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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绪论

辛亥革命网 2019-04-30 08:10 来源:《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作者:张朋园 查看: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书法

  梁任公(名启超、字卓如)的一生,跨清民两代,自二十二岁时(甲午年)开始关心国事,一生事功,在清朝者十八年,在民国者十八年,恰好各得其半。

  梁任公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择取任何一点,都可以累辞数万,编著成书。但简单归纳起来,可以说他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谈到他的政治生命,说他是立宪运动者,固为一般论任公者所公认;然而未尝不可以说他是个革命运动者,因为他实与革命有过一段因缘。至于他在思想界的影响,任公的著述,估计不下千数百万言,对近六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财政、社会、学术、其深远处,几无出其右者。如舍了任公不谈,都将残缺不整。他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的。

  多彩多姿的梁任公,一生言行所以能有多方面的影响,就当时的环境及他个人而言,有几种必然的因素。当时的世界潮流,西方自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来,一二百年的演变,民权政治的思想,已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受进化论影响,与民权政治同时而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发展到了顶点。中国受这三种思想撞击最厉害的,是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直是一本惨痛的历史。中国到了求变的时代,就等待求变的人物来推动而已。任公便是求变的人物,他生当其时,这是注定他将发生影响的外在原因。

  就任公本身而言,他具有发生影响的条件:第一,他生而好学。他曾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中。”任公自幼聪慧,因而能脱颖而出,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在科第时代,一个普通人中举之后,往往趾高气扬,容易心满意足,任公与众不同。中举的次年,竟反过来拜尚是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又从基本做起。四年万木草堂的生活,孜孜不倦,奠定了他博大精深的国学基础。但他并不就此而止。西学之风袭来,他又乘风而去。先读翻译作品,不能满足,再从文字功夫下手。他读过英文,拉丁文。可惜他学习西洋语文的天分不高,后来虽又涉猎法文、德文,皆无大成。然而日本文给了他最大的方便,西洋知识通过日文而饱为吸收。任公的西学大进,实得力于日文。以后他的求知欲未曾稍止。四七之年,蛰伏巴黎,以学生为老师,知识仍与时俱进。直至垂暮之年,读书仍为嗜好,且趣味愈扩愈广。他曾对子女们说:我是学问趣味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个新方向,便觉得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这种生活是极其可爱的,极有价值的。”任公的成就及影响,的确依靠他好学不厌精神的支持。一般人以为任公之学,博而不深。后人看前人,自然很容易发现他的缺点,但与他同时代者,又有几人能超过他!?

  人或者都能饱学,但未必都能运用其所学,以启迪社会,激发后人。任公则二者兼而有之,既好学不厌,且诲人不倦。他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八万字,每天执笔,平均在三千言以上。他的著作特色,如其自评:“笔端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他能“言人口中之所不能言,心中之所欲言。”今日读之,脑筋随之而去,明日再读之,脑筋又随之而转。他能把人当做傀儡,牵动线丝,左之右之,惟其言是听。谭嗣同誉他有贾谊之笔,张謇称他“笔破乾坤舌雷雨”。每发一论,必至风靡而不可收拾。韩文举说他发表能力之特强:“但胸中有一材料,无不提之以入笔下,又喜欢自造新名词,或杂引泰东泰西故事。”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自然不少人要随他转移了,也决定了他的必然影响。

  梁任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是一贯的,尤其以政治的立场变化最多,有时他站在甲方,有时又转至乙方,而甲乙两方却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因此人们认为他个性上有缺点,认为他是善变的。他自己也承认个性流质,常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如此一来,言论前后不无矛盾之处。一再的改变,自然减少了他的影响力量。

  不过,任公的政治理想是不变的。在清朝他反对专制,在民国他依然反对专制。他保定的宗旨是实现民权政治。他常常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最初他追随其师康南海弄维新,搞变法,他的手段是温和的。及至发觉温和的路走不通,急转直下,想采取激烈的手段,不惜以流血方式,希翼实现理想。但一番尝试之后,他发觉国民并未普遍觉醒,未能获得他们一致的支持。他又退回温和的态度,想从教育方面下手,先新民而后兴国。唯其所定的目标太高,他以为觉醒国民的努力,非有十年二十年不能为功。岂知他以往所提倡的进取、冒险、破坏等等新国民道德,早已深植人心,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再趋转激进的时候,一般国民已朝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上前去,专制政体已被众人合力推倒。民国之后,对他误解的人不少。但请问他是否已经忘记了既定的目标?举两个显明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正面的解答: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军之役,反对康南海张勋的复辟运动,任公都是倡导人,而且都曾亲与其事。当这两出丑剧紧锣密鼓的时候,他已然决然发表声讨宣言,且置生死于度外,誓与之周旋到底。任公所争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在过去,他要求虚君实民,而今既为民主,更应该名实相符,颠倒时代本末,摇撼国本的行为是决不容许的。后来,他又甘心卷入政治的漩涡,目标依然是要实现他的理想。他想把那批官僚政客带上正途,可惜“先时人物”的他,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来,抱着民权政治的理想而去。个人的政治活动,“一生成功者少,失意者多!”

  研究梁任公的一生。言史事,在清朝的十八年较诸在民国的十八年为单纯;言思想,则清朝的部分,多以政治思想为重要;民国的部分,以学术方面为重要。因此,他的一生可以由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可以就时与事分,也可以就思想而分。就思想而分,原则上不外乎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财政经济思想,人生哲学思想等等。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很少人将任公的思想作一有系统而详细的分析,盖任公的方面极多,欲一一研究,实非易事。

  大部分评论任公的学者,都用时与事的分类方法。譬如徐佛苏所记《梁任公先生逸事》便主张分为四时期:“一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二位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三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四为入校讲学倡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之时期。”徐氏又称第一期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期为立宪与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期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期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毛以亨著《梁启超》则将之分为五时期:“一、少年读书时期—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绪二十年甲午;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年甲午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流亡办报时期——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至民国元年;四、民国从政时期——民国六年至民国八年;五、文化运动的晚年——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八年。”过去《大公报》、《东方杂志》有几篇叙述任公的短文,分期也大多类此。抗战时期几篇论述任公的著作与此相似。

  对于这几种分类法,著者稍有不尽同意之处。民国开国前十八年间,用维新及立宪来代表任公的言行,未免有笼统不清之感。而且注意力放在立宪运动上,忽略了他的一段与革命的关系,尤其任公鼓吹革命的思想,也因此变得黯淡无光了。这里试拟一个稍异于前的分法。其一生约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成长时期:

  1. 幼年抚育时期:包括幼年生活及家庭教育。

  2. 求学时期:包括中举前后的教育。

  二、推翻专制运动时期:

  1. 求变时期:包括戊戌之前的求变思想及运动。

  2. 流亡后期:包括立宪运动及影响革命的言论。

  三、维护民国时期:

  1. 从政时期:

  (1)归国从政:包括组党活动。

  (2)护国讨袁及反复辟:包括躬历讨袁之经过,及反复辟的言论。

  (3)指导政治:包括卷入政治漩涡及其政治精神。

  2. 献身文化学术时期:

  (1)舍政治而献身文化学术:包括青年之指导及学术之提倡。

  (2)治学而不忘政治:包括晚年的言论活动。

  本文只想说明任公在推翻专制运动时期的政治理想,亦即他的前期思想。因此,除了他的成长时期,略为提及一二,民国以后的行谊,则暂置之不谈。私意以为自任公开始关心国事到辛亥革命,这十八年间,其中许多有关他的言行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即如前面所说,任公抱有一个民权政治的理想,这个理想以什么为基本理论?初有民权思想的表现是如何的?以后这个理想是否因为学识的日进而有所蜕变,而至于成熟?成熟之后如何积极的表现?第二、任公既有了理论的支持,如何趋于激烈,与革命党的关系如何?第三,他对于革命的鼓吹如何?第四,他为什么后来又反对流血革命,转变的由来如何?第五,转变后的影响如何?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同时又希望指出在这十八年当中任公显明的几次起伏转变,再次先说明其时限关系:

  1. 戊戌之前: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四年谓其为思想孕育,明倡民权与隐言族类时期,亦即自强学会至戊戌政变为止。此一时期,任公与革命有多方面的关系。

  2. 流亡日本前期:二十七岁至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九年谓其为破坏主义时期,亦即自《清议报》、《新民丛报》至游新大陆归来为止。此一时期,任公与革命有多方面的关系。

  3. 流亡日本后期:三十二岁至三十九岁,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谓其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时期,自新大陆归来至辛亥革命为止。此一时期,任公的态度转变,行动上弃革命而立宪,然言论上仍多有影响革命之处。

  4. 本文依时限关系,说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运动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得失。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绪论

  第一章 求变的思想基础——梁启超接受中西文化的过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三世之义

  二、在西洋文化中求变——民权、自由、进化



  第二章 启蒙思想与鼓吹革命——梁启超戊戌之前的激进言论与志气

  一、明倡民权

  二、隐言族类



  第三章 新民、破坏、革命——梁启超流亡日本前期的革命言论

  一、排满以兴民权

  二、破坏以建民国



  第四章 坐而言起而行——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合离始末

  一、孙梁始合而终离

  二、自筹革命起义



  第五章 异曲与同工——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期的言行

  一、言论转变的由来

  二、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第六章 他山之石——梁启超与革命党论战的影响

  一、论战述要

  二、开明专制与约法训政

  三、土地国有与国计民生



  第七章 言论界的骄子——自报章发售数字看梁启超言论的影响

  一、《中外公报》

  二、《时务报》

  三、《清议报》

  四、《新民丛报》

  五、《新小说》

  六、《政论》

  七、《国风报》



  结论



  梁启超大事年表(清季)

  译名对照表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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