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失散时
跳出轮回
杨绛对钱锺书说：“我这么受苦，我也不埋怨；要是下世轮回，还受苦，我也认的。”钱锺书说：“你这么一想，就能跳出轮回了。”（钱碧湘《杨柳本是君家树折却长条送远行》，《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一二八页）
钱家谈话的禁区
“文革”期间，学部军宣队采取了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资产阶级权威”家进行监督，其实是要解决成家的革命小将住房问题，方式很粗暴简单，未考虑实际，还美其名曰“掺沙子”。一九六九年五月，钱锺书家（干面胡同15号学部宿舍）也住进了一对“革命派夫妇”。两家合住，难免有矛盾。终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两家爆发打斗。花甲之年的钱锺书竟也动起了手。至于打架缘由，双方各说其是。
钱锺书在世时，“这件事在钱家成了谈话的禁区。”杨绛说：“锺书觉得一个文人和人家动了手，总归说起来不好。所以大家说好了，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钱碧湘《杨柳本是君家树折却长条送远行》，《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一三一页）但钱锺书去世后第一年，一九九九年，杨绛在多处同时发表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细述当年的打架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引起一场文坛笔仗。
十余年后，《杨绛全集》出版，《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未予收入。杨绛在《全集》的《序》中写道：“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
不过“清通”二字
一九五六年起就与钱锺书同事的董衡巽回忆，钱锺书对他同辈学者们最高的赞誉不过是“清通”二字，而当得起这两个字的也仅仅只有冯至先生和杨宪益先生等少数几位而已。（薛鸿时《怀念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一五九至一六〇页）
近读李景端《风疾偏爱逆风行》（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七年版，第二八七至二八八页），书中介绍，一九七九年末，《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冯至写信向胡乔木告状，批评《译林》“趋时媚俗”，“‘五四’以来出版界从未有过的堕落”，“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当年文化界很多人熟知的“译林事件”。后来，此事在胡耀邦的干预下，江苏省委才对《译林》没有追究。在当时的气候下，钱锺书居然答应担任做《译林》的编委。一九八〇年，李景端到钱家拜访，谈及此事。“钱、杨夫妇对冯至先生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译林》介绍反映社会现实的通俗文学没有错。”他明确地对李景端说：“我们破例接受出任《译林》编委，就是要表明对你们的支持。”后来通信中，钱锺书夫妇又多次表达对这种封杀态度的不满。如说：“没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还有人搞大国主义”，“那些权威根本不懂什么是文艺社会学”等。为表明与这股封杀《译林》的势力有别，《译林》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议之际，钱锺书与杨绛还罕见地联名写了一封贺信。
东洋人实质是小气
有一次，钱锺书送徐燕谋女婿潘兆平一瓶东洋人孝敬他的日本“养命酒”，他说：“我不喝酒，你拿去喝吧。”继而故作诡秘状：“据说还壮阳”，接着哈哈大笑。潘兆平访日回来，对钱锺书谈见闻感受，说最受不了他们的宴请应酬，盘腿坐在地板上，几片生鱼，几只蛤蜊，小酒盅式的汤水上三四道，一两个小时坐下来腰酸腿麻，仍觉腹内空空，“还没有吃一顿大饼油条实惠”。钱锺书听了大乐，说：“东洋人弄这种虚假排场，实质是小气。譬如那个茶道，总共是一小撮茶叶末子，弄来弄去，折腾半天，无聊至极。”（潘兆平《是永别，也是团聚》，《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二五二至二五三页）
“区区蜗角蝇头”
薛鸿时忆，钱锺书对职称评定之类事，本来不怎么留意，但一九八〇年代，当他被评为副编审时，却得到钱锺书来信：“前夕获讯今岁贵所迁擢诸君，足下亦与其列，愚夫妇皆极欣喜，区区蜗角蝇头，初不足为贤者轻重，然稍为浮沉之士吐气，亦是快事。”这是钱锺书对年轻人一贯的爱护与勉励。在社科院，他常为年轻人遭受不公而鸣不平，也尽可能帮助提携后学。
一九九二年，薛鸿时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并受邀前往领取，却未能成行。钱锺书读到刊登薛鸿时译文及评语的那张《中华日报》后，又写信鼓励他，说他译笔大有进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而海外佳评，又所谓：天下自有公论。不懈益进，未可限量。……勉之勉之。”在“不懈益进”和“勉之勉之”下还画了双线，“可见他是非常认真的”。（薛鸿时《怀念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一六一页）
象牙梳子和“大雌宝殿”
一次，徐燕谋让女婿给钱锺书和杨绛送去一方金华火腿。钱锺书复函致谢，并戏言：愚夫妇早已由食肉动物改为食草动物了，承蒙馈赠高级金华火腿，犹如以精致象牙梳子赠予和尚，令其顿生蓄发还俗之念……杨绛《干校六记》出版，徐燕谋读后写信盛赞并赠诗多首，说钱锺书作品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而杨绛文笔清新，通俗易懂，更受大众喜爱。钱锺书回信，说经兄夸奖，我家女权大增，几成“大雌宝殿”了！（潘兆平《是永别，也是团聚》，《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二五六页）钱锺书“象牙梳子送和尚”的比喻，使我们自然联想起他那个“太监宫女”的比方。他不吸烟，访美归来曾购一烟斗赠吴忠匡。钱锺书据此打了一个比方：我不通吸烟此道，而为君购选烟斗，好比太监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意否？
×××来电
某晚，×××突然亲自给钱锺书打来电话，开头就礼节性地恭维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又因其在任机电部领导时也曾在南沙沟大院住过一阵子，所以称钱锺书为“芳邻”，还惋惜无缘拜识等等。这次来电，原来是有一美国媒体将要采访他，其中有一项内容是要录制一段×××对美国观众七分钟的讲话，所以他就亲自打电话，把有关内容向钱锺书读了一遍并请求“不吝指教”。有人问钱锺书，“×××的英语是否有淮阳风味？”钱锺书与杨绛相视一笑，不作回答。（潘兆平《是永别，也是团聚》，《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二五三页）
有关×××请教钱锺书英文事，早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记钱锺书先生》一书中就实名提及。爱默《鱼雁抉微》：“×××向钱请教英文事，钱先生一定很得意，上电视前便已流传，且有若干版本。还有什么‘中南海事件’等等。都不无夸大拉长1993,1,25。”（《记钱锺书先生》，第一一九页，大连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此为范旭仑和李洪岩二钱学家通信内容，当时点名出版，较为大胆。果然，此书出版两年后，还是引来杨绛的起诉书，其中特别点出，《鱼雁抉微》“内容失实，任意歪曲”，举例即“×××向钱请教英文事，钱先生一定很得意”事。范、李二人虽然当年赔钱道歉（书也“封存销毁，停止发行”），但心有不甘。几年后，他们出书反驳：“我们判断一个人心理，有是或不是之论，好像跟政治常用语‘任意歪曲’不相干。读书人受重用，不该‘得意’吗？电视片《神州第一街》中就有这一段，就是证明。”（《为钱锺书声辩》，第二五九页，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在杨绛自撰《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中央和社科院领导每至其家，她必实名记录，如：“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江泽民同志来电来信，祝我健康长寿，信中附录其二〇〇一年访问古巴时赠卡斯特罗诗一首，送我留念。”（《杨绛全集》，第九卷，第五○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此算“得意”么？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锺书在北京医院逝世。此前，他已交待：逝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当晚，×××给杨绛打电话，对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说：“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在十二月二十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通稿除言及×××，还言：“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荣毅仁、王兆国、胡绳等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前去探望并打电话表示慰问。”遵照钱锺书遗愿，骨灰没有领回，随众人骨灰一起深埋北京郊野大地。
钱默存作画
王岷源长子美国哈维·穆德学院王汝烨教授回忆，三四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正坐在火炉边一个小马桶上方便，钱锺书、杨绛来了。钱锺书一见到他坐在马桶上使劲儿的样子就哈哈大笑。钱锺书马上找来纸和笔给他画像。三笔两笔就画了张素描，把他画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后来一次，他到钱家玩，一下翻出好几张钱锺书画的素描，和他方便那张一样的风格，画的有各种人体，其中还有女人的裸体。钱锺书“画的线条圆润流畅，自成风格。把女人的乳房很艺术地画成圆圆的螺旋状，既抽象又夸张，还有几分风趣俏皮。”（王汝烨《钱伯母》，《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三四〇页）《我们仨》中收有钱瑗为爸爸作的画，其中两幅是默存先生坐马桶照，可比照他为幼时王汝烨所作画，也是很有趣的。
女儿钱瑗作钱锺书晚年如厕图
《裤子太肥了》 女儿钱瑗作
王汝烨说，“我从小就知道了钱伯伯爱画画。”其实，钱锺书作画的兴趣一直可追溯到少年时。那时候，中药由两层纸包裹，外一张白纸，内一张印有药名和药性。这种纸干净、吸水。钱锺书在八九岁左右，常用包药纸临摹他伯父藏的《芥子园画谱》，或印在《唐诗三百首》里的“诗中之画”。他给自己取别号“项昂之”，每幅画后必署别号，很是得意。
钱锺书虽喜作画，但并不善画。桃坞中学时，有一次，同班叶谦吉到钱锺书的房间和他一起画解析几何课的图，看到钱锺书没画好，便说：“这种图交上去一定不及格。我来帮你画，保证你得甲等，你帮我写中文作文。”钱锺书高兴地答应了，结果他们俩都得了甲等。这是晚年叶谦吉先生回忆的情形。
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是出了名的才子，免不了有几分少年狂气。他上课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总是第一。那时他做笔记的习惯还未养成，但上课也带着笔记本，“却是在本子上乱画”。同桌许振德上课时注意一女生，钱锺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许眼变化图》，在同学中颇为流传。钱锺书后来还得意地画给杨绛看。（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牛津大学留学时期，钱锺书开始大规模做读书笔记，偶尔偷闲也会在笔记上画上几笔。读钱锺书手稿，常见他三笔两笔在各类笔记本上作的画，倒也惟妙惟肖。杨绛回忆，在牛津时，钱锺书午睡，她在一边临帖，后来写着写着睡着了。钱锺书见状，饱蘸浓墨，准备给夫人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黑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给夫人作的胡子肖像，因手稿出版，使我们今天有幸得观。（见上图画三）
回国以后，钱锺书作画的“恶作剧”开始用在女儿钱瑗身上。钱瑗临终生病期间，在病床上着手写《我们仨》，可是仅仅写了几页开头，身体就不允许写下去了。在其手稿中，她回忆道，四五岁时，“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我们仨》附录一）杨绛回忆，那是回国后在上海的一个暑假，大热天女儿熟睡，“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女儿上中学以后，他还央求女儿为他临摹几幅有名的西洋淘气画，其中一幅是《魔鬼临去遗臭图》（杨绛取名），魔鬼像吹喇叭似的后部撒着气逃跑，“画很妙”。（《记钱锺书与〈围城〉》）
晚年，钱锺书作画的本领发挥了“重要作用”。钱家雇一阿姨，不识字，买菜时就让钱锺书画出来，“锺书勉为其难”（见《我们仨》附录，下两图即出自此书）。默存先生画人尚可，画物即显为难。王汝烨教授看了这些画后，很感慨：“这些画比他画人的水平差多了，看来即使画这种画也要用心，要有灵感的。实用的画不好，消遣的就有了灵气。”（王汝烨《钱伯母》，《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页）
杨绛说，钱锺书“大约常有‘项昂之’的兴趣，只恨不善画。”她认为，不管是早年画《许眼变化图》，还是晚年作画，都是“痴气”的表现。（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
（《杨绛：永远的女先生》，周绚隆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定价：六十五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