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震文／绘
曾担任金陵神学院院长的诚质怡在其《我所知道的金陵神学院》中回忆：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后，外国传教士们从1900年到1914年，兴起了一个大办神学院和教会学校的高潮，经过十几年由各差会自办的比较分散和零碎的办神学教育的经验之后，在外国传教士穆德和艾迪等人的策划之下，联合举办大规模的、高等的、有长远规划的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的。他们先把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所办的圣道书院，和南美长老会在华北的流动训练班(即华北神学前身)于1906年合并起来，仍称圣道书院，1910年在南京建造院舍，这便成为金陵神学院的前身；次年又把美国美以美会所办原附设予金陵大学的圣道馆，和九江南伟烈大学合并，迁来南京，与圣道书院联合。在此同时，基督会也将他们的圣经学校和训练班集中起来，拼凑在一起。1910年美国纽约圣经研究院院长怀德来华，宣传该院在美办理各宗派合办神学教育的方针和经验，策划筹办一个以纽约圣经研究院为模本的联合神学院，借圣道书院在南京的校址，由怀德筹募经费。这样，一个由美国人控制的金陵神学院便创立了，并于1911年9月13日试行开瀑。当时规定试办期预定二年。院长是美传教士甘路得，美以美会传教士毖得福摄董事会主席，长老会的司徒雷登任司库兼教授。学制和课程都一味仿照纽约圣经研究院，教授清一色是美国传教士。当时学生有正科30人，附科33人。至1913年，“各方成表满意”，遂正式定名成立。
1914至1931年，是金陵神学院的巩固发展时期，按美国神学院的标准，逐步“提高”。1918年秋季设立“大学科”，入学条件为大学毕业。据说“其宗旨乃欲以欧美同等最高之神学教育，培植中国青年，成为优秀人才。所有课目，悉用英文直接教授，使入此学科者，不但能在本国得欧美大学同等之教育，而且可以免除与国情有隔阂之弊。”（引自李汉铎著《金陵神学院开创四十年来之历史》）1920年正式取消附科，本科改为四年制。专收高中毕业学生，韭添设文学士科，授以金陵大学或东吴大学文学士学位；大学科改称神学士科。
据《金陵神学志》统计，1921年--1922年学生人数达到历年最多的记录，有来自十四个省份的共168人。1926年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全国教会学校和神学院在革命风暴冲击之下，岌岌可危，人数锐减，而金陵神学院当时尚有学生99人。同一时期在华东仅有的另外二个“高级神学院”的学生总数，仅有160人。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京。金陵神学院受到了冲击，学校暂告停顿，于1928年l0月复课。
此后，这里先后命名金陵圣经学校、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神学院等。
鲜为人知的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司徒雷登正在金陵神学院教书。他马上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我们国家的诞生，特别是我们进行革命的经历、所确立的制度和我们的华盛顿，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凭借流利的汉语，他向南京市民了解对时局的看法，并及时把“革命军占领南京”、“孙中山在上海靠岸”、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报道不断发往美国。司徒雷登的报道成为大洋彼岸、美国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途径。他也因此被美国联合通讯社聘请为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专门负责报道中国政局动态。都已成为今天中国革命要实现的理想”。凭借流利的汉语，他向南京市民了解对时局的看法，并及时把“革命军占领南京”、“孙中山在上海靠岸”、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报道不断发往美国。司徒雷登的报道成为大洋彼岸、美国了解中国革命的重要途径。他也因此被美国联合通讯社聘请为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专门负责报道中国政局动态。这给了司律雷登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政府高层。1912年4月1日下午，在孙中山召开的临时国民议会上，司徒雷登是唯一在场的外国人。正是在那次会上，孙中山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与美国政府都考虑到各国在华利益，不希望中国发生新的动乱，并以为袁世凯更了解国情，有利于稳定局面。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由支持孙中山转向支持袁世凯，司徒雷登对孙中山让位的举动还表示高度赞赏：“孙中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孙中山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受西方教育所致，更是基督教精神在他身上的充分体现。”直到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司徒雷登才如梦方醒，认为袁世凯称帝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中国必须实现共和制。
董之林在他的《余情别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写道：对于袁世凯称帝，司徒雷登早先未能察觉，但他在支持辛亥革命、废除封建的清王朝、建立国民政府这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都十分明确，并努力使个人的现代宗教信仰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司徒雷登与当时同为虔诚的基督徒、美国总统威尔逊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改革与进步的同义词，神学理论应该更多地强调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出于这样的角度，司徒雷登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自有其深刻之处。关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他评价说：在当时的中国，并非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什么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因此实现民主政府的条件还不成熟。
司徒雷登认为：袁世凯和孙中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袁世凯是现实的，而孙中山是理想主义的。 袁世凯称帝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将引发一场声讨他的风暴。袁世凯是受了那些有私心的官员和他那个有野心的儿子的影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不应该让袁世凯一个人对这个错误负责。我坚信孙逸仙先生那时是绝对真诚的，也毫无疑问是大公无私和爱国的，但是他因为离开中国的时间太久而对中国的事情生疏了。但他的影响却使共和政体得以在内战期间保持下来。(《无奈的结局》，第51、56页)
对当时随复辟帝制而来的尊孔读经，以及复古运动能否改变中国命运的问题，司徒雷登认为：“儒学并非是挽救中国时局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当权者想利用宗教的形式，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宣传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克服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失控是不明智的；在中国，无论是政府的法令、仪式，还是教诲都不能“赋予这种古代哲学以足够的力量解决中国的国家问题”。(《无奈的结局》，第57页)
司徒雷登对儒学的上述看法，并不表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而是面对国际强权势力无限扩张的现实，他认为，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维护自身独立平等的权利，如何启发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的现代意识，如何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传授适应现代生存的各种技能等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除了尊重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为适应新的国际局势，还应该有新的文化选择和追求。从辛亥革命历史中，司徒雷登看到中国传统与现代剧烈的碰撞，中国走向现代是必然的，正如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便认为现代化追求可以一意孤行，显然也行不通。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司徒雷登后来一直把传教和教会大学工作的重点放在尊重中国本土现实，包括现实选择中的历史因素；同时又改变传统基督教教义以介入和改变这个现实。或者说，使二者建立在更为合理的结合点上：
司徒雷登说：如果允许我谈个人的想法，我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
……
金陵神学院——这个早年司徒雷登曾教授希腊学的地方，如今还保存着绿草茵茵的大院落，但这里已经成为“金陵文化创意园”，著名的德国钢琴品牌施坦威家族选择这座花园洋房的院落作为经典钢琴展示中心。院子里还有一些影视制作公司等在此落户，感谢中翰影视公司对本次寻访的热情支持，本期合影照片，都是该公司的美女小杨帮助拍下的。
神学院主楼前（现名“博爱楼”）
金陵神学院博雅楼前
现在的“博文楼”是当年神学院的宿舍楼
主楼中的礼拜堂，现在基本保持了原样，用作音乐教学的演出
大家在钢琴展示大厅内。这架是施坦威古董钢琴（铭刻牌为1859年）
”南京城市记忆团队“团员在美丽的西式建筑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