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学术到了乾隆年间，进入了繁荣鼎盛期，各地出现不同的流派。以湖北而言，自清初逐渐失去文坛中心的地位之后，一直未得风气之先，鲜有大文人，但到了乾隆时期，“蕲州陈愚谷先生，与汉阳叶云素先生（讳继雯、志诜之父、名琛之祖）暨先石农公为至交，同以诗文负重望，时称汉上三杰”（喻的痴《樗园漫识》），以“汉上三杰”为代表的湖北文人重新崛起于清代文坛，成为一支颇受关注的文学群落。三人之中，论诗文成就，以喻文鏊最高，有《红蕉山馆诗钞》、《红蕉山馆文钞》、《考田诗话》、《湖北先贤学行略》传世；论学术成就，以陈诗最高，著有方志巨作《湖北通志》、《湖北旧闻录》；论官职大小、资产实力，以叶云素为大，他利用自己在京师的地位、人脉，积极向朝中名流、重臣推许喻文鏊、陈诗的诗文，终使三人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清史列传》即以三人并列入传）。其实，“汉上三杰”之间还互结秦晋之好。叶云素之子志诜娶喻文鏊之女，生子叶名琛、叶名沣；陈诗之子守仕娶喻文鏊之孙女，生子陈道喻。喻文鏊曾就三人的关系有过现身说法，《考田诗话》卷二云：“后余客汉上，陈虞部愚谷假归，就云素为教授其子，余过从甚密，丽泽之益良多。往来汉上者，无不知余三人之交最笃。厥后，云素次子为余季女委禽，愚谷媒焉。”
喻文鏊“十八入学籍，十九饩于学”，但此后科举道路不顺，其亦不以为意，直至乾隆甲辰，年近四十方充恩贡。嘉庆乙亥年始选授竹溪教谕，以老病辞不赴。喻文鏊“自弱冠负乡曲之誉，三十后声望日隆，名流翕然倾心，大吏之慕其名争延致者，无不钦其榘范”。当时的朝中重臣、封疆大吏或文坛领袖，有初彭龄、毕沅、法式善、曾燠、许兆椿、刘凤诰等对喻文鏊极为推崇。而喻文鏊也在当时的文坛，以武汉和黄梅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卓有影响的文学群落，像程大中（拳时）、熊两溟、彭楝堂、王鸿典（西园）、曹麟开（云澜）、南豆滕、陈诗、叶云素、王根石、王瑜（石华）、王銮（徒洲）、王岱（次岳）、赵帅（伟堂）、傅垣（野园）、刘之棠、潘绍经、潘绍观、周兆基、李钧简、秦瀛、张菊坡等都是喻文鏊的知交诗友。在喻文鏊的努力下，由其伯祖父喻化鹄开创的黄梅文派，到他这一代已经大成，而其子元鸿、孙同模嗣响，直至清末。李祖陶评曰：“匏园（化鹄）文和雅似欧，石农（文鏊）奇崛似韩，铁仙（元鸿）文敷畅似苏，祖孙父子一脉相承，而面目各异，文之所以真也。”这是对黄梅文派最为精当的概括。与此同时，喻文鏊又以不立宗派的形式，客观上与弟弟喻文銮、喻文璐开创了地域性诗歌流派——“黄梅诗派”，这是他为清代诗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喻文鏊在乾嘉文坛乃至晚清、民国均有较大的影响，时人就为他写过十几篇文字，如秦瀛《红蕉山馆诗钞》序、刘凤诰《红蕉山馆诗钞》跋、叶云素《黄梅出山图》、秦瀛《黄梅出山图》题跋、刘凤诰《清诗人喻石农先生墓表》、陈诗《黄梅山人喻石农先生墓志铭》、喻元鸿《修职郞授竹溪县教谕先考石农府君行述》、喻元沆《红蕉山馆诗续钞跋》、王寿榕《刻考田诗话叙略》、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喻文鏊》等，稍晚有李祖陶为《红蕉山馆文钞》作序，丁宿章又在《湖北诗征传略》中以浓重笔墨论述了喻文鏊之诗。入晚清、民国后，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方廷楷《习静斋诗话》、甘鹏云《潜庐续稿》、王辑唐《今传是楼诗话》、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孙殿起《贩书偶记》等又论述喻文鏊，显示了喻文鏊在晚清、民国时仍为人所知。一九三四年，喻文鏊的后人喻星五、喻荪民还曾致信商务印书馆，希望再版《红蕉山馆诗文钞》。晚清、民国时编纂的《清史列传》、《湖北通志》、《黄州府志》、《黄梅县志》以及《黄梅喻氏宗谱》均有他的个人小传。
喻文鏊与袁枚
清代有数首诗吟咏喻文鏊，一为“独立苍茫万仞峰，直教云海荡心胸。长枪大戟谁能敌，除是黄州喻石农”（佚名），二为“淡烟疏柳句堪夸，一集红蕉是大家。似唐似宋都错了，石农诗瘦似梅花”（清末民初南社诗人方廷楷作）。喻文鏊“为文必求心得，不规规于唐宋人窠臼。尤善为诗，年三十以后，诗鸣吴楚、东南，海内称诗之家，无不合口同词，推为一时巨手”。徐世昌、秦瀛也将喻文鏊与顾景星、杜濬这样的大诗人相提并论，认为喻文鏊“足为嗣响”。这样的诗坛“大家”“巨手”，将他与同时代的袁枚进行比较十分有必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喻文鏊也主张“性灵”，蒋寅等当代学者也将喻文鏊引为性灵派的同调。那么喻文鏊与袁枚到底有何关系、确实同属性灵派吗？翻遍喻文鏊、袁枚的著作发现，袁枚对喻文鏊几无提及，但喻文鏊却对袁枚有多处直接提及。《考田诗话》的卷三、六、七、八各提袁枚一次，卷四提两次，卷五提三次，一共九次。除此之外，《考田诗话》与《随园诗话》共同摘引的诗句也有多则，喻文鏊熟读《随园诗话》必定知之，甚至有一两则内容几乎差不多。至于《随园诗话》中提到的许多人亦为喻文鏊之师友，两人还有一些都晤面过的诗友（如《考田诗话》卷六载：潜山诗友丁珠为喻文鏊世交，曾“谒袁简斋”，又如下文重点提及的王次岳），喻文鏊更不会不知。从这些材料来看，袁枚、喻文鏊二人应当彼此互知，但似无交谊。从喻文鏊提到袁枚处来看，除几处指摘袁枚的谬误外（如卷四指出袁枚将于襄阳与于清端误认为族兄弟关系，为“相沿通谱之陋”，又指袁枚引汉乐府“月穆穆，以金波”为王禹偁《月波楼》一诗之出处，其“自矜得出处”实为误读），其他多为顺带提及，但有两则指涉喻文鏊对袁枚的隐性评价，却不可不重视。
《考田诗话》卷五云：“次岳来为黄梅山长，……其来梅，为毕制军沅所属。……其论诗则推袁简斋，故余赠诗有‘骚坛近日主风趣，买丝都欲绣袁丝’之语。”次岳即王岱，其人颇活跃于乾嘉诗坛，《随园诗话》关于他的记载有多条，其中一条明确提到王次岳曾留宿随园，可见王、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王次岳与袁枚首席弟子、性灵派后劲孙原湘十分投契，两人时常诗酒唱酬，而且孙原湘妻席佩兰、王次岳妻席筠同为常熟席氏女诗人，袁枚对二人亦多有提及。可见王次岳与袁枚主导的性灵派走得较近，当属性灵派一员。喻文鏊与王次岳亦为挚交，《红蕉山馆诗钞》中有关王次岳的诗达七首之多。虽然喻文鏊与袁枚都有共同的好友王次岳，喻文鏊也主性灵，为何王次岳甘为性灵派，而喻文鏊却不愿走近袁枚一派呢？让人生疑的是，喻文鏊这首《赠次岳》的诗，似含有调侃、微讽袁枚之意。“买丝都欲绣袁丝”脱胎于袁枚的首席女弟子席佩兰赠他的“愿买杭州丝五色，丝丝亲自绣袁丝”，喻文鏊貌似调侃王次岳，实为调侃袁枚及其一派。
何以至此呢？这需要了解喻文鏊本人的诗论。喻文鏊的主要诗论观点集中在《考田诗话》卷一，他认为：“诗能感人，愈浅而愈深，愈澹而愈腴、愈质而愈雅、愈近而愈远，脱口自然不可凑拍，故能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又说“诗以陶写性情”“直固美德，过激亦是一病，真则无往不宜矣。如得其心，则粗处皆精、拙处皆老、浅处皆深、率处皆真。情真也，动人处正不必在多”，可见在对诗歌抒发“真性情”方面，喻文鏊与袁枚是相一致的。喻文鏊尤其强调“真”的重要性，多次指出“愈琐屑愈见真挚”“立言不烦，字字真挚”“语浅言真”“情真语挚，不愧古人立言”等，都是强调诗以“真”为核心。
然而，袁枚一派除了“主真”，为了扫荡诗坛其他流派，他们还“主新”。喻文鏊对此则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诗真则新，真外无新也。诗中有人在，又有作诗之时与其地，总之其人也，无不真矣，即无不新。人心不同如其面，子肖其父，甥似其舅。审视之，则各有其面目，无一同者，便已出奇无穷。有意求新，吾恐其堕入鬼趣矣。”喻文鏊的“真外无新”“有意求新，堕入鬼趣”直接击中了袁枚及其追随者的病灶。喻文鏊还进步一指出，“不戒绮语，而戒理语，此近来求新者之所为，吾不信其然也”，“近人诗为应酬而作，牵率附会之语，岂有佳诗？”“提唱宗门主风趣，恐多绮语亦粗才”这就简直是在诋毁，而要跟袁枚“提唱宗门主风趣”的性灵派划清界限了。袁枚逝后，随园弟子多倒戈，殊不知早在袁枚逝世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喻文鏊早已指出了性灵派的弊端。更何况，喻文鏊是极力反对诗坛拉帮结派的行为，他说：“作诗以性情为主，各抒胸臆，不必以某为某派。”
此外，在对待格调派的态度上，喻文鏊与袁枚也不相同。袁枚主性灵，起初是对沈德潜格调派的反拨，反对诗歌的教化功能，而喻文鏊则认为：“诗以立教，不外日用伦常之理，发之于喜怒哀乐之情，讬之于风云月露之词，傍花随柳、云影天光。道学语未尝不具有风致。”这与沈德潜主诗“必关系人伦日用”同调，而袁枚曾专门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大力抨击。
在对待同时期翁方纲主导的肌理派的态度上，喻、袁二人态度大同小异。喻文鏊曾作诗讽刺考据派说：“近来考据家，动与紫阳畔。竟似所看书，紫阳未曾看。”“近代诸贤精考据，劳渠辛苦注虫鱼。不愁破坏文章体，翻笑欧阳少读书。”这也可看做是喻文鏊作为主真性情的诗人对肌理派的调侃。但对袁枚“戒理语”，“不戒绮语”，喻文鏊就不大赞同了。
在乾嘉诗坛上，不少诗人对方言入诗以及香奁艳体极为反感，认为不登大雅之堂，除了袁枚公开为之辩护外，喻文鏊也在诗论和创作实践上支持了方言入诗，且没有完全反对香奁艳体。喻文鏊说：“方言、谚语非不可入诗，总在命意超卓，一经炉鞴，自尔风雅。若类于俳优打诨，取办阅者发笑而已，乌足为诗？”又说：“香奁艳体，未必尽当弃置，亦顾其命意何如耳。果能寄托遥深，皆诗人兴、比之义。”可见，喻文鏊诗论的核心在一“真”字，性灵、性情也须在“真”的前提之下。但在如何求“真”的方法上，喻文鏊与袁枚一派又显示出了许多不同。
在《考田诗话》卷七中，喻文鏊谈到挚友张菊坡与袁枚的一段故实：“张菊坡观察书法学子昂，得其神似。蒋心余又称其善画梅，诗不多作。余偶见其诗，亦清稳。守广州时，袁简斋来游，索其诗入《随园诗话》，菊笑曰：‘谁不知予赀郎，而以诗见，毋乃累先生盛名？吾不为也。’”或许，张菊坡“吾不为也”的态度亦正是喻文鏊的态度，他为何没有主动结交袁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是喻文鏊作为一代大诗人的风骨所在，所以将喻文鏊说成“性灵派诗人”，似乎欠妥，因为他只是一位不立宗派、独树一帜的“性灵诗人”。
喻文鏊研究的现状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喻文鏊几乎彻底被遗忘了，真正成为了古人。在黄梅当地，几乎没有人知道，甚至包括他的子孙后代。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又开始有学者研究喻文鏊。除一些著作零星提到或引用外，钱仲联《清诗纪事》、余彦文《鄂东著作人物荟萃》、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卢世华《中华文化世家（荆楚卷）·黄梅喻氏》、蒋寅《清诗话考》等也专门论述了喻文鏊的诗。其中最为难得的是罗福惠的《大戟长枪喻文鏊》，堪称当代真正意义上第一篇研究喻文鏊的文章。近十年，黄梅也出现了张小平《工诗善画喻文鏊》、商宏志《文名卓著的性灵派诗人喻文鏊》等文重提喻文鏊，笔者也曾于十年前发表《黄梅喻氏家族考略》（初受邑人卢世华一文的影响），开始了黄梅喻氏研究。
十年来，我在喻文鏊后人喻本力的帮助下，在《黄梅喻氏家族考略》的基础上，扩充成《黄梅喻氏家传》，从此引起世人对喻文鏊及其家族的关注，进而推动了黄梅喻氏重修家谱。最近几年，我又从国家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印了《红蕉山馆诗钞》、《考田诗话》等书，与喻本力、商宏志等一起整理《喻文鏊集》（《红蕉山馆诗钞》、《考田诗话》已大致完成初稿），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喻本力先生，他承担了主要工作，竟因此伏案而逝；商宏志兄则在此基础上着手撰写《喻文鏊年谱》，已完成一万多字。二〇一六年，我省《荆楚文库》开始陆续出版，他们先是找我整理《喻血轮集》，后在我的提议下，文库编辑部打算将整个黄梅喻氏的著作全盘收入。顺利的话，《喻文鏊集》将于二〇一八年问世，期望它的出版能够推动喻文鏊研究的工作。
月穆穆，以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