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先生与李泽厚先生
刘绪源先生，以他还不足六十七岁的年龄，在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谢世，让我感到无比惋惜。这样一个书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告别文化，我想他是累死的。这几天，读书界有文字发表，文汇报的一位朋友，也信告了他的同仁和朋友同悲同悼的情景。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写几句话，寄托我的一点哀思。
一九九四年七月三日，我在上海南京东路的一家书店，随手拿起一本《隐秘的快乐》的小书，站在那里读了一两个钟头，觉得非常好，书虽然被翻卷了角，还是毅然买下。由文章而及人，我当然知道书作者刘绪源，回家又马上寄到文汇报请他签名留念。不几日，刘绪源将我寄去的品相不好的书换了一本，在书的内页题字“文先国兄雅正，并祝万事如意”。我第一次给刘绪源写信寄书求签名，并在信中谈到他为什么“隐秘的快乐”用他作书名，他可能看出了我这个无名读者读懂了《隐秘的快乐》书内的大部分篇章，算得上一个知音，所以在书的内页再录“九二年旧句‘白日梦破心最苦，夜读书罢味略甘’”相赠。
说句不是吹牛的话，我第一次读到刘绪源的这本小书，即而隐约感到他在哲学、美学、儿童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会有相当不错的成就，因为他那读书的“隐秘的快乐”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一个有哲学与美学情怀的人，内心是非常希望有知音的。我还相信，我们读书过程中“隐秘的快乐”，也是可以互相意会的。
因为喜欢周氏兄弟学术文章的缘故，大概过了不到一年，我再给对鲁迅和周作人有特别研究的刘绪源写信，夹钱求购他的新著《解读周作人》。不久，他真的又寄来签赠的这本书，并在书中夹回了我寄去的购书款。刘绪源好像与我真的有缘，在书的内页他的照片下认真地题写了“希望学术不只是累人的操作，而也能成为真实心境愉悦的流泻。周作人达到了这一境界，研究周作人，能否也近于此呢？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这里为什么说与之有缘呢？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在给他写信的时候，因为先前受张中行先生影响，表达了自己当时对周作人学术文章及其人格的一些想法，所以在他为我签赠该书的时候，写了以上一段话，我完全可以体悟他的心境。后来我读这本书和研究周作人，确实受他这段话的影响不浅。其实，人与人之间能否成为朋友，依我看，与相互之间的思想趣味有相当的关联。我对周作人学术文化价值和人文思想的认识，与张中行、刘绪源，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读了这本书，我仿佛还在一定的场合真的感觉到了“学术不只是累人的操作，而也能成为真实心境愉悦的流泻”。现在刘绪源先生远去了，我甚至还想，他难道真的跟不上周作人，自己一直在“累人的操作”中，对周作人学术文章“真实心境愉悦的流泻”的境界，只能“心向往之”吗？人，难得完美。
所以我说，刘绪源可能是累死的。
《中国哲学如何登场》，这是刘绪源与美学家李泽厚先生二〇一一年的谈话录，该书在二〇一二年六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不久，不知是在《文艺报》还是《文学报》上，我看到了一篇记者与刘绪源的较长的访谈。刘绪源主要讲前辈李泽厚关于生命哲学的观点，特别是李泽厚“四个静悄悄”即静悄悄地读书、静悄悄地写作、静悄悄地活着、静悄悄地死去的生命哲学观点，让我大感兴趣而刻骨铭心，因为这与我无名小卒的生活做派十分投缘，这次没有写信，而是第一次拨了刘绪源的电话，谈了自己的观点，也厚着脸皮表示了向他们两位作者求签名书的愿望。还是盛夏，刘绪源第三次给我寄来了李泽厚与他两人的签名书，不过这次在书上没有写另外的话，想必这书中主要是李泽厚哲学思想的缘故。收到书后，我电话告谢并说要寄三十元书款，他说手边有几本送朋友的样书，还说多年朋友不必言谢。刘绪源先生谢世后这几天，我重翻他的几本赠书，唯独这本没有找到，让我非常遗憾。
我与刘绪源先生交往二十多年了，可以说情谊高雅而且难以忘怀。早些年他在《文汇读书周报》，我经常投短小的文稿，记得二十年前后二版有个“读书会”，经常刊登一些三四百字左右的短篇书评，我投几次经他手大多都用了，不合用的他也会及时告知。二〇〇〇年八月五日，我的一篇关于文物收藏图书的文章发表在头版头条，他还加了“编者按”。刘绪源主编《文汇报·笔会》，也给我刊发和推荐过文章，每每让我感动。早在二三十年前我还有一个习惯，会在国内主动上门拜访一些文化名人。凡上海的文化名人，刘绪源给我提供地址和电话的有柯灵、黄裳、邓云乡、倪墨炎等，当然也有江浙的，我往访，一是读他们的书有共同话题。也撑刘绪源的牌子，大多都很成功，更让我受益。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发起在江西进贤举办第一次“鲁迅与书法”研讨会，之前在北京商定参会人员名单时，上海方面的第一个对象，我写下的就是刘绪源。他应诺，然未果，这是我与刘绪源交往中一个最大的遗憾。
我相信自己读书的眼光。认定了的人，是不会忘怀的。现在，刘绪源先生远去了，我只好在他那优美的文字里遥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