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层社会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
清军在入关以前，八旗牛录制度，兵民合一，军事与生产结合，政权与基层社会融合，保证了清的兴盛与强大；入关以后，随着八旗驻防制度的确立，旗营分布各个要地，但旗营体制对周边汉人社会并无统治意义，八旗驻防主要起到军事震慑作用。
对于一般的基层社会统治，清统治者并无新的创制。清承前制，与中国历代在专制集权统治下的基层政权设置一样，县是最低一级政权设置。县一般只设知县等二三名官员，包括知县一名，正七品；县丞一名，正八品；主簿一名，正九品。知县为一县主官，主“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而“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等亦是其勤理之事。县丞、主簿则为知县佐贰，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然县丞、主簿因事而设，事繁之县有的设数人，事简之县也有不设的，且因时增减。如不设县丞、主簿，其职责则由掌管监察狱囚等事的典史兼任。此外又设驿丞、儒学、医学、阴阳学及管理僧道各官。另有关津要冲之地，则设巡检司，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之事。再加上包括知县在内的官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必须异地任职，而且任期一般都比较短，所以代表中央朝廷在地方任职的知县一般都不能单独管控当地社会，必须依靠于当地两类体系和一大群体。
首先是保甲体系。清初，承明制，地方社会行里社，主要负责编审、催征、应役等职能；编保甲，主要管控治安、教化等职能，由县署通过胥吏控制。清中期后由于“摊丁入亩”的实施，停止了编审，里甲及其功能并入了保甲，保甲职能向综合性发展：既负责治安防卫，又督催钱粮赋役，还参与地方司法，负责乡约月讲，办理赈济事宜等。保甲以主要以编制户口入手，是代表朝廷掌控户籍和地方社会，但是保甲不为“官”，保长、甲正都是由当地人担任。
其次是宗族体系。宗族是以血缘和婚姻关系包括参以经济利益关系地方社会自发形成的。宗族以同一个男性以祖宗，以宗祠为标志，以宗谱作纽带，以族田族产为基础，以族长为主宰，以族规为规范，联结、整合、管理大大小小的各个同姓家和家族，由于聚族而居，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宗族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势力体系。而某一宗族实际又掌控于某一家族或几个家族，所以某个家族或某几个家族成为掌控一方的主要势力。
士绅，是基层政权必须依靠的群体。首先，士绅是沟通官与民之间的特殊群体。民读书应试能成为绅。最低一级的绅，是“生员”，即俗称“秀才”。当然绅士的资格也有通过捐纳而取得。“进入下层绅士集团的主要途径是考试和捐纳。其中考试是跻身绅士的更重要的途径。经此途径而成为绅士的要多于捐纳，由考试而成为正途绅士所享有的威望也高于捐功名而成为异途的绅士”。“取得绅士地位的入门考试称为童试，通过了童试就是生员，即受过教育的下层绅士，在日常口语中被称为秀才”。 取得生员以上功名的士绅再通过应试可以入仕为官，而官员开缺退职以后还回到本乡，身份还是绅。所以，士绅在基层社会是一个“特权”阶层。在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理，身为“士”的读书人是以上述两大势力体系组成的地方社会共同指归。士绅独立编户，而且地方官必须优礼绅士，免差徭及杂税苛捐。
本来封建统治者如此礼遇“读书人”，是期望其能读书，应科举，入仕，为官治理天下，维护统治。其实，朝廷对士绅也有严格的规定，如生员要“爱身忍性”，不可轻入司官衙门，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不许上书陈言，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等。
作为绅士的“读书人”，秉承的儒家基本信条，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一方面，近代以来开始日益变迁动荡的社会现实，日益吸引着绅士们的注意力，绅士们开始不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方面，面对必须处理的日益繁复的地方事务，包括知县在内的地方官员，他们必须要有地方社会的协助，而士绅群体是那些初来乍到对本地生疏的地方官员易于沟通也是必须沟通的地方势力，同时绅士们在读书之余，以“造福乡里”的名义，也会认为参与地方事务不失“本分”。所以，士绅们往往会开始更多地参与地方事务，他们或协助知县整理地方学务；或设馆收徒，教化乡里；或经管地方公产公益，如育婴堂、恤局、义仓、社仓等，官府都“以其事委诸绅士”为董；或参与地方公务，“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绍办”，“几地方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之兴废”；或编纂地方志；或管理地方治安，事于保甲等等。
如此，绅士群体实际成为地方社会的核心，极大地影响甚至是管控着地方社会。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早就观察得十分清楚，“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换言之，“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
清承前制，建立的基层社会统治结构体系，随着近代以来开始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开始明显地受到冲击。其中影响最明显的因素是近代以来日益加剧的人口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太平天国战争开始，以农民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被迫离乡离村为主体，以“流民”和“游民”的方式流向城市为基本方向，同时，也包括因垦荒、灾荒等因素而造成的异地之间的非城市指向流动等等现象。人口流动冲击户籍制度，使保甲体系混乱；人口流动也使传统的宗族关系开始失去稳固，进城谋生的下层民众也开始对宗族观念逐渐淡漠。
另外，也包括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日益明显的商品化影响着农村租佃关系，从而日益冲击着基层社会的稳定。
太平天国战争后，江、浙、皖等省人口锐减，土地大量抛荒；由于缺乏劳动力，地价低落。道光30年，江苏人仅次于四川居于全国第二，太平天国之后，人口减少降至第9位。减少最多的为江宁府，次为镇江府、苏州府。清政府一方面“蠲减钱漕”，一方面“招垦升科”，对于江、浙、皖等省经过战乱的地区采取招徕外地农民垦荒的措施，同时规定调整土客关系的办法，使江南等地的荒地逐渐得以开垦，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同时也给江南等地农村带来了新的变化：一，大量外地“客民”进入村庄；二，形成土地关系松动、混乱的状况，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当时劳动力供应短缺的特殊时期，佃户对地主的谈判力空前提高，地主为了召佃开荒不得不允以永佃权，佃农拥有的田面权，可以买卖、顶押，地主不得干预；地主出卖，田底时，“换主不换佃”。在商品化的趋势下，租佃更趋于市场化，地租的交纳方式及数量往往因是否有押租以及押租额多少和业主对佃户提供什么条件，如是否有种籽、肥料、农具、水车、牲畜及住房等方面决定。地租开始有分租、议租、预租之分。
随后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城居地主和二地主、收租局、田业公所等的出现，改变地主和佃户间的空间关系以及传统的宗族关系、乡邻关系。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被打破：一、地主与农民之间传统的“人情”；二、以平均产量为基础的地租赋税定额；三、以前以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造成的产量下降为主要抗阻抗税因素，此后更加入了市场波动因素，尤其是世界市场因素的影响，“在19世纪40-50年代，在清代的最后15年里，以及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些时期内，物价和币值的变动普遍引发了民众针对国家和地主的反抗行为。”
清王朝统治下的基层社会，再也不是稳定的社会。各种矛盾在不断激化并开始在某些阶层中聚集，这开始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彻底的变革即将爆发。
四、会党与“匪患”
清朝统治下的江苏地方社会素有盐枭、“青皮”充斥，后有哥老会等帮会出现，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归为晚清秘密结社中会党一类，清朝统治者则一律把他们看作“枭匪”。尤以苏北为甚，“东南古称泽国，小民多倚舟楫谋生。自为轮船所夺，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者、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之充斥，职此之由。小轮便捷，内地纵横，攘夺侵牟，不可究诘，不独驾舟负纤者难于觅食，即在操奇计赢者亦无以资生。聚数百万困顿之徒而莫为之所”。
江苏地处江淮，清政府盐业专卖盐法制度和盐价昂贵百姓困苦具体催生了盐枭、青帮等组织。“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借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 。盐袅组织日趋完善，“袅徒之首名日大仗头，其副名曰副仗头，下则有秤手、书手，总名日青皮，名曰站码头。私盐过其迅血吐输钱，故日盐关；为私盐过秤、主交易，故又曰盐行。争夺码头，打仗过于战阵，有乘夜率众贱杀者，名日放黑刀；遣人探听，名曰把沟。巨袅必防黑刀，是以常聚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大伙常带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之辈，皆强狠有技能。”
盐枭会党沿着两淮盐业“场地”和食盐销售“引岸”形成巨大的组织网络和活动区域，“两淮巨枭黄玉林以仪征老虎泾水次为汇聚筹运之所，以湖北阳逻、兰溪为屯私发卖之处。大者沙船数千石，三两连樯，由海入江；小者猫船载百石，百十成帮，由场河入瓜口。长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则劫掠屯船转江之官盐”。
而江苏哥老会则是外来组织。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湘淮军及其他勇营开始裁撤，而早已散布其间的哥老会随即又散入长江中下游各地。从同治年间出现的哥老会案件统计来看，江苏境内在19世纪60-70年代已有哥老会组织活动，出现地区主要有扬州、宜兴、吴县、苏州等地。 而1891年“长江教案”发生，表明哥老会为首的秘密结社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主角，哥老会势力在长江下游也从此崛起。江苏境内已有“圣龙山”、“天官山”、“万福双龙山”、“龙花山”等，以及“江湖兄弟会”等哥老会体系组织。
哥老会忠义堂
哥老会在包括江苏在内的长江中下游迅速发展，并与盐枭、青帮等组织结合起来，使本地的秘密结社力量进一步强大。
19世纪60年代末，长江运河“匪势益横，曰哥老会，曰安庆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此类根底于仙（女）庙，枝叶苏、沪，蔓延于京、瓜、清淮，萌蘖于金陵、芜、六”。
1891年，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江苏自经太平天国之后，“伏莽未靖，游勇会匪到处勾结为患，以致盗风日炽，剽劫频仍”； 到1898年，“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至游勇中每有哥老会匪、安清道友，踪迹诡秘，支党蔓延”。
在盐枭、青帮、哥老会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不乏相互争斗，“向来枭贩有清帮、围帮两种：清即安清道友，半东皖、徐、海青皮光棍；围帮俗号红帮，即哥老会匪，多两湖三江散勇在内。两帮争夺码头，时相仇杀”。但终会走向融合，1899年盐枭徐宝山模仿哥老会山堂组织及散卖飘布制度，1899年6月在“七壕口演剧数日，设立春宝山堂名目，入会者人给一票”，上写口号，监读三日，旋即焚毁灭迹。徐宝山势力迅速扩张，私盐船队700余号，党众万余，“往来三江口、西马、大桥、七壕、十二圩等处”，“上至大通、芜湖、汉口、江西，下抵江阴等处，长江千余里，时有该匪私盐船出没其间”。 而徐本身又兼青帮“悟”字辈“师傅”，所以在他“势力范围内，盐枭、青帮、红帮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从组织上行动上更趋融和或合作”。
徐宝山（1866-1913）字怀礼，乳名老虎，江苏镇江人。少年时也上过几年学，粗识文字。青年时，继承父业为竹匠。1893年，徐宝山受人唆使，参与扬州仙女庙劫案，在丹徒县被拿获，定刑后发遣甘肃，于山东途中逃脱。随即潜入江湖，加入枭魁孙七的贩私盐集团，后另立山头，移驻十二圩、七濠口之间，击败十二圩枭首朱福胜，开山立堂，称“春宝山堂”，招兵买马。
走向融合的会党由于利益一致，行动协调，组织形式不分彼此。1907年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向清廷报告说，“浙西有青帮、红帮诸匪，浙东有会匪、枭匪，以及宁、绍、台之海盗，丰、沛、萧、砀之刀匪，太湖之盐贩，苏、淞一带之青皮光蛋”，而且“久已结党联盟，肆行无忌”。其实，这时的盐枭、青帮也效仿哥老会也开立山堂，“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已经不再仅是“贩私”为主，会党势力一下活跃起来。
1900年庚子风云变幻，江湖闻名的江苏枭首徐宝山成为多方争取的对象。扬州在籍士绅前湖北盐法武昌道陈重庆因担心“北方云扰，苏省纷传徐宝山集盐枭数万人岌岌欲动”，即向当时江苏巡抚鹿传霖建议招抚徐宝山，鹿传霖认可。但此事由于鹿传霖不久北上勤王而搁置。
张謇在酝酿策划“东南互保”之际，为安东南局势，言请刘坤一招抚徐怀礼。《张謇日记》1900年7月21日“闻张刘合电，请剿团匪。匪大恣肆，黄巾白波再见矣。”22日“投小舱咨呈。见新宁，知大沽口失。陈招抚徐老虎策。”23日“新宁招抚徐老虎”。张謇详细建议了招抚徐宝山的策略，24日“上新宁书，论招抚宜开诚布公，昭示威信，不可使疑，不可使玩”。“抚徐之说，荷赐施行，内患苟弭可专意外应矣。此辈如乱柴，徐则约柴之绳也。引绳太紧，绳将不堪，太松且枝梧，宜得有大度而小心之统将处之。俾不猜而生嫌；不轻而生玩。若予编伍饷额，宜檄统将发原封令徐自给，但给衔不可谕守备以上，不可便单扎，全令一善言语、有计略之道员前往宣示诚信，以两世为人谕之。令专镇缉沿江诸匪。若请来谒，宜即听许。不请勿遽强。此人闻颇以胆决重于其党，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宫保历年事久，必有胜算。惟须有识时局心公心者，神明节度，念此为难耳。抑有请者，克饷缺额，近二十余军营之通病，兵疾其将，奚能用命，愿宫保严敕诸将，痛湔积习，戳力时艰，较量二弊，则克饷之患尤甚于缺额也。一得之愚，陈备采择。惶恐惶恐。京师日内虑已有变，如何如何。”
张謇集陶诗“量力守故辙，倾盖定前言。”
上款人书箴或为蒋锡绅（1855-1901），乌程人。字书箴，别号婴宁居士。光绪五年（1879）举人，官内阁中书。曾为岳家掌理南通附近的海门当铺，因此与张謇熟识，光绪戊戌后，即协助张謇经营纺纱事业。酷爱金石、碑刻，尤喜广搜古籍。
唐才常、汪康年在策划“勤王之举”，同样注意到了徐宝山的实力。“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初五日杏花楼一别，七夕抵扬，因琐事牵涉，日来始略询端绪。把剑（徐怀礼）处须转觅二三居间者，方可到题。惟此君之外，不乏可取裁者，弟稍迟一二日即至郡城，广为收罗，以待尊意会同办理’。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齬，终归于好也。’”
汪康年的使者当时只注意到了徐宝山“近日举动皆官气”，未知“老虎”已受招安，只是还在对招安将信将疑之际。徐宝山获知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密函鹿传霖，函曰：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戾罹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徐宝山出于何意呈此密函，令人费解；其实，作为一个整日东躲西藏的盐枭来说，可能本来就不知上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此函也未必有多少深意。但由此泄露勤王起义计划属实。结果，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死难；盐枭徐宝山一跃变成缉私捉拿盐枭的清军将领。
徐宝山受招安，官职为新胜营虎字六营管带，属长江水师。同时两江盐运使柯逢时又任命他兼句（容）、溧（水）、高（淳）三岸缉私管带。
在庚子风云前后，“会匪滋事”蔓延，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江南苏、松、常、扬、通一带，盐枭林立，劫人勒赎，上年正月间，武进、阳湖并有仇杀至数百人之案；通州、海门等属幕友、家丁骰法营私”，刘坤一复奏，“江苏地方紧要，沿江枭、会各匪尚多，全赖吏治整饬，消患未萌”。
其中，除了徐宝山势力比较活跃以外，还有宿迁、睢宁以夏世成、赵开业等为首以“龙华会”为名乘机起事，被逮后搜出“奉天承运一贯真传伪印，及各名图记、号簿、票据甚多”。 还有曾国漳等在常州、江阴等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并与“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结成死党”，各踞地段； 朱鸿贵、曹新甫等在太湖周围湘籍客民中充当领袖，“释兵则民，执兵则盗”。两湖客民在其领导下屡次发动抗租斗争，“常州府属之武进县，先因楚民渐多，声势渐横，每届收租，类多抗欠，甚有收获后饱载远扬”。
由于江苏一带“会匪滋事”影响，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不得不奏请乡试一度展期。
清政府对于“会匪滋事”的蔓延之势，除了采取招抚之策外，更多地采取镇压措施。
1903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奏：“窃照江、淮一带伏莽滋多，盐枭、会匪互相勾煸，往往乘间窃发，为害地方。臣到任后，屡饬各属认真拿办。本年五月间，访有匪首曾帼漳潜匿常州、江阴等属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意在纠集巨股，以图抗拒。同时并有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等，设会拜盟，与曾帼漳结为死党，各踞地段。当经臣密派补用直隶知州王世绶、候补都司徐宝山带领水师炮队；并饬统领护军正任福山镇总兵杨金龙调派管带护军副左旗副将纪步高、正右旗副将赵自新各带勇队，乘登瀛洲兵轮，驰往掩捕；又调署福山镇总兵丁华容选带得力弁勇，乘坐策电小轮，督率水师，溯流堵截；一面电饬各处文武一体拿兜捕。先经徐宝山带队进港，拿获匪党四名，匪船六只，驻军于通州所属之芦泾港。适浙西缉私营候补都司张有基、苏松镇游击张占魁各带营船相助。探悉匪首曾帼漳、熊满堂，驾领多船，部勒凶党，于白茅沙浅滩地方踞险抵拒。徐宝山亲率师船前进，该匪等竟敢开放枪炮，列队拒敌。徐宝山激励各军奋勇环击，王世绶、纪步高亦各率部队分路夹攻，匪始败溃，曾帼漳受伤潜遁。当场格杀及溺数十名，擒获匪首熊满堂、匪目彭志三、张云心、关朝栋、张德荣、杨宝春，并伙党共二十八名，夺获匪船十六只，伪印、旗帜、枪械多件……”
唐才常、汪康年在策划“勤王之举”，同样注意到了徐宝山的实力。“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初五日杏花楼一别，七夕抵扬，因琐事牵涉，日来始略询端绪。把剑（徐怀礼）处须转觅二三居间者，方可到题。惟此君之外，不乏可取裁者，弟稍迟一二日即至郡城，广为收罗，以待尊意会同办理’。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齬，终归于好也。’”
汪康年的使者当时只注意到了徐宝山“近日举动皆官气”，未知“老虎”已受招安，只是还在对招安将信将疑之际。徐宝山获知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密函鹿传霖，函曰：
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戾罹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徐宝山出于何意呈此密函，令人费解；其实，作为一个整日东躲西藏的盐枭来说，可能本来就不知上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此函也未必有多少深意。但由此泄露勤王起义计划属实。结果，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死难；盐枭徐宝山一跃变成缉私捉拿盐枭的清军将领。
徐宝山受招安，官职为新胜营虎字六营管带，属长江水师。同时两江盐运使柯逢时又任命他兼句（容）、溧（水）、高（淳）三岸缉私管带。
在庚子风云前后，“会匪滋事”蔓延，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谕：“江南苏、松、常、扬、通一带，盐枭林立，劫人勒赎，上年正月间，武进、阳湖并有仇杀至数百人之案；通州、海门等属幕友、家丁骰法营私”，刘坤一复奏，“江苏地方紧要，沿江枭、会各匪尚多，全赖吏治整饬，消患未萌”。
其中，除了徐宝山势力比较活跃以外，还有宿迁、睢宁以夏世成、赵开业等为首以“龙华会”为名乘机起事，被逮后搜出“奉天承运一贯真传伪印，及各名图记、号簿、票据甚多”。 还有曾国漳等在常州、江阴等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并与“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结成死党”，各踞地段； 朱鸿贵、曹新甫等在太湖周围湘籍客民中充当领袖，“释兵则民，执兵则盗”。两湖客民在其领导下屡次发动抗租斗争，“常州府属之武进县，先因楚民渐多，声势渐横，每届收租，类多抗欠，甚有收获后饱载远扬”。
由于江苏一带“会匪滋事”影响，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不得不奏请乡试一度展期。
清政府对于“会匪滋事”的蔓延之势，除了采取招抚之策外，更多地采取镇压措施。
1903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奏：“窃照江、淮一带伏莽滋多，盐枭、会匪互相勾煸，往往乘间窃发，为害地方。臣到任后，屡饬各属认真拿办。本年五月间，访有匪首曾帼漳潜匿常州、江阴等属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意在纠集巨股，以图抗拒。同时并有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等，设会拜盟，与曾帼漳结为死党，各踞地段。当经臣密派补用直隶知州王世绶、候补都司徐宝山带领水师炮队；并饬统领护军正任福山镇总兵杨金龙调派管带护军副左旗副将纪步高、正右旗副将赵自新各带勇队，乘登瀛洲兵轮，驰往掩捕；又调署福山镇总兵丁华容选带得力弁勇，乘坐策电小轮，督率水师，溯流堵截；一面电饬各处文武一体拿兜捕。先经徐宝山带队进港，拿获匪党四名，匪船六只，驻军于通州所属之芦泾港。适浙西缉私营候补都司张有基、苏松镇游击张占魁各带营船相助。探悉匪首曾帼漳、熊满堂，驾领多船，部勒凶党，于白茅沙浅滩地方踞险抵拒。徐宝山亲率师船前进，该匪等竟敢开放枪炮，列队拒敌。徐宝山激励各军奋勇环击，王世绶、纪步高亦各率部队分路夹攻，匪始败溃，曾帼漳受伤潜遁。当场格杀及溺数十名，擒获匪首熊满堂、匪目彭志三、张云心、关朝栋、张德荣、杨宝春，并伙党共二十八名，夺获匪船十六只，伪印、旗帜、枪械多件……”
两江总督魏光焘（1837—1916）
招抚之策也取得明显效果，徐宝山到任不久就擒获巨匪陶龙祥和曾帼漳。二十九年，两淮运使恩铭又增加他江（都）、甘（泉）二岸，为五岸缉私营管带，擢参将，加副将衔。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张人骏扩编他的部队为江南巡防营，驻镇江。
1902年，他领兵剿灭高资镇陶龙翔、陶龙丙二人，被晋升为参将。1903年，徐宝山又听从清廷指令，会同清军将他以前的绿林盟友曾国璋剿杀，并因功而擢升为江南巡防营帮统。1910年，“匪魁王正国率众数百，拥马家荡，劫公兴号运盐船十余艘，宝山剿擒之”。1911年4、5月间，江北积年巨枭朱盛椿 、朱羊林等，“在江都县属嘶马镇啸聚”，徐宝山会同两淮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率部众先后擒获二人。
1902年，他领兵剿灭高资镇陶龙翔、陶龙丙二人，被晋升为参将。1903年，徐宝山又听从清廷指令，会同清军将他以前的绿林盟友曾国璋剿杀，并因功而擢升为江南巡防营帮统。1910年，“匪魁王正国率众数百，拥马家荡，劫公兴号运盐船十余艘，宝山剿擒之”。1911年4、5月间，江北积年巨枭朱盛椿 、朱羊林等，“在江都县属嘶马镇啸聚”，徐宝山会同两淮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率部众先后擒获二人。
徐宝山（1866—1913）像
所以，在随后的几年中，江苏大规模的帮会活动暂时趋于沉寂，一直到清末最后几年由于灾荒的影响而重新活跃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