珍惜我们不但是恩爱夫妻，更是患难夫妻。”他还说，“我是个俗人，喜聚不喜散，喜圆不喜缺。”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妻子：“切莫轻率打破爱的圆满！”
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忆明珠，对待婚姻爱情如同对待艺术创作一样的严肃认真，充分显示出人格的力量。在这方面，他有着许多精辟的见解，闻者无不叹服。他说：“心心相印”，妙在“心心”二字。心与心可以印在一道；印在一道也还是心与心，亦即两颗心。相爱者如毗邻着的两竿翠竹，各自亭亭玉立，这才可能在风中、雨中互相偎依、扶持。如果真能如此，那么，相爱者便有福了！因为爱心不可兼并，爱不该作为此一心兼并彼一心的理由和口实。爱仅仅是生命的觉醒。“花开并蒂”，各呈风流而相得益彰。无须问，无须说，甚至也无须答。各自以爱彼之心感知彼心爱己，这就够了。所谓“心心相印”，就是最充分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尊重、原宥、宽容、和谐、怜悯、同情……爱是真善美的综合体现。而善应是爱的终极，爱“止于至善”。
他还说过：纯而又纯的爱并不存在。爱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比如“互敬互爱”，敬和爱并非一回事，然而古人梁鸿与孟光之间的“相敬如宾”，却成为爱情生活的美谈。爱相亲，敬相远。“互敬互爱”实际上即亲密而有间，亦亲亦远。这岂不有点陌生、有点见外了？不，这反而会拓宽场地，让爱生长得更加舒展自如。有时甚至命运的多艰、生活的辛酸，都可能利用来酿造爱的甘露。牛郎与织女中间横亘着一条银河，一年只有一度相会，苦诉衷肠犹且不及，哪里还顾上其他。这条银河所造成的间隔，则为他们成全了天长地久。
不过，他最后补充说：“当然，也不是说相爱者永远隔河相望就是好，让所有夫妻都做牛郎织女。”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像上面这样一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他自己人生体验的结晶，也可说是他从爱情生活中概括出的“爱的哲学”。
而今，忆明珠先生正向着古稀之年迈进，夫人蓝女士亦已年过半百。然而，两情相悦，久而弥笃，宛如陈年美酒，愈老愈甘醇了。这从一些生活细节上亦可见一斑。
一次，友人来访，闲聊中谈到属相问题。忆明珠属兔，友人便说：“兔子最可怜，连羊都敢欺侮它。兔子没有任何进攻的武器，只能逃跑。而羊长着角，会顶它！”恰巧蓝女士属羊。忆明珠便转身问她：“你会用角来顶我吗？”蓝笑道：“你若变成玉兔，飞上天去我就顶不着你了。”为丈夫的一听也笑道：“月宫里虽然有嫦娥，可以跟玉兔作伴，但我这只兔子还是不愿离开我的小羊，情愿让你用角顶我！”说罢，众皆大笑。
可不是么？这只“小羊”对这只“兔子”爱犹不及，哪里还会伤害于他呢？蓝女士新做了一件白底蓝条的衬衣，左胸前就绣着白绒绒的玉兔。一次，有个女友问她为什么要绣个兔子在“心”上？蓝女士羞赧地答道：“他(指忆氏)属兔呗！”那柔柔的话语，仿佛是从蜜罐子里流出来的。说完，白皙的面庞现出了桃花色，惹得女友又打趣了一番。
当然，爱是一种双向流动。在这对夫妻之间经常有些小馈小赠之类的感情交流，一如热恋中的少男少女。
几年前，忆明珠特地买了一只陶瓷工艺品立羊，放在靠近妻子那边的床头柜上。那是一只造型夸张的山羊，两只大角弯成了大半个圆弧，一直触着脊背，昂首而立，十分神气！古字“羊”、“祥”相通，因此羊也常被当作吉祥之物。忆先生赠妻以陶瓷羊，除了因其属相的缘故外，也包含着对妻子的祝福，愿她永远吉祥如意。
忆先生一面赠羊，一面夸羊，说它如何如何地温柔敦厚，如何如何地驯良可爱。可是蓝女士却说：“我这只羊命不好。我是腊月生的，人说腊月的羊，没草吃。”忆明珠笑道：“那好啊，不吃草还能安度寒冬，这羊应是‘瑞羊’，或者叫做‘瑞之羊’吧！”恰巧忆先生的本名(俊瑞)中也有个“瑞”字，一下子把他的名字与妻子的属相连结为一体了，实在是妙趣天成。经他这么一解释、一连接，说得蓝女士也忍不住地笑起来。
在忆明珠的诗文中也常可找到蓝女士的影子。比如在散文《“回”字的召唤》中，谈到妻子自己动手在家门前用砖头铺起一条甬道，砖面呈一个个“回”字形。经过春雨滋润，青苔便长满了砖缝。而此时忆氏出门在外，对此并无所知。文章一开头就引用妻子写给他的一封诗一般的短信：“暮春三月，阶缝里的苔痕都长出许多嫩绿的‘回’字了，怎不见你归来啊？”忆氏接着深情地写道：“难道我会忘怀那个嫩绿的‘回’字吗？那是她殷勤的双手描绘出的锦绣文章；那是她委婉心曲播给我的一支歌，它比任何花枝更动人，难道我能不响应她的召唤吗？”
瞧！一呼一应，一问一答，何其默契、何其谐调乃尔！
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在这种时候，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相互慰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那年冬天，忆明珠出门在外达一个半月之久，回到家时已临近春节了，可是身上只穿着一条单裤，冻得浑身直哆嗦。妻子蓝桂华见此情景，心疼地说：“怎么不把毛裤穿上呢？”
原来他这次出门之前，蓝女士估计到在外时间长，天会变冷，便起早带晚地为他赶织成一条新毛裤，让他带着上路，所以这般问他。
忆明珠很抱歉地说：“那毛裤被我丢了。”
“你总是稀里糊涂的。”蓝女士有点不满。
忆明珠见蓝女士语气平静，便进而告诉她，钱也丢了。“总共丢多少?”“大约三百。也许四百吧。”“也许——也许是五百吧！”
忆明珠说：“不管是多少，反正统统丢光了，包括单位让我代购东西的公款在内，分文没剩下。幸亏一位朋友借给我五十元，这才回到家。”忆先生原以为这一不幸的消息，一定会惹得妻子生气的，想不到她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和颜悦色地安慰道：“你可不要当回事啊！千万不要心里难受，不就是几个钱吗？身外之物！”接着告诉他，“我有个学生的姐姐前几天丢了一只手表，急成了神经病，何苦呢！”
忆先生对我说，当时听了她这番劝说，反而使他更感到内疚。要知道那时大家的工资都不高，攒下那笔钱很不容易啊！当下夫妻商定，丢钱的事决不跟任何人说。把两人的当月工资凑一凑，先将单位的公款还上，剩下的钱先买米、油、盐、醋，再买些青菜、萝卜、大蒜。蓝女士说：“粗茶淡饭，有的吃就行了，这比‘文革’扣发工资时候好过得多！”
说话间大年三十就要到了，家家都在忙年，蒸、煮、煎、炒，香气四溢。然而忆明珠家却冷冷清清，两个儿子沉不住气了，一起跑来问妈妈：“人家都弄了好多菜，我们怎么还不弄呀？”蓝女士苦笑着回答：“问你们爸爸去。”
忆明珠怎样回孩子们呢？他只得自我解嘲地模仿电影里的列宁口吻说：“面包会有的，黄油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这话还真灵验，刚说完不久，便有一位乡下朋友送来了一只大肥咸鹅，足有六七斤重；继而又有一位友人送来一条咸狗腿；再后来又陆续有亲友送来了鲜鱼、香肠、牛肉、烟、酒等等，还有孩子们爱吃的花生糖、芝麻糖，真是应有尽有。直到这时，忆明珠先生才真正挺起了胸脯对孩子们说：“怎么样，我说一切都会有的吧！”
蓝女士在一旁打趣说：“过去的人，东一家、西一家地凑些零碎布头，缝成衣服给孩子穿，叫‘百家衣’，说是能保佑孩子长得好。如今我们过年吃上了‘百家饭’，孩子们将来准能交好运！”说得全家人都笑起来。
后来，忆先生据此写成一篇散文，那题目就叫做《百家饭》。
说到忆明珠的散文，我又想起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负责编《南京日报》的“星期天”副刊，新开一个“我的星期天”散文专栏，特请忆先生写了篇打头文章，那题目就叫《我的星期天》。文中谈到每逢星期天，妻子从菜场归来，听她讲完种种见闻之后，“我便拖过一条小板凳，坐在她的对面，看她细细地理菜。”接下来他说：“这不叫旁观叫欣赏。能帮忙干点固然好，不帮忙而善于欣赏似更高级。依我拙见，妻子干活丈夫看，这甚至可能是家庭生活的一种需要……”文章见报后，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人在评报栏内以朱笔大字加批：“这是公开鼓吹大男子主义，宣扬封建思想！”还有人写信、打电话来，责问编发这样的文章用心何在！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真正领会作者的本意，犯了望文生义和断章取义的毛病。作者抛出这一说法，旨在引出下文：“如若两个出劲一般多，效益一般大，半斤对八两，谁也不欠谁的账，这在感情的交流上将失却多少跌宕起伏啊！还不如有借方有贷方，且贷方略有亏于借方的耐人寻味……”上下文联系起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幽默——“忆明珠式”的幽默！
大凡和忆先生交往较深的人都知道，别看他是驰名海内外的诗人、作家，平日在家里烧菜、做饭、拖地板……家务活儿样样干，甚至堪称“模范丈夫”。所以当“大男子主义”之说传到他们家后，夫妻俩笑得前仰后合。
蓝女士还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一次家里来亲戚，忆明珠亲自下厨。他做了一碗碧绿碧绿的汤端上桌来，不仅颜色极为好看，其味亦甚鲜美，一桌人谁也辨不出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大厨师”最后只好自己亮底：只用几片嫩黄瓜、几颗虾米就做成了。“不过，只有刚上市的嫩黄瓜才会掉颜色，能把汤水染绿，吃起来也没有黄瓜味。如用老黄瓜来做，那就注定要失败了。”他慢悠悠地说。由此看来，他不但会做菜做汤，还“有所发明、有所刨造”哩！
近年来忆明珠忽然又以书画家的身份出现了，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多次刊登他的书画作品和评介文章，令旧雨新知不胜惊喜。
其实这并不奇怪，文学与艺术(尤其书画艺术)本来就有着血缘联系，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此理也。纵观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文学大家同时也是书画大家呢！何况忆氏从小即受过良好的艺术环境境熏陶。他在《吾家艺事》一文中，详细地追述了先人们的艺术活动。其母便是一位很好的刺绣家，我曾在忆寓见过她老人家留下的绣品，无论是构思、针功还是配色，均堪称上乘。
忆明珠虽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平日却喜爱翻阅书画方面的书籍；况且他的字本来就写得不错，我曾在好几处见过他写的店招，潇洒而飘逸，且不乏风骨……
据蓝女士回忆，他们迁居南京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机关里忽然接到一封忆氏写来的信，她不由一怔：莫非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同在一个城市，跑来告诉一声不比寄信快吗？待展读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原来只是闲聊，虽没有“我想你呀”、“我爱你呀”之类的情话，却也颇令人感动！最后还在空白处画上几笔，用蓝女士的话说：“花不像花，草不像草。”旁有题句道：“非芝非兰小花草，染绿江南二月风。”
自此以后，她常收到先生这样的信，每回都用空白信纸画上几笔，再题上几句。有一幅只画了几颗红红的斑点儿，题曰：“最忆小城二月中，春雨轻湿卖花声。艳惊四座何所见，白玉盘盛女儿红。”“小城”系指仪征，忆氏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八年；“女儿红”是一种红皮杨花萝卜的俗称。忆先生在仪征每值“女儿红”上市时，常买些回来洗净后放在盘中观赏。试想，蓝女士读到这样的诗，看到这样的画，会勾起多少美好的回忆呀！两颗“相印”的心儿能不贴得更紧么!
忆明珠不仅常于“情书”中夹书画，平时写作倦了，也常在纸上随意涂抹，遇有满意的，随手钉在墙上自我欣赏。
一天，有位老友来访，主人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你看，这是八大山人的真迹！”朋友一听，肃然起敬，遂近前观赏起来，连称“笔墨真好”！及至细看那印章，乃是“忆明珠”所为，不由地哈哈大笑：“我差点上你的当！”
几年前，忆明珠的大姐过七十大寿时，他自制了八幅小品作为贺礼寄去。小品皆为圆幅，是用一塑料桶盖叩在纸上，沿外口描出的线剪成的。所画内容皆其旧时家中曾有的花木，诸如荷花、木笔、扁豆、葫芦等等，画倒不多，以题跋为主。其中有一幅《绿梅图》，作画时先生最为动情，题诗道：“北地梅花少似仙，偶得一枝益可怜。绿萼二度花开日，一别故园四十年。”原来这称做“绿萼”的是梅中最淡雅的一种，向来被视为珍品，几十年前他的父亲曾托人购得一盆，养了几年才开花。从前有副春联：“梅开五福；竹报三多。”那一年他家的大门上正是贴的此联。到了除夕晚上，他的母亲忽报喜讯：“真的梅开五福了！”于是全家人一起去看放在热炕茶几上的那盆绿萼。然而，到了第二年春节绿萼再开时，时局发生了变化，一家人再无心绪去赏梅了。过完年后，先生便告别故乡，从此浪迹天涯……
这八幅小品送到扬州去装裱时，有人见了开价二百元一幅，愿出一千六百元全部买下。消息传来，颇令人振奋。蓝女士说：“八张小品你一个晚上就能画成，这比爬格子那点稿费要高多少倍，你干脆改行画画吧。”忆氏听了一笑：“大傻瓜只应出一个，就是那要买我画的人，你上哪去找他呢？”
不过自此以后，忆明珠对画的兴趣真的更大了。到了一九九二年春节，已经六十有五岁的忆氏正式宣布开始学画。只是他不事名师，全凭自悟。每画完一幅，必钉在墙上端详半晌，找出不足之处，再行改画；再看、再改……如此往复，一幅画每每要画上十数遍、数十遍，直到满意为止(不过他自己说，至今没有一张完全满意的)。为了学画，他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也是常事。前年春节，他就是从晚上八点钟画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家人和亲友都劝他要注意休息，切莫影响健康。他总是一笑置之，依然我行我素。友人们说他是“走火入魔”，称他“画痴”，他亦欣然领受，毫不见怪。
奇怪的是有一件事颇具神话色彩，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前年夏季的一天，近午时分，忆明珠正在临窗作画，画的是一幅《鹦鹉图》。突然真的飞来一只鹦鹉，落在阳台栏杆上。其羽毛黄底绿章，嘴角鲜红，艳丽无比。忆氏自然很兴奋，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后，再行挥毫作画；岂料这精灵竟跳上窗台，隔着玻璃，圆睁双目，直愣愣地瞅着忆氏作画。足足停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忆明珠画好上墙，方翩然而去……奇乎？怪乎？人说禽兽有通人性者，莫非此鸟与忆氏前生有缘，故而“心有灵犀”，或曰“心灵感应”。这类故事在《聊斋志异》、《异苑》等书中均有所见，与其信其假，毋宁信其真。倘若有神物相助，忆明珠今生就不仅是著名诗人、作家，而且有希望成为大画家、大书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