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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底至1912年初的江苏光复，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一章。“江苏财赋甲天下，形胜亦足控东南”1，它的光复，对于支援浙江、上海的独立，对于支持武汉首义之地的斗争，对于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整个辛亥革命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就江苏光复（除松江府即今属上海市外）的过程及其斗争作一简要分析。
（一）光复的简况
光复前苏省共辖8府3州1厅，它们是：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太仓州、通州、海州以及海门厅，其中松江府今属上海市。江苏巡抚驻苏州，两江总督驻南京。
江苏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它的田赋等收入，是清政府重要财源。它有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会——上海，历史的名城六朝古都——南京。到19世纪末，江苏逐步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业、商业、金融中心，它同时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中心。
20世纪初，江苏曾是国内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摇篮，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就在这里建立。江苏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它是同盟会东京总部与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桥梁，中部同盟会机关就在上海。
江苏又是立宪党人的大本营，立宪派首领张謇所办的实业及其故乡均在这里。
“江苏财赋甲天下，苏北贫困冠东南”。江苏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铁路的逐步建成，沪宁铁路沿线的苏南地区，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一带资本主义比较发展，是江苏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与此相比，苏北地区如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一带则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缓慢，封建势力比较顽固。
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种种因素，都使江苏光复呈现出其自身的特别深刻的社会原因，并给苏南、苏北带来不同的特点。
江苏地区的光复，从1911年11月4日松江府武装光复开始，到1912年2月11日徐州府最后光复为止，共计99天，它是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而陆续完成的。
江苏各地的光复，按形式大致分类拟表如下：
(1)和平光复地区：
(2)武装光复地区：
(3)由革命军所至而宣布光复的地区：
上表所列的江苏各地的光复情况，说明这样两个问题：
1．镇江光复的形式是“和平”与“武装”的并存，而“和平”光复的形式所占比重较小。
和平光复的地区，实际以苏州为代表，尚有淮安府的清江浦等。它是由旧官僚、立宪党人等在不触动封建秩序的基础上所实行。它对于封建势力和封建秩序来说是“和平”的，对于人民来说，一旦他们企图冲破封建势力的羁绊时，便有“武装”的镇压来替代。
实行武装光复的地区，主要有：江宁府、镇江府等地，其中尤以江浙沪联军武装光复南京为典型。江浙沪联军的炮火，轰走了张勋的反革命军队和反动官僚，数以千计的革命军将士的流血牺牲赢得了南京的光复。武装光复是革命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在江苏光复中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它是江苏各地光复的实质所在。
处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是：由革命军所至而宣布光复的。这种形式数量多，内容复杂。它既包括一些革命党人所实行的光复地区，在遇到挫折后，由革命军去支援光复的，如淮安府等地；它也包括一些反动势力所搞的假“独立”，后由革命军去光复的，如徐州府等地；这两种光复都有一定的武装光复的意义。此外，还有在革命军旗号下，立宪党人、旧官僚等所搞的光复，如通州张?（张謇之胞兄，光复时任总司令，后任民政长）等，他们在沪军军舰到达通州后而宣布的。从表面看，它有些类似苏州的光复，但这种革命军大军压境下的光复毕竟与苏州式由旧官僚们自己所搞的光复有所区别。
2．光复的政权，主要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
光复的江苏各地政权，从整体看与前清时代比是有变化的。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最顽固、最腐朽、最反动的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一小撮满洲贵族与一批死心塌地的汉族大官僚的势力，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已经垮台。盘踞江苏各地政权中的满洲贵族与他们的走狗，几乎无一例外地逃跑了。现举例如下：
两江总督张人骏，八旗驻宁将军铁良“仓皇出走”，江防营统领张勋“潜出南门……渡江赴浦口”2。
常镇通海道荣恒、知府承璋、巡警提调饶应稀、丹徒县知县文焕“均于起义时先后逃避”3。
常州知府长明“将府印交……后即携眷离常”4，江阴县右堂捕厅兼警务长项奉璋“深夜逃走”5，靖江知县冯璋“偕同捕厅熊飞将大小印信一齐缴呈”6。
苏州提法使左孝同、巡警道吴肇邦、参谋吴茂节、协统艾忠琦“均闻变走”7，常熟昭文令魁福“先日逃去”8，昆山“知县庆多逃走”9，太湖厅奇龄、舟头司张大浩“偕先后怀印窜之”10。
太仓州知州赵谨琪，镇洋知县胡位周“将前清印信当众交出”11。
通州狼山镇总兵张士翰“悄然他去”12，掘港营都司徐长胜、主簿缪伟笙“跑到通州”，场司张百钧“跑往石港”13。
淮扬道?良“遂弃城先事逃匿”14，两淮盐运使增厚“微服逾墙出走“，扬州知府嵩峋“护送至高邮”15，甘泉知县禹松龄“跪见孙天生”，江都知县桂聚庆“跟在孙天生马后”16，泰州正堂李茹真“逃跑了”17，扬子知县陈周慎“遍寻官邸不见”18，兴化知县陈廷英“不辞而别，离兴还乡”19。
淮安知府刘名誉“潜开府库携银偕眷而逃”，知县姚荣泽“深夜携巨款潜逃”。20
海州赣榆知县曹运鹏“越城遁青口”21。
徐州府徐防营管带沈栋梁、沛县知县戴宗焘“潜逃”22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豪绅及其他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纷纷如丧家之犬，逃往他乡。如原山西巡抚卸职回淮的丁宝铨山阳光复后“出走至沪”23等等。
于是，政权由一小撮满洲贵族及汉族大官僚手里转移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部分旧官吏或其他代理人手里。
从光复时江苏各地政权的首领成分看，旧官僚约占20%，立宪党人官绅、富商约占35%，党人约占30%，其他成分为15%。即使是苏州这样的和平光复地区，政权中人员也还是有相当调整的，许多党人和绅商进入了政权。如掌握重要权利的江苏都督参谋厅，“厅长顾忠琛，柳伯英一等参谋；周耘若二等参谋，马衡侦察长，新任秘书黄炎培、沈恩孚、罗良?”24，其中柳伯英、周耘芳、顾忠琛等大多数是革命党人。
这中间，苏南、苏北情况各不相同。
苏南地区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党人比较活跃，立宪党人势力也较大，双方都重视这一地带。因而，这一地区出现的主要是：由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其他势力结合，实行光复。在一些党人力量较强的地方，一些激进分子就采取了武装光复的形式；而在一些立宪党人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地方，就采取了“和平一光复的形式。政权大多是地方资产阶级联合政权。
苏北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封建势力较为巩固，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苏北农民，曾不断发动起义。这一地区革命党人数量很少。封建势力常与其他地方势力抢先实行“光复”。即使少数地方有革命党人活动，也往往被封建势力所扼杀、吞没。这些地区光复时的政权，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从政权的总体及前后变化后，它毕竟渗入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商人的代表，颁布了一些新的措施，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