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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书宋苏轼诗《答吕梁仲屯田》
第二章 山雨欲来：辛亥前夜江苏社会的动荡
第一节 海内外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互动张之洞书宋苏轼诗《答吕梁仲屯田》
第二章 山雨欲来：辛亥前夜江苏社会的动荡
一、学生群体的形成
1、学堂生
清末正式办近代意义的学堂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大规模开办在新政以后，而大量出现则在1905年废科举以后。1901年6月清廷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中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以后，清政府令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8月清廷谕令诏自第二年开始，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并诏停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12月清廷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与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1902年京师拟设学务大臣，后又定各省设学务所，统辖全省学务。1904年清廷设学部，1905年废科举，1906年学部奏裁学政，改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统辖全省学务。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时人呼为“张香帅”。 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1903年初江苏在江宁设“两江学务处”，以布政使、督粮道、江南盐巡道3人为总办，以候补道等人为会办，候补知府张预为总提调，负责全省教育行政事宜；后端方又于苏州增设一处，仍以布政使及督粮道为总办，周馥又于清江浦设江北学务处，以淮扬道总理其事。州县级则设劝学所，设总董一人，划区劝学。宣统元年，全国已有1588所劝学所，已设约84%，江苏已设达95%。1903年仅无锡县城内有7所学堂，学生300余人。其实，江苏新式教育更早出现是咸丰年间监理会在上海设立的“清心女校”，而洋务教育开始于上海1863年李鸿章奏设的广方言馆，随后又有1874年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和1882年设立的电报学堂；1883年左宗棠在南京创办金陵同文电学馆，1890年曾国荃奏设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之洞又于南京创立江南陆师学堂和1896年江南储才学堂。
戊戌维新时期在“中学”辅以“西学”的指导下，各地改旧学，兴学堂。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将江南储才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增加学额，扩大规模，将原惜阴、文正、凤池等书院改为学堂，奏设江宁农务学堂。刘坤一并饬令在籍翰林张謇等筹办上海商学，官绅办学拉开序幕。1897年，经元善等在上海首先创办女子学校，江漱芳于苏州创办兰陵女学。1898年俞复、吴稚晖、丁宝书、杜嗣程等又集资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其中，盛宣怀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是当时规模影响较大的新学堂。时任铁路督办的盛宣怀兼任南洋公学督办，总办是其心腹汪凤藻。学校经费由铁路收入支拨，先开设师范院，接着设附属小学，后改称外院，继而又设中学，叫中院；另外，还设了一个铁路班；1901年又设特班，同师范院、铁路班合称上院。
南洋公学
南洋公学为盛宣怀1897年创建于上海，“南洋”，泛指华东沿海一带。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1959年7月31日，起源、根植并辉煌于上海“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完全分立，经教育部批准，分别成立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2、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出洋，始于同治11年（1872），公派120人留美，江苏占22人，在各省留学幼童人数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广东省。
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载，光绪25年（1899）在日华学堂者26人，江苏共6人：雷奋、胡祖泰、杨荫杭、杨廷栋、张奎、周祖培。光绪22年，日公使在上海、苏州一带招去学生13名。
新政开始，各省“兴游学”，纷派留学生出洋。光绪30年（1904）江苏派40名去日，另派40名去欧。江苏各厅州县又各派2人去日学速成师范，又三江师范选学生21人去日 ，又选官绅20人去日本习速成法政。31年，江宁督练公所派20人往日习陆军，商务局总办刘聚卿自筹经费选同乡10人去日习商务。光绪32年，学部派83人去日，其中4人为江苏人。江督派4人去日学建筑，两淮运司派候补各员赴日专习盐法、警察。33年，端方报送江南11名男生4名女生赴美，将留美备取女生2人转送日本。 宣统元年陆军部选京师、湖北、江宁三处陆军中学堂学生40名赴日求学。
与他省相比，江苏留日学生所占比例不大，江苏留欧学生则相对较多。光绪30年（1904）底，留日学生达到8620人，湖南占17%，湖北、江苏、四川次之，占13%；官费生比例也不强，宣统2年（1910），留日官费学生共计1347名，江苏109名，次于湖北、湖南、江西，占8.09%，其中宁属91名，苏属17名。江苏留欧学生较多。光绪29年（1904）张之洞派水师学堂学生去英，又选陆师学堂学生8名去德学习军事。光绪30年，拟派40名， 又派水师学堂学生6名赴英。 光绪31年选派学生率领良匠赴英德等学习，选通德文学生10名赴奥习军事。光绪32年入比校学习者4名。光绪33年，时因留欧者以江鄂最多，江苏派淮扬道蒯光典前往欧洲为留欧学生监督。光绪34年又派水师学堂学生8名赴英，又派3人去德，一面教授中文，一边入学学习，不足费用，由江苏负担。宣统2年，留英共计42人，留法14人，留德13人。游美方面，官方自撤回120名之后，江苏很少派人前往。光绪31年（1905），端方出洋考察，在美参观各校，得美赠奖学金17名。端方出任江督，将此17名全由江南选拔送美就读，女生亦参加考试，除奖学金外，皆由政府负担。大批官费留美则起于庚子赔款，宣统元年（1909）共招考47名，江苏省占21名；宣统2年（1910）第二次招考录70人，其中江苏省学生29人，占总数41.4%，列各省第一；第三批留美学生共63人为总数23.8%名列前茅。统计晚清三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共180人，江苏学生合计65人，占总数36.1%，远远超过其他省份。江苏学生留俄，起自光绪25年。34年时，江苏籍有4人；宣统2年初，江苏3人。江苏留日学生起于1896年，中国驻日使馆在上海、苏州等地选择了13名青年留学日本。
他们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进入日本正规学校的留学生，他们籍贯并不都是江苏籍，如戢元丞为湖北、吕烈煌为安徽，但这次招募行动在江苏；江苏省第一批派遣留日学生是1898年南洋武备学堂学生14人；第二批是1889年南洋公学学生共6人，他们是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章宗祥等。此后江苏留日学生不断增加，从苏南、苏中、苏北皆有，从类型来说，从弱冠少年到花甲老人，从科举人士到官吏、商人，从学生到老师，其中女生成为留日学生中一支靓丽的风景线。留学日本以官费为主，亦有伴读游学和自费留学的形式。私费往日留学者亦多，光绪29年（1903）留日京者百数十人，乃组织江苏同乡会，“某某以为国之存亡，要以能群不能群为断；而欲成大群，又必集合小群以相联络。故各省团体不固，不独无以联情谊，抑亦何以立自治之本，以战胜于生存竞争之域。于是有同乡会之议。”并在《江苏同乡会公约》附则中强调“本会应与本国同志创立之各会相互连络，以图全体势力之扩张”，“本会会员应各就其府、州、县、乡人渐立支会，以图团体势力之扩张”。 也因此江苏留日学生在日本日趋活跃起来。
3、女学
中国女学最早的形式是在家庭中延师教导，只有富贵人家女儿才有此机会，一般女子则不识字；内正式设立学校，招收女子就读者首为教会学校。至宣统3年止，上海地区共设15女校，整个江苏设有31校，1900年前约占半数。江苏教会女子学校以美国监理会居多，次为圣公会等教会，多注重教育与医疗方面。
一般女学，较早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以官绅集资筹办为主。一般中等以上家庭始有能力送子女入学。风气之开，以上海为先，1897年经元善所办之女学较早。77%的女校设在苏属地区，其中上海占38校。1907年学部奏定女子章程，初等学堂女子入学者7至10岁，高等者11至14岁。 但实际上并未依法办理。课程方面，唯言中西并重，如欲专习中文，或专习西文，亦可。中学方面有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内则衍义、十三经义、唐诗、古文、女红、绘事、医学、体操、琴学等。1902年，上海爱国女学成立后，课程内始包括历史、地理、算术、理化等课。校舍较简陋，一般女学多就民房内设校。1903年，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创办女学，校舍设于其婶母家中，教员皆本镇志士，愿尽义务。 1907年，松江朱小鹤，就其自宅设立“秀野女校” 。1907年间，包天笑在上海城东女学教书，形容该校设于一条极狭的街堂内，校长杨白民利用其祖建的房子，其眷属亦住于校内，课堂、住房、女学生宿舍都在一起。杨夫人管理学生宿舍，她有小孩，女学生课余时，便为杨夫人抱小孩，有时也帮助杨夫人烧饭。 清末时风气未开，男女界限甚严，因之女校职员皆用女性。1906年，苏州学务处奉抚宪札饬常州，“如有开设女学，谬以男教习杂侧其间，务即严谕禁止，毋任蠹害风俗”。因而不准常州粹化女学立案。
杨白民先生像
杨白民(1874—1924) ，近代艺术教育家。初名士照，后以字行。1902年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回沪，在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城东女学。嗜绘画，于校中特开设国画专修科，聘名师分门授课，聘有吴梦非、李叔同等任教，造就甚多。
光绪33年，学部所奏女子小学章程内，规定行教习者，“均须以女子年岁较长，素有学识，在学堂有经验者充之”。职员则须以笃行端正，年在50岁以上之男子充之，且公务不得与学堂混合，女子学校对学生生活管理甚严，自在情理之中，但对于若干新思想的态度，则不一致，爱国女校规定“不得以闻有女权自由之说，而径情直行，致为家庭、乡里所不容。” 但宗孟女学则宗孟子“民为贵”的民主思想，自经理至学生，一律平等相待，唯云“学生亦宜深体此意，诸事诚敬自爱。”所设“对俄同志女会”，改设慈航社，皆许学生与闻。 较为开明。大体而言，多采取保守而严谨的态度。由于女学的兴起，加上鼓吹女权刊物盛行，女子思想逐步为之一变。有主张男女平等者，有主张参与政治者，女子集会社亦随之兴起，江苏地区尤盛，成为近代女权运动的主流。对于社会风气，亦多影响，如婚姻自由，天足运动之推行，女子运动会之提倡等。
二、早期江苏留日学生的排满革命宣传
中国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之声是针对着保皇派的保皇主张而起的。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还是思想舆论的中心。1898年底，刚刚流亡到日本的维新派创办了《清议报》，到1901年12月报馆失火停刊为止，《清议报》比过去更深刻地指出了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进一步宣传了“民权”思想，提出了“国民”概念，指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忘”；梁启超还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虽然《清议报》的宣传始终没有离开其不变的“尊皇”宗旨 ，其兴民权的主张最终也只是尊皇的手段，这与维新派在庚子前后“勤王”的言行也相表里，但其对“国民”的释论和对青年人的鼓动已经足以给新世纪的中国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变革产生巨大影响。
1899年初，梁启超又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招徕了昔日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发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和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七人。 1900年唐才常等回国策划勤王起事，“戢元丞、沈翔云和高等大同学校的秦力山、林圭、蔡钟浩、李炳寰、田邦睿等以及其他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黎科等二十多人，回国参加了这个事件。”
但经历了这场勤王风云过后学生开始不满于“老师们”的“保皇”了。
1900年的冬天，东京大同学校的广东籍留学生假《清议报》馆为发行及印刷机关，创办了《开智录》半月刊。广东香山人郑贯一是发起人。郑是大同学校的特许免费生，深得梁启超的器重，此时被聘为《清议报》助理编辑。郑贯一开始不满于“保皇”的束缚，“时，《清议报》言论大受康有为直接干涉。稍涉急激之文字均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撄其锋。郑乃约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
《开智录》比较起维新派师辈们办的《清议报》，同样是以当时最敏感的列强侵华民族危机入手，但舆论导向是明显不同的：列强侵华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所以要张“国权”；而义和团抵抗是“爱国”的，清朝廷从当初的“灭洋”变成了现在的“媚洋”则是“卖国”的，“国家”的概念必然就从清统治者的概念中分离出来而且高于它；为了张“国权”，就必须排满。《开智录》以半月刊的形式，“假清议报为发行及印刷机关，以是凡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但也因此，“《清议报》经理冯紫珊遂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并解除郑编辑之职。开智录出世仅半载，以无所凭籍，由是告终”。
1900年12月6日东京留日学生励志会几位江苏籍会员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第一本自己的杂志。“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试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1900年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译书汇编》译载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法哲学》等，到第九期为止，都以译述西方“政治”名著和时文为主。虽然并不直接发论，但其所译西方政治学说和“流丽典雅”译笔之间闪动的思想火花已经足以为读者点燃起一个关于“倡自由平等”、“兴革命”的思想空间。冯自由后来回忆评价道:《译书汇编》“专以编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梭之民约论，孟德斯鸿之万法公论，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论，皆逐期登载。译笔流利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译书汇编》每期逾千份，在上海设立总发行所，全国大多数省份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有代售所，其中“尤以江浙一带为最多。”
《国民报》每期都刊有一则英文广告，“略谓本社总编辑秦君力山，自庚子七月在安徽大通起兵谋倾覆满清事败逃亡日本后，现与本社各记者编著《暴君政治》一书。内容计分为八类：（一）中国必须彻底革命。（二）叙述满人虐待汉人历史，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证。（三）批评清朝九代谕旨。（四）满清刑法之黑暗。（五）暴虐政治之史实。（六）满洲详记。（七）中国人之特性。（八）自传。不日可以出版云云。” 《暴君政治》一书未见，反满革命立场已明！
孙中山与自立军骨干，右二为秦力山
秦力山（1877-1906） 自立军统领。原名鼎彝，也名邮，字力山，别号遁公、巩黄。原籍江苏吴县，善化（今属长沙）人。1897年进长沙时务学堂，次年加入南学会。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任《清议报》主笔。1900年至武汉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任前军统领。事败再次亡命日本。1901年创办《国民报》。1902年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同年又在上海创办作新社，旋创刊《大陆》月刊，驳斥康梁保皇言论。1905年入云南从事反清活动，积劳成疾，次年病逝。
《国民报》总共只发行四期，在短短7、8个月时间内雄辩地论述了反清革命的理由：
第一，何谓“国”？
所谓的“中国”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所谓秦汉以来的更替只是朝代的循环，历代的统治也只是仅指政府，因为“土地虽割而国不亡，朝代虽易而国不亡，政府虽复而国不亡”，而“惟失其主权者则国亡”，只有主权才能与国等同。谁可有国？“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人人不能有之，即帝王君主亦不得而有之”，是为“主权在民”。现在主权丧失，已经国将不国；“然则吾国之亡，果谁致之乎？”最根本的“是由不知无国之苦。”“故吾民苟立国则已，再不立国，则今日之惨，犹不为甚”。
第一，何谓“国”？
所谓的“中国”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所谓秦汉以来的更替只是朝代的循环，历代的统治也只是仅指政府，因为“土地虽割而国不亡，朝代虽易而国不亡，政府虽复而国不亡”，而“惟失其主权者则国亡”，只有主权才能与国等同。谁可有国？“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人人不能有之，即帝王君主亦不得而有之”，是为“主权在民”。现在主权丧失，已经国将不国；“然则吾国之亡，果谁致之乎？”最根本的“是由不知无国之苦。”“故吾民苟立国则已，再不立国，则今日之惨，犹不为甚”。
那么，如今二十世纪中国之“国”，何状又何为？
虽然列强“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但“列强之所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政府也，官吏也；政府官吏而外，我同胞之国民，固非列强所能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也”，“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工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方将新发现于地球，轰隆飚举之势，列强方屏息敛足莫敢正视，支那大陆何至于亡！”
“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那么，“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首先要知道何以至今日之变局，“盖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今日固势力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自取之也”，因为“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其次，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而且，我们更应有信心，虽然“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但“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
第二，何谓“国民”？
“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与国民相对的是奴隶，“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
“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
“何谓责任？曰：奴隶之所顾者为一人一家之事，国民之所顾者为同国同种之事。”
“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何谓平等？曰：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自强凌弱众暴寡，而贵贱形焉，主奴判焉。……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罗网，则人人皆治人者，即人人皆被治者；冲决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则人人皆王侯，即人人皆皂隶；冲决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罗网，则律例之中无奴仆之文字，海外华工无苦力之称号；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则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何谓独立？曰：奴隶者，其喜惧颠倒悉听于他人之憎爱，闻有挫我折我者则色然而忧，闻有庇我豢我者则欣然而喜。……若夫国民者，则虽率通国之君相、官吏、学士、贤者，以誉我敬我富我贵我而我不少动；虽率通国之君相、官吏、学士、贤者，以毁我贱我杀我戮我而我不少动；虽率地球为文明，而大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之说，而我之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者如故；虽率地球为野蛮，而大倡无权利、无责任、不自由、不平等之说，而我之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者犹如故。盖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并甘心为地球万国日求所以亡我国者之公敌，反是者非国民也。”
那么，以此种种标准，“试观所谓士、所谓农、所谓工、所谓商、所谓官吏，有如吾所谓国民者乎？”而事实是，“天下至贵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国至寓至贱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试帖以应科举者，……至国家之事则掩耳而不欲闻，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侵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是率一国之士而为努力也，国民乎何有！”天下之穷民“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至于工，“若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我国有之乎？曰无有。……然则地球上之人类，固未有贱于华工者矣，于国民乎何有！”“
且夫官吏者，至贵之称，本无所谓奴隶者也；然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俄而朝廷维新矣，则拾人唾余以谈新政；俄而朝廷守旧矣，则力攻新党以避新名。其所谓守旧者，不过听外人之所为，为外人之奴隶而已，非真维新也。其所谓守旧者，不过听一人之所为，为一人之奴隶而已，非真守旧也。”
第三，如何看待庚子风云过后的形势？回答是“中国灭亡论”！
首先，何谓“亡国”？“凡有主权者则其国存，无主权者则其国亡”，而“君易其姓、朝易其名”，“此不过一姓之存亡”。那么，“今日之中国，亡乎不亡乎？”虽“西安之朝廷俨然如故，政府之号令赫然者如故，操四万万苍生生杀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财赋之权，今不过战败出走一时失利而已，及和议告成则俨然大国也；内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者依然，宦官宫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内务府之膏粱锦绣所以养我身体者依然……”
但国已亡！因为今日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失兵权、失法权、失江海权、失财政权、失交通权，则土地虽存而其国实亡。”所以，媚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无耻；欣喜于朝廷当下新政变法和督办政务处之设是无识；看不到“德必驱胶州之兵以占山东，英必发香港印度之兵以据大江南北诸省会，法必率安南广州湾之众以取两广云贵之地，日必起台湾澎湖之师以据闵浙而进图江西之南部……”是为无谋！如此看，中国之事实已亡；中国之面临形势必将更亡。
比之于西方和日本，救国于危难，必有志士出，必有政党兴。“其所以然者，盖屈于专制之下。譬之产业，为豪奴所夺，久遂以为豪奴所固有，而忘其所自来焉。抑吾闻之，美、法、意、希、日各国，先亦失其业，徒以为民者不忍听其放弃，遂万众戮力，起而夺之豪奴之手。不观之美乎，其初受英之压制，盖无异于今日之中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迩逊、若富兰克林等，开国会于费拉地费，举华盛顿为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飞檄四方，法人义之，举师以助，血战七年，卒得独立，为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国。
……又不观之日本乎，明治维新之初，藩阀之臣恃其复幕之功把持政权，当是时也，学校之所培植者无非萨长之子，府县之所登庸者无非萨长之士，内阁之所出入者无非萨长之党，举国扰扰，几蹈幕府之覆辙；板垣退助忧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说，奔走游说遍于国内，卒成大党名曰自由，于是各政党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权监督政府，遂得于明治二十二年，发宪法开议院矣。我东方之有宪法议院，自日本始”。
所以，国家“有志士则兴，无志士则亡”，而且还要有政党，“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独裁专制之乱政，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议监政之实权者，岂有他哉，必先有豪杰之士，其威望及于一部之国民，率彼以化导一国之舆论公议而日进于文明，以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卒能组织内阁、出入国会以统辖一国人民，而一国骤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
中国的问题就在无政党，“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无“如法之民主党、德之社会党、俄之虚无党，可以与政府相持不下者”之政党，而“百年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只是“野蛮集会”；今之“维新、守旧”两派有人以“党”称之，其实“较哥老、三合秘密结社之团结力，等之此辈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条十款，延其集合于数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犹胶胶然称之曰新党，不亦恬不知愧耶”；而今天侨寓于南洋、日本之所谓“革命党”、“保皇党”，“性犹湍水宗旨无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究之无教育无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与功名之人往来者，乃生铤而走险之志，非真能讨论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且若辈中之首领，非真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德儒李拔所著政党首领论，连篇累牍，阅者可检阅之）。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吾不知拿破仑流于幽尔巴海岛时，其境迂与彼若何，呜呼，休已！”
“至若以颠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观之，其人盖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民权之动机，或将航太平洋而达于支那大陆，除非由各强国瓜分，终古为等于印度之奴隶，万无有以一人自民间而能为昔日之所谓汉高祖、明太祖者，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帮；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彼岂不曰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以一人当之乎；此其心究与专制何异耶？及吾细察若辈举动，亦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已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
影响中国没有政党的因素有四个，即“曰妒、曰专、曰诈、曰怯”，“自有四病则政党不成，党不成则虽海军若英法，陆军若俄德，而国亡终无以救。”
那么没有政党，或可以寄希望于“无名英雄”，即那些尚处民间或可一出而为救国之英雄者。“吾闻夫一国之骤兴，必有无名之英雄出焉。故虽以支那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论断，安知异日东方之华、拿，其名字尚未贯注于吾人之耳。”但素不知“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与英国等；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与欧洲各国等”，也就是说，政治英雄之所出基础是教育和文明，而“宁不知支那今日尚是欧洲十四五世纪之世界，与今日欧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尚五六百载”。
“若今日之中国，既合一国人之脑质融泄于词章八股之中，吾见恒有披地图不知亚细亚为何地，览历史不知毕士马克为何人，亦贸贸然侈谈经世伟业者。由是侈言民气，则曰杀人；与谈行军，则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国之承认，然后可以独立，彼即不知承认为何解，即知之，亦无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来有以闹教能逞其志者，彼惟知闹教之不可。此即我中国无名英雄近来之进步。”所以，在中国如此状态下，“若驱今日支那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纪之演剧舞台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国者”。
“或者谓日本三十年以前其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维新之盛业者，直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之游学为之起点，故支那当以留学生为一线之生机，而从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或可以如日本那样指望于“留学生”。然而，“夫以支那留学生之敢于今日专制政体之下，而毅然谈革命排满洲者，决不得谓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铮铮之铁，而决不敢谓此即他日国民中栉风沐雨、以倒旧政府而建新中国者也。”“以文明之形而下者而济野蛮，其亡国之速，率不次于光与电，诸君子非学法律、行政、陆军、警察之学者哉？以之辅满人，则诚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矣，其如我汉族之万劫不复何！故以政府而亡中国，以列强而亡中国，以义和拳而亡中国，则中国将亡而不至于遽亡；以留学生而亡中国，则诚我之所以不忍出诸口者也。”“而况有三年肄业，不曾一入学校之门，而欲凭空以求一卒业之证书，归以骄其妻妾者哉！……使留学生而如死于湘鄂者也，吾诚悲之。使留学生而果以此名为疣也，学云乎哉，文明之嚆矢云乎哉，革命之种子云乎哉，毋亦为伊藤、井上等所窃笑乎？……非谓支那亡于留学生之手也，盖谓留学生有可以亡国之才，是或一说”。
《国民报》经上海输入内地，每月二千余份，极大地激发了东南各省青年的革命思想。秦力山还组织了“国民会”，以“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为宗旨，他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 “国民会”计划“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 ，准备在各地建立组织，掀起革命运动。《国民报》也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曾特别嘱托尤列资助秦力山五百元，作为《国民报》的发行经费。但《国民报》终因资本枯竭而停刊。
虽然列强“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湾，削其主权，监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国，久已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但“列强之所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政府也，官吏也；政府官吏而外，我同胞之国民，固非列强所能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也”，“我国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吏，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之工具，必不足恃以图存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方将新发现于地球，轰隆飚举之势，列强方屏息敛足莫敢正视，支那大陆何至于亡！”
“不兴必亡，不亡必兴，固我中国之前途也”。那么，“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首先要知道何以至今日之变局，“盖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今日固势力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自取之也”，因为“嬴秦暴兴以降，独夫民贼无代不作，率皆敝屣公理，私土地、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又恐其民之秀杰者，不满于己之所为，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术，以便其私图”，“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其次，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而且，我们更应有信心，虽然“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但“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
第二，何谓“国民”？
“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与国民相对的是奴隶，“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
“何谓权利？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
“何谓责任？曰：奴隶之所顾者为一人一家之事，国民之所顾者为同国同种之事。”
“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何谓平等？曰：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自强凌弱众暴寡，而贵贱形焉，主奴判焉。……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罗网，则人人皆治人者，即人人皆被治者；冲决贵族与平民之网罗，则人人皆王侯，即人人皆皂隶；冲决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罗网，则律例之中无奴仆之文字，海外华工无苦力之称号；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则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何谓独立？曰：奴隶者，其喜惧颠倒悉听于他人之憎爱，闻有挫我折我者则色然而忧，闻有庇我豢我者则欣然而喜。……若夫国民者，则虽率通国之君相、官吏、学士、贤者，以誉我敬我富我贵我而我不少动；虽率通国之君相、官吏、学士、贤者，以毁我贱我杀我戮我而我不少动；虽率地球为文明，而大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之说，而我之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者如故；虽率地球为野蛮，而大倡无权利、无责任、不自由、不平等之说，而我之倡权利、责任、自由、平等者犹如故。盖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并甘心为地球万国日求所以亡我国者之公敌，反是者非国民也。”
那么，以此种种标准，“试观所谓士、所谓农、所谓工、所谓商、所谓官吏，有如吾所谓国民者乎？”而事实是，“天下至贵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国至寓至贱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试帖以应科举者，……至国家之事则掩耳而不欲闻，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侵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是率一国之士而为努力也，国民乎何有！”天下之穷民“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至于工，“若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我国有之乎？曰无有。……然则地球上之人类，固未有贱于华工者矣，于国民乎何有！”“
且夫官吏者，至贵之称，本无所谓奴隶者也；然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俄而朝廷维新矣，则拾人唾余以谈新政；俄而朝廷守旧矣，则力攻新党以避新名。其所谓守旧者，不过听外人之所为，为外人之奴隶而已，非真维新也。其所谓守旧者，不过听一人之所为，为一人之奴隶而已，非真守旧也。”
第三，如何看待庚子风云过后的形势？回答是“中国灭亡论”！
首先，何谓“亡国”？“凡有主权者则其国存，无主权者则其国亡”，而“君易其姓、朝易其名”，“此不过一姓之存亡”。那么，“今日之中国，亡乎不亡乎？”虽“西安之朝廷俨然如故，政府之号令赫然者如故，操四万万苍生生杀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财赋之权，今不过战败出走一时失利而已，及和议告成则俨然大国也；内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者依然，宦官宫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内务府之膏粱锦绣所以养我身体者依然……”
但国已亡！因为今日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失兵权、失法权、失江海权、失财政权、失交通权，则土地虽存而其国实亡。”所以，媚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无耻；欣喜于朝廷当下新政变法和督办政务处之设是无识；看不到“德必驱胶州之兵以占山东，英必发香港印度之兵以据大江南北诸省会，法必率安南广州湾之众以取两广云贵之地，日必起台湾澎湖之师以据闵浙而进图江西之南部……”是为无谋！如此看，中国之事实已亡；中国之面临形势必将更亡。
比之于西方和日本，救国于危难，必有志士出，必有政党兴。“其所以然者，盖屈于专制之下。譬之产业，为豪奴所夺，久遂以为豪奴所固有，而忘其所自来焉。抑吾闻之，美、法、意、希、日各国，先亦失其业，徒以为民者不忍听其放弃，遂万众戮力，起而夺之豪奴之手。不观之美乎，其初受英之压制，盖无异于今日之中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迩逊、若富兰克林等，开国会于费拉地费，举华盛顿为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飞檄四方，法人义之，举师以助，血战七年，卒得独立，为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国。
……又不观之日本乎，明治维新之初，藩阀之臣恃其复幕之功把持政权，当是时也，学校之所培植者无非萨长之子，府县之所登庸者无非萨长之士，内阁之所出入者无非萨长之党，举国扰扰，几蹈幕府之覆辙；板垣退助忧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说，奔走游说遍于国内，卒成大党名曰自由，于是各政党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权监督政府，遂得于明治二十二年，发宪法开议院矣。我东方之有宪法议院，自日本始”。
所以，国家“有志士则兴，无志士则亡”，而且还要有政党，“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独裁专制之乱政，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议监政之实权者，岂有他哉，必先有豪杰之士，其威望及于一部之国民，率彼以化导一国之舆论公议而日进于文明，以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卒能组织内阁、出入国会以统辖一国人民，而一国骤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
中国的问题就在无政党，“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无“如法之民主党、德之社会党、俄之虚无党，可以与政府相持不下者”之政党，而“百年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只是“野蛮集会”；今之“维新、守旧”两派有人以“党”称之，其实“较哥老、三合秘密结社之团结力，等之此辈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条十款，延其集合于数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犹胶胶然称之曰新党，不亦恬不知愧耶”；而今天侨寓于南洋、日本之所谓“革命党”、“保皇党”，“性犹湍水宗旨无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究之无教育无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与功名之人往来者，乃生铤而走险之志，非真能讨论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且若辈中之首领，非真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德儒李拔所著政党首领论，连篇累牍，阅者可检阅之）。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吾不知拿破仑流于幽尔巴海岛时，其境迂与彼若何，呜呼，休已！”
“至若以颠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观之，其人盖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民权之动机，或将航太平洋而达于支那大陆，除非由各强国瓜分，终古为等于印度之奴隶，万无有以一人自民间而能为昔日之所谓汉高祖、明太祖者，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帮；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彼岂不曰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以一人当之乎；此其心究与专制何异耶？及吾细察若辈举动，亦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已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
影响中国没有政党的因素有四个，即“曰妒、曰专、曰诈、曰怯”，“自有四病则政党不成，党不成则虽海军若英法，陆军若俄德，而国亡终无以救。”
那么没有政党，或可以寄希望于“无名英雄”，即那些尚处民间或可一出而为救国之英雄者。“吾闻夫一国之骤兴，必有无名之英雄出焉。故虽以支那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论断，安知异日东方之华、拿，其名字尚未贯注于吾人之耳。”但素不知“美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与英国等；法国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与欧洲各国等”，也就是说，政治英雄之所出基础是教育和文明，而“宁不知支那今日尚是欧洲十四五世纪之世界，与今日欧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尚五六百载”。
“若今日之中国，既合一国人之脑质融泄于词章八股之中，吾见恒有披地图不知亚细亚为何地，览历史不知毕士马克为何人，亦贸贸然侈谈经世伟业者。由是侈言民气，则曰杀人；与谈行军，则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国之承认，然后可以独立，彼即不知承认为何解，即知之，亦无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来有以闹教能逞其志者，彼惟知闹教之不可。此即我中国无名英雄近来之进步。”所以，在中国如此状态下，“若驱今日支那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纪之演剧舞台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国者”。
“或者谓日本三十年以前其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维新之盛业者，直以伊藤博文、井上馨之游学为之起点，故支那当以留学生为一线之生机，而从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或可以如日本那样指望于“留学生”。然而，“夫以支那留学生之敢于今日专制政体之下，而毅然谈革命排满洲者，决不得谓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铮铮之铁，而决不敢谓此即他日国民中栉风沐雨、以倒旧政府而建新中国者也。”“以文明之形而下者而济野蛮，其亡国之速，率不次于光与电，诸君子非学法律、行政、陆军、警察之学者哉？以之辅满人，则诚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矣，其如我汉族之万劫不复何！故以政府而亡中国，以列强而亡中国，以义和拳而亡中国，则中国将亡而不至于遽亡；以留学生而亡中国，则诚我之所以不忍出诸口者也。”“而况有三年肄业，不曾一入学校之门，而欲凭空以求一卒业之证书，归以骄其妻妾者哉！……使留学生而如死于湘鄂者也，吾诚悲之。使留学生而果以此名为疣也，学云乎哉，文明之嚆矢云乎哉，革命之种子云乎哉，毋亦为伊藤、井上等所窃笑乎？……非谓支那亡于留学生之手也，盖谓留学生有可以亡国之才，是或一说”。
《国民报》经上海输入内地，每月二千余份，极大地激发了东南各省青年的革命思想。秦力山还组织了“国民会”，以“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为宗旨，他宣布:“凡中国之人，苟有愿为国民而不愿为奴隶者，无论海外、内地，皆可入会。” “国民会”计划“运动各埠华商，刺激内地志士” ，准备在各地建立组织，掀起革命运动。《国民报》也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孙曾特别嘱托尤列资助秦力山五百元，作为《国民报》的发行经费。但《国民报》终因资本枯竭而停刊。
国民报
戢元丞“于《国民报》停刊后，辛丑（1901年）在上海刊发《大陆报》月刊，仍延秦、杨、雷诸人担任笔政，鼓吹改革，排斥保皇，尤不遗余力，实为《国民报》之变相。其批评梁启超文中有警句曰：‘娇妻侍宴，群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共作天涯沦落客。’闻此文后为张之洞所见，大为击节称赏云。” 早期江苏留日学生鼓吹改革、痛斥保皇派的主张与排满主张可谓异曲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