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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当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书此赠顺天时报馆诸君子以作纪念，时癸丑孟冬初质于京师宣武门内之邸也。章炳麟作于1913年。
章太炎，即章炳麟，初名学乘，更名绛，字枚叔，又作梅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维新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晚年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为一代国学大师。工书法，善篆书，古朴飞逸，行书朴秀苍劲。
2、《苏报》与《苏报》案
2、《苏报》与《苏报》案
面对沙俄对中国东北日益加紧的侵略和拒俄运动的高涨，清政府对拒俄运动的仇视和镇压，不仅迫使运动的当事者反而更坚定了革命的立场，同时，以报刊为主的舆论，也更加明确了赞同宣扬革命的态度，而且，舆论的这一变化又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影响了革命的兴起，又使更多的人转向革命。
近代中国报刊的兴办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舆论的先声也从推介西学和倡导维新变法发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还是思想舆论的中心，1898年以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等一批报刊，梁启超等宣传的“民权”思想，提出的“国民”概念，讨论的爱国问题，也还在积极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但流亡后的康梁一派以“尊皇”宗旨，以保皇派自我标榜，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日益走向反动的新的形势下，“君宪之国”的立场终究压制不住“共和之国”主义的兴起。首先起来造这些以“师辈”们“反”的是，秦力山等早期留日学生，而以江苏籍留日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为主力创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开始宣传民主革命，而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和与“保皇派”的不断地斗争，保皇派逐渐在海外基地失势；在国内，随着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保皇派势力在上海等长江沿线“码头”开始收敛，其创办和影响下的“保皇”之声开始减弱，而代之而起的以张謇等为代表的苏籍绅商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论遂起。
“上海为吾国之交通孔道，西欧之文化东渐，以此为集合点，故独得风气之先。海禁开后，新译东西书籍，汗牛充栋，英人李提摩太氏之广学会，译本最多，厥功尤伟，国人之谈新学者，大都得力于译本。《时务报》……唱道改革者，该报实为嚆矢。……国中言新学者殆无革命保皇之分。及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徒称奉衣带诏，以勤王除奸为标帜，于是持民族主义者始渐 其非，思有以救正之。寻而议论日激，界限日严。两派主张终互相背到驰而不可复合焉”。
从革命兴起的角度来看，革命之声欲起，首先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要表明“革命”的态度，其次在保皇派的“保皇”之声中辨明“革命”的必然。
1903年6月5日，《苏报》首先揭载清政府的《严拿留学生密谕》，随后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态度鲜明地喊出反满革命的口号。
《苏报》为什么能率先表明“革命”的态度，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报刊舆论“革命”的“先声”呢？
其一，《苏报》政治立场的转变。
《苏报》，1896年夏创刊于上海，馆址设于英租界四马路东首。由胡璋主持，邹弢为主笔，报馆由胡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署注册。1898年，《苏报》终因亏折过多而出售与陈范。
陈范（1860-1913），又名彝范，字叔柔，号梦坡，原籍湖南衡山，生长于江苏阳湖（即常州）。陈范早年热衷仕进，屡试不第，捐官知县，放江西省铅山县，1894年因教案劾罢。1898年，陈范迁《苏报》馆于汉口路二十七号，报纸主持清议，仍倡变法。时值西太后发动政变，人心惶惶，陈范力为维持。其妹夫汪文溥，为陈范办报主要助手。汪文溥字幼安，号兰皋，江苏湖阳人，举人，有进步思想，后来任湖南醴陵县知县时曾掩护过当地参与萍醴起义的革命党人。陈范长女撷芬后来也参与过馆务，并于1902年创办了《女报》,1903年易名《女学报》，颇著声名。
近代中国报刊的兴办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舆论的先声也从推介西学和倡导维新变法发端。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还是思想舆论的中心，1898年以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等一批报刊，梁启超等宣传的“民权”思想，提出的“国民”概念，讨论的爱国问题，也还在积极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但流亡后的康梁一派以“尊皇”宗旨，以保皇派自我标榜，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日益走向反动的新的形势下，“君宪之国”的立场终究压制不住“共和之国”主义的兴起。首先起来造这些以“师辈”们“反”的是，秦力山等早期留日学生，而以江苏籍留日学生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为主力创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开始宣传民主革命，而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和与“保皇派”的不断地斗争，保皇派逐渐在海外基地失势；在国内，随着1900年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保皇派势力在上海等长江沿线“码头”开始收敛，其创办和影响下的“保皇”之声开始减弱，而代之而起的以张謇等为代表的苏籍绅商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论遂起。
“上海为吾国之交通孔道，西欧之文化东渐，以此为集合点，故独得风气之先。海禁开后，新译东西书籍，汗牛充栋，英人李提摩太氏之广学会，译本最多，厥功尤伟，国人之谈新学者，大都得力于译本。《时务报》……唱道改革者，该报实为嚆矢。……国中言新学者殆无革命保皇之分。及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徒称奉衣带诏，以勤王除奸为标帜，于是持民族主义者始渐 其非，思有以救正之。寻而议论日激，界限日严。两派主张终互相背到驰而不可复合焉”。
从革命兴起的角度来看，革命之声欲起，首先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要表明“革命”的态度，其次在保皇派的“保皇”之声中辨明“革命”的必然。
1903年6月5日，《苏报》首先揭载清政府的《严拿留学生密谕》，随后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态度鲜明地喊出反满革命的口号。
《苏报》为什么能率先表明“革命”的态度，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报刊舆论“革命”的“先声”呢？
其一，《苏报》政治立场的转变。
《苏报》，1896年夏创刊于上海，馆址设于英租界四马路东首。由胡璋主持，邹弢为主笔，报馆由胡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署注册。1898年，《苏报》终因亏折过多而出售与陈范。
陈范（1860-1913），又名彝范，字叔柔，号梦坡，原籍湖南衡山，生长于江苏阳湖（即常州）。陈范早年热衷仕进，屡试不第，捐官知县，放江西省铅山县，1894年因教案劾罢。1898年，陈范迁《苏报》馆于汉口路二十七号，报纸主持清议，仍倡变法。时值西太后发动政变，人心惶惶，陈范力为维持。其妹夫汪文溥，为陈范办报主要助手。汪文溥字幼安，号兰皋，江苏湖阳人，举人，有进步思想，后来任湖南醴陵县知县时曾掩护过当地参与萍醴起义的革命党人。陈范长女撷芬后来也参与过馆务，并于1902年创办了《女报》,1903年易名《女学报》，颇著声名。
陈范像
一个退职的官僚何以从热心变法转而支持革命呢？1900年以后，“国势之蹙”，“思极而变”，应该确实是这位曾经的“知县”思想转变一个轨迹，冯自由对陈范的立场转变也这样叙述道，“壬寅、癸卯间（1902至1903），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 陈范所办《苏报》的政治态度转向是从关注报道关于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开始的。
其二，《苏报》与上海激进的学界群体结合。
为什么陈范能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携手，除了趋同的政治立场外，吴稚晖后来在回忆中补叙了陈范与蔡元培等人交往的关系基础，“爱国学社成，学生沈步洲，其外甥，故常投稿，鼓吹罢学；陈兄伯商名鼎，翰林院编修，浙江主考，为蔡孑民中举之师” 。1903年初，《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订立协议，由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成员供给《苏报》每天刊登的材料，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按日轮流撰写论说，报馆则每月拿出一百元资助爱国学社。《苏报》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二月《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揭露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反映进步师生的抗争。
其三，《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
6月，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应陈范之聘，出任《苏报》主笔。从6月起，《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实行“大改良”，突出革命言论的地位。“五月一号，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招章入馆司主笔，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章太炎所作邹容《革命军·序》，从此每日《苏报》公开载革命文章，将张园之演说词，亦大登特登；余并未主持《苏报》，去年及今年，不过常常采登余文而已”。
蔡元培的《释仇满》一文解释了为什么要“排满”、“仇满”，该文指出，满洲贵族虽然采取了汉化政策，满族也还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所生；三也。”“然而满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二、其三，在今日既为贫弱困苦，男盗女娼之媒介，而其一亦足为钤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观之，要不得不谓之政略上之特权。”阐明“仇满”口号的实质乃是“政略之争”，也就是革命的“民权”要求和封建“特权”之争。
那么，倡“民权”与“排满”革命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4月，张继与邹容因在日本割去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发辫，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后二人入爱国学社，邹容不久出版《革命军》。《苏报》积极介绍该书，章太炎发表在《苏报》的《革命军》序，强调“驱除异族”的“光复”，也强调“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也阐释了倡“民权”与“排满”之间的关系，“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虽然，革命者，欧洲前世纪之产物，而近十年来，始稍稍输灌其思想于我国也。求之我国历史，自汤武以来，一切惨剧，或成或败，无不始于盗贼之计，持以噢咻之术，要以奴隶为目的，无一足以当今之所谓革命者。以此奴隶性深固之人，而骤更其地位，如戒鸦片，如劝不缠足，殆无不扞格。呜呼，此其所以待教育也！”章士钊是把满洲贵族的统治看作封建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提倡“排满”，只是通过为一途径去使人们接受“国民主义”，接受革命。
也就是说，清统治者实行着种族压迫，又是一种专制统治，“排满”就是反对种族压迫就是反对专制统治。
继《苏报》之后，留日学生各省同乡会主办的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等杂志“革命”态度也更加明朗起来 。6月25日，《江苏》第4期登载的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一文“革命”态度最为鲜明。
《革命其可免乎?》指出:
“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逮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
“就情势论之，盖几乎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矣，而况乎来日之方长也。迫乎哉，革命其可免乎?”“彼羶族之待我黄胤，其刻毒残忍竟若是之烈哉!而其媚外政策，顾又若彼惑乎哉!革命其可免乎?”
“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才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抚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仗剑从之矣。”“君非固有之君，臣无可摘之罪，投袂而起，大义宣昭，此固环球各邦所当闻而起敬。”
“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
其二，《苏报》与上海激进的学界群体结合。
为什么陈范能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携手，除了趋同的政治立场外，吴稚晖后来在回忆中补叙了陈范与蔡元培等人交往的关系基础，“爱国学社成，学生沈步洲，其外甥，故常投稿，鼓吹罢学；陈兄伯商名鼎，翰林院编修，浙江主考，为蔡孑民中举之师” 。1903年初，《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订立协议，由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成员供给《苏报》每天刊登的材料，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按日轮流撰写论说，报馆则每月拿出一百元资助爱国学社。《苏报》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二月《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揭露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反映进步师生的抗争。
其三，《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
6月，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应陈范之聘，出任《苏报》主笔。从6月起，《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实行“大改良”，突出革命言论的地位。“五月一号，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招章入馆司主笔，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章太炎所作邹容《革命军·序》，从此每日《苏报》公开载革命文章，将张园之演说词，亦大登特登；余并未主持《苏报》，去年及今年，不过常常采登余文而已”。
蔡元培的《释仇满》一文解释了为什么要“排满”、“仇满”，该文指出，满洲贵族虽然采取了汉化政策，满族也还保留着特权，“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所生；三也。”“然而满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二、其三，在今日既为贫弱困苦，男盗女娼之媒介，而其一亦足为钤痴之符，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观之，要不得不谓之政略上之特权。”阐明“仇满”口号的实质乃是“政略之争”，也就是革命的“民权”要求和封建“特权”之争。
那么，倡“民权”与“排满”革命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呢？
4月，张继与邹容因在日本割去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发辫，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后二人入爱国学社，邹容不久出版《革命军》。《苏报》积极介绍该书，章太炎发表在《苏报》的《革命军》序，强调“驱除异族”的“光复”，也强调“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也阐释了倡“民权”与“排满”之间的关系，“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虽然，革命者，欧洲前世纪之产物，而近十年来，始稍稍输灌其思想于我国也。求之我国历史，自汤武以来，一切惨剧，或成或败，无不始于盗贼之计，持以噢咻之术，要以奴隶为目的，无一足以当今之所谓革命者。以此奴隶性深固之人，而骤更其地位，如戒鸦片，如劝不缠足，殆无不扞格。呜呼，此其所以待教育也！”章士钊是把满洲贵族的统治看作封建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提倡“排满”，只是通过为一途径去使人们接受“国民主义”，接受革命。
也就是说，清统治者实行着种族压迫，又是一种专制统治，“排满”就是反对种族压迫就是反对专制统治。
继《苏报》之后，留日学生各省同乡会主办的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等杂志“革命”态度也更加明朗起来 。6月25日，《江苏》第4期登载的陈去病《革命其可免乎?》一文“革命”态度最为鲜明。
《革命其可免乎?》指出:
“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逮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于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
“就情势论之，盖几乎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矣，而况乎来日之方长也。迫乎哉，革命其可免乎?”“彼羶族之待我黄胤，其刻毒残忍竟若是之烈哉!而其媚外政策，顾又若彼惑乎哉!革命其可免乎?”
“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才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抚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仗剑从之矣。”“君非固有之君，臣无可摘之罪，投袂而起，大义宣昭，此固环球各邦所当闻而起敬。”
“满珠王气今已无，君不革命非丈夫!”
陈去病像
《江苏》第四期《露西亚虚无党》，着重指出营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欲演革命之活剧，则不可不先造革命之风潮；欲收革命之结果，则不可不先播革命之种子。是故真行革命者，其始也，则鼓吹革命之主义，发挥革命之言论，使国民人人知革命之不可缓，而孕育增长之革命之思潮，夫而后一举而可以成也”。
《江苏》第五期《国民新灵魂》，提出要以“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此五种新的精神来铸造国民之魂，“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生则立懂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
《江苏》第六期《新政府之建设》，强调“吾扬共和政体之精神，即为破坏专制政体之先声；我树新政府之模范，即为倾倒旧政府之根基”；“苟新政府不能建设，则寡人政治必无由倒，专制治国必无由坡；而所谓平民政治之模范必无由开拓，法治国之典型必无由构造。”
新政府的三项标准：“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职掌”；“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以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
从因压制而革命到因理性而革命，在“保皇”声中辨明“革命”的必然。江苏士人从维新向革命的转变
面对清政府对拒俄运动的反动压制，舆论和学界开始坚定“革命”立场，但是要宣传革命，使革命在时下成为必然，必须要让国人明白“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倡“排满”就要先去“保皇”。
1903年6月，《苏报》就连续发表了《康有为》、《驳〈革命驳论〉》、《呜呼保皇党》、《反面之反面说》、《敬告国民议会诸君》、《康有为与觉罗之关系》等六篇文章，批驳保皇党的观点，揭露保皇党的面目。
章太炎（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幼受家学，精小学，通音韵训诂，十六岁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1890年入诂经精舍师俞樾。1894年与夏曾佑相识，涉《公羊》学，始及佛学。1895年入上海强学会，1897年1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不相许；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愤而离沪返杭。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1898年3月赴武昌筹办《正学报》，7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戊戌政变后携家避难台湾。1899年 6月，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1900年7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撰《客帝匡谬》。1901年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1902年2月，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4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3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5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保皇党说：“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君主立宪可以和平地达到。汉种之中一汉种（章太炎、柳亚子等）在《驳〈革命驳论〉》一文中反驳说：“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立宪也是一样。保皇党人强调革命会引起“外人干涉”，《驳〈革命驳论〉》一文坚定地回答道：“夫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在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 、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复辙而已。”
保皇党人还用“民智未天”、“未有怨政府之心”来动摇革命党人的胜利信心。《驳〈革命驳论〉》一文指出：“夫岂我国民岂生而具奴隶之性质，牛马之资格，任政府之食吾土而不动于心哉？毋亦智识未开，侵淫于四千年来之邪说，而号称提倡民权之某报者，复从而益之，上天下泽，名分等严，虽有怨尤，莫如之何耳！
《苏报》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摘录了有关的一段，题名《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指出当初变法“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章太炎强调说：“载湉小丑，未辨麦菽，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即使“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新法犹不能行也”。因为新法不利于满洲贵族，而光绪无法战胜这一顽固势力。即使实行立宪，设立议院，议权亦将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驳康有为书》深受社会欢迎，《苏报》称誉“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苏报》论说《康有为》一文指出：“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革命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
《江苏》第六期，亚卢（柳亚子）《中国立宪问题》，“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其说也，吾深耻之，吾请明辨之。”
“民智不开，则无所谓立宪；民智即开，立宪又非所愿矣！吾见夫言立宪者之进退失据也”。
“吾敢正告我同胞曰：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复矣；公等今日其勿言温和，唯言破坏矣。”
《江苏》第四期刊载的杂剧《新中国传奇》热情赞颂了鼓吹革命的邹容、章太炎。全剧主角是由“副末”扮演的被称为“保皇党魁首”的谭嗣同。他与维新派唐才常相约，去上海“自由戏园”观看根据邹容所作《革命军》中“实人实事”编成的《新中国传奇》。剧中的谭嗣同说：“革命，革命！自由，自由！目下风潮又起，章枚叔、邹慰丹两同志竟编成《革命军》一书，倡九世复仇之旨，策十年血战之勋，此倡彼和，风行沪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二君愿力，诚非小可哩！”他说：“俺想同志以心血颈血频观自由苗，悬革命药线爆裂之期端个不远，令老夫闻之，正如提壶灌顶，浇个畅满不尽。”他特别赞赏的是：“最使俺叫绝者，海上青年推波助澜，激刺自由，仿泰西小说家手段，以诗词歌曲提起国民精神”。这位已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政治家、思想家还强调说：“老夫昔日理想幼稚，所以堕落魔障，生为保皇党魁，死作革命雄鬼，正是昨非今是。……咱们今日已酒醒梦醒，抖擞精神反一桩天大的革命案从头记起，寄语昔日保守党，一息尚存，难道必象咱们至死方悟么？”
清政府对学界爱国之举进行了压制镇压，使学界的革命之声更加明晰，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潮流也遭到清政府更加变本加厉的镇压。
在上海，爱国学社早已被作为“叛逆”为清政府注意，租界当局已经几次传讯过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但似乎暂时没事，倒不是这几位进士、举人因为兴办教育在官方有多好的名声，而是工部局捕人有其规矩，只要没有明显的反政府言行，租界概不过问。
但爱国学社内部此时已现危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特别是以南洋公学退学生为主的学生群体，“颇以主人翁自居，对于中国教育会之指导，间存漠视，章炳麟等乃主张渐加以制裁之说，吴敬恒则左袒退学生，意见各殊，会与学社之争潮遂起”。
6月12日“夜间开会于社中一书房，有余，有蔡孑民、章太炎、张溥泉、王小徐、吴建常（时为会计在审计部为参事），学生有穆抒斋、贝季眉、胡敦复、沈步洲、曹惠群（现为大同大学校长），章太炎先开口，学社乃教育会之附属品，沈步洲说：有学社才使教育会所会所，蔡孑民即板起面孔，似表两方皆鄙陋。余至此，方知章太炎日日与学生暗斗，将逐去学生，另开学校；余即笑曰，如此争执，两方皆有主持校务之意，然校又无校款，只有一凳一套而已。宁争一凳耶？蔡孑民闻余说得太毛细，即怒而起曰：何至争及琐末，不成说话！即起去，余亦起，众皆散；溥泉悻悻而去”，这个晚上的争执后矛盾还在加剧。“明日，蔡孑民即表示欲往青岛，不愿再问社事，众留不可，渠略收拾，廿三日竟出校，上轮船赴青岛”。
后虽经黄宗仰多方调处，卒难复合。
6月19日（癸卯五月二十四日）“爱国学社忽以社员名义，登载《敬谢教育会》之意见书于《苏报》，表示与教育会脱离关系”。6月25日（至闰五月初一日）“黄宗仰亦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揭《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于《苏报》以答之，由是教育会会员之任教职者遂多谢去”。
而《苏报》在大发革命激烈言论的同时，似乎很泰然。自改倡革命以来，《苏报》被关注度急剧上升，销量随之骤增，一位热心读者来信说:“近读贵报，惊心夺魄。尝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之涨进何其速也。”“贵报近日大改良，实为支那报界之进步，不才日日读之，顶踵而膜拜之”。 《苏报》1903年5月30日登载的《来函述江西报界发达之现状》一文说，“近读贵报，惊心动魄。窃叹上海无报，而不谓贵报乃放出异常光彩，程度之涨进何其速也！”“惟今年上海之《苏报》改章，专注意于学界，其价值亦与各学报并立，销数亦为之骤增”，除上海本埠外，《苏报》在全国北京、天津、成都、武昌、汉口、广州、安庆、芜湖、大通、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22个城镇设立32个分售处，在江苏境内设有南京、镇江、扬州、如皋、苏州、松江、无锡、常熟、周浦等分售处。 似乎确实，风声越紧，革命之声越激烈，《苏报》的销量就越大，6月5日面对清政府已经开始的对学界参加拒俄运动的镇压，曾加按语对东京留日学生说，面对镇压，“诸君之勇气岂不足以处置之耶？”
《苏报》主人陈范的退职知县的身份也给报纸一定的遮掩，但《苏报》终究进了清政府的黑名单，端方在六月二十三日却给了魏光焘一封急电：“上海苏报系衡山陈编修鼎胞兄所开，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 六月二十五日，魏派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来协同上海道办理此案，俞明震至苏报馆见陈范，恰陈外出；俞另见吴稚晖面劝《苏报》改变声调，还出示捕人的命令，示意有关的人赶快躲风。
但《苏报》未以为然。6月26日《苏报》登《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一文直接谴责俞明震在陆师学堂压制学生事，此后三天里又续出《论仇满生》、《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文。
6月29日，租界当局奉令到《苏报》馆抓捕，陈范不在馆内，当场抓去帐房程吉甫。理由是，“奉南洋大臣谕：‘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兔脱。一面签差协捕立将苏报严行封闭，等因奉此。”
次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钱宝仁和陈范次子仲岐在女学报被捕。龙积之、邹容先后投案。
但此时的《苏报》仍然没有停止“发言”，7月1日，继续出刊的《苏报》登出《哀心死》一文，指出：“忧患已至，运命已迫。处此生死关头，优胜劣败之漩涡里，苟不武其精神，坚其主义，角其死力，以谋出险，其不随烈风猛潮堕落于二十世纪舞台之下者几希。”号召同胞“发大愿力，以誓渡此苦劫”，接着又刊出《新无锡会之缘起》、《说耻》、《周云祥》（转载）等文，7月6日发表的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严厉谴责了清当局制造“苏报案”的罪行，一直到7月7日中午，苏报馆在出了最后一张报后被封闭。
1904年5月章太炎、邹容终于被分别判处监禁三年和二年，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岐，龙积之等于此前分别释放。《苏报》主笔章士钊未涉案，有解释说，“本案俞恪士明震，爱护章行严，而故为之开脱，故章行严当时未及于难。世人徒知章炳麟邹容为苏报案之主脚，第就入狱者言之耳” 。其余涉案人员，“蔡元培走青岛，吴敬恒走伦敦，黄宗仰、陈范、陈撷芬走日本”。常熟殷次伊在“《苏报》案”刺激下，决心“牺牲一身保社会”，于1903年7月4日投江殉国，年仅26岁。
“苏报案”发后，爱国学社最后解散，中国教育会，迁其机关部于爱国女校“由武进蒋维乔、吴县王季烈、四明钟宪诸人支持之，后此亦不能有所活动矣”，“上海革命运动，至此遂受一顿挫”。
然而，正如孙中山后来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苏报案”的意义不是失败，而且恰恰是肇始风气大开。“苏报案”后，江苏乃至全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3、1904年的江苏革命宣传
学者认为，“拒俄事件和苏报案以后，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以空前的规模，冲破旧的精神枷锁，急速地倾向革命。”“他们中一些最积极的分子下一步要求，自然就是要进一步组织起来，投身到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去。”所以，1904年的历史特点突出表现为：“各种革命团体象雨后春笋一般，在内地开始建立起来”。而“革命的文字宣传，在这一年里比往年相对地显得沉寂”。
然而，苏报案以后，就江苏范围的革命发展和苏籍革命者的行动来看，江苏依然注重革命的宣传，而且注重更深入更广泛的革命宣传。
苏报案发生后，为继《苏报》事业，续扬革命之声，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由章士钊、卢和生、陈去病等人在上海创刊。
“自癸卯闰五月《苏报》案发生后，海上著名革命党人除章炳麟、邹容已入狱外，余多亡命他国，然革命思潮益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之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放宣传小册及日本出版之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是年十月，遂有《国民日日报》继续出版。”
苏报案后，乘着《苏报》掀起的革命宣传之势，利用创办《国民日日报》把革命的力量重新整合起来，把革命宣传推向深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当时“担任是报文字者，除章、何、张、陈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金天翮、柳弃疾诸人”。这其中章士钊是前《苏报》主笔，而张继和江苏籍的陈去病、金天翮、柳弃疾都是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主将，苏曼殊、陈由己则是两位“生力军”。
苏曼殊，广东人，此前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加入秦毓鎏等组织的青年会并参加了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回国后乃父逼婚遂削发为僧，“旋至上海与诸志士游，会国民日日报出版，乃在报中任撰小品文字”。“自是奔走苏州、长沙、芜湖、江宁各地，迭任教职，所往还者类多革命豪俊；江南陆军标统赵声尤著也”， 苏曼殊开始与江苏革命者结下不解之缘。
陈由己，即陈独秀，原名庆同，又名由己，字仲甫，又字乾生，号实庵，安徽怀宁人。1898年以秀才入杭州求是学堂。1901年因受清廷通缉，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3年回国，任《国民日日报》编辑。
《国民日日报》以“国民”命名，就是重在对对国人以“国民”来进行更广泛深入地宣传，而不再是《苏报》时期，主要面对学界意在标明革命立场，辩明革命之理。
《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中说，“‘国民’二字之名义与范围，东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蚁民’，则其所顺受者也；更易言之曰‘乡民’，则其所尸祝者也。何也？驯伏专制政体之下既久，一切横敛惨杀之毒，亦已司空见惯，以为吾济小人，侥幸寝馈于黑甜之乡，而老死于黄域槁项，不见兵戎，亦既了此一生，安问所谓国民，安问国之属于谁氏“。所以要告知国人，“国何物，而顾以民支配之？岂不以国者，民之集合体也？…今以蚁民之名义，定乡民之范围，则国一篱也，一槛也，无怪乎三千年来，独夫民贼”。“今之自命为先导者，其发议畴不曰国民哉？而吾强聒之为国民者，彼且不解国民为何物。则欲以吾理想之国民，组织国民之事业，是不啻无推轮而求大辂也。虽然，有果也，必有因。有良果也，必有良因。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况且，“盖舆论者，必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者也”，“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脱‘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诚未之敢望。亦以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者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哀哀吾同胞，倘愿闻之！”
而要更多的国人理解革命，能够成为“理想之国民，组织国民之事业”，除了要让国人知道大家正处在列强入侵满清卖国和残酷的异族统治外，从每个人自身去理解自己是处在无自由和专制统治之下，也就是说告诉大家在处于“奴隶”的状态。
《国民日日报》刊载的《箴奴隶》长文首先指出，“奴隶者，国民之对点也。民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断不容于两者之间，产生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为什么成为奴隶？“奴隶非生而为奴隶也，而吾族人乃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
“（一）原因于历史。历史为进化之义，使国民日趋于高尚者也。而吾国不然。吾国之历史，乃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也。夫凡契约之起，必得其平，如男女平权，而曰男贵女贱，是必为男者所擅订之例也。今吾历史，一握于独夫民贼之手，设立若干种奴隶规律，划成若干套奴隶圈限，以供一己之操纵，其绝无民义可知。”
“（二）原因于风俗。三千年来，亦岂无一二公民之种子，间略传播，而外间万种之恶潮，随时熏染，则不荑夷蕴崇，绝其本根矣。公民之种子既划尽，则单剩有至诚无二，纯一不杂之奴隶净质，相胚相胎，以至今日，而致组成一奴隶国之大集合体，盖风俗之趋势也。夫风俗与性质，纯然为二，而终有翕合浑成之倾向；以性质转移风俗之力小，以风俗同化性质之力大。今自风俗窥其表面，自性质勘其里面，注射表里融合之一点，而奴隶原于风俗之案可定。夫风俗多发见于表面，则中国之奴隶仪式，当研究其起源发达。”
“（三）原因于教育。夫我国有奴隶学堂也，自十余年以来也，而谓即酿成一奴隶特别之瘟疫，传染于全国，吾保奴隶学堂之效用，不至如是之速也。夫奴性之由来，即数千年也。”
“（四）原因于学派。盖学术盛于周末，而孔子为称首，且不免微倾于奴隶，他何足言！其他学派，除孟子为孔派之后劲，无不可谓奴隶之学派也。而独夫民贼之收买奴隶者，正思利用之，以保守其产业，乃阳崇孔子，奉以文宣成王大成至圣种种徽号，而阴以老氏之蜕毒，吸人血而涸人脑。故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隶沈没一度，至于近顷，乃奴隶摩肩击 贩买无主之时期也。”那么，怎样才能不作奴隶呢？“夫强盗主义与奴隶主义，绝相反对者也，是天下之能冲决奴隶之网罗者，惟强盗。…欧洲自强主义之发现，而至有今日；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夫破坏者，奴隶之所不敢言也，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
《国民日日报》以一篇《“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甚至面对在满清统治下黑暗社会中最底层的处于身体不自由的奴隶状态的“娼妓”，宣传于“平等”，依赖于“教育”，以促其自省起而斗争。“东西各国之人，皆有其身体之自由，鬻子女者，于法律有禁，然尚不能无娼妓，而况产奴隶之国乎！”“世界苟大文明，还有娼妓乎？曰无。世界苟文明，则智识平等，贫富平等，有此两平等，则娼妓不废而自废。”“智识何以能平等？曰：教育普及，则智识自然平等。教育何以能普及？曰：经济充裕，教育自然能普及。经济何以能充裕？曰：此事虽欧美已难望之，惟吾国尚有此资格”。
《国民日日报》确实在继《苏报》后，深入而广泛地宣传了革命，“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但“未几报中经理编辑两部，忽因权限问题，大起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经在沪同志冯镜如、叶澜、连梦青、王慕陶诸人奔走调处，仍难收效”。
原因在于，“由军国民教育会经理谢晓石出资主办”， 但“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因虑易招清政府仇视，乃以广东东莞人卢和生为发行人”， 而卢系英国海军工程毕业之老留学生，自幼生长香港，曾任《上海西报》记者有年，政见与笔者群有异，而且与《江苏》也有过矛盾，据秦毓鎏记载，“有卢和生者广东人，入英籍，每借外势欺侮华人，《江苏》杂志诋之。卢遂以毁坏名誉控余于会审公堂”。
后“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闻之，以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卒由双方各允息事而止。然《国民日日报》经涉讼风潮，竟致停刊。和解后虽欲重整旗鼓，亦已大伤元气”。 1903年12月3日《国民日日报》出完最后一号停刊。1904年10月，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按内容分类编辑出版了《国民日日报汇编》，共4册。
还在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还在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爱国激情，清政府的压制还在摩擦着不断地“革命火花”。所以，继《苏报》之续，而沿着拒俄运动路径，主要注重民族主义宣传的则有《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
1903年9月，蔡元培从青岛回上海，准备重整旗鼓，再兴中国教育会。“癸卯冬，蔡元培自青岛回沪，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因与同志刘光汉、陈竞全、叶瀚、王季同、陈去病、林獬诸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又刊行日报一纸，名曰《俄事警闻》，专录载俄兵侵满消息，及排击清政府外交之失败，以唤起国人之注意。地址在福州路工部局东首之惠福里，旋更扩大篇幅，改名警钟日报” 。
1903年10月，俄军强行占领奉天，东三省局势再度紧张。12月，蔡元培与叶澜、刘师培、陈竞全、王季同、陈去病、林獬等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并发刊《俄事警闻》日报。
《俄事警闻》“呼吁不同阶级、阶层、职业、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不同性别、年龄、籍贯的人起来拒俄”，包括新型知识阶层，如留学生、学堂生、任教育者、新闻记者、各书局编译者等；农工商；流氓无产者、如会党、马贼、盐枭、江湖术士、娼、无业游民等；官吏，如政府诸公、各地疆臣、领兵大员、驻外公使、州县官等，其中“最推崇新型知识阶层，将之看作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力量，农民、工人和商人则被看作反帝爱国的基本力量。
在这时期的革命宣传中，刘师培是其中最突出的。“刘光汉、汪德渊、孙寰镜、柳弃疾等同任撰述。言论益见精彩，实继承苏报及国民日日报之统绪。出版数月，销路日广，旋以批评清廷外交失地，持论过激，至乙年二月二十日遂为德国领事照会当道强行封禁，并有令拘捕主笔刘光汉，光汉预匿他处得免”。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刘文淇曾孙，幼受家学熏染。1902年中举。刘师培“早年治学古文经，对明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倡导的‘夷夏之辨’有所了解；1902年，他在扬州时与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王无先等人接触往还，曾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宣传” ，1903年春，会试落第，“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 回扬州后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 ，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的主张，并对“黄帝纪年”进行了系统论证，与章太炎一起力驳“保皇”言论，指出康梁等人的“孔子纪年”仅是保教，而“黄帝纪年”则是为了保种 ，大倡民族革命。
1904年初与蔡元培等组对俄同志会，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以及《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并为《中国白话报》撰稿。“1904年秋冬间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于上海，光汉以蔡元培之介入会” 。其间作《中国民族志》、《攘书》、《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攘书》即“攘夷之书”，刘师培“论述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发展史，以及古代学术思想，以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认为‘文明可以统治野蛮，不可以使野蛮征服文明’，因此，‘排满’革命应该‘谓之攘夷’”。《中国民族志》，通过对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兴衰胜败历史的考证、梳理，并因袭“人种西来说”，“反映了刘师培这一时期希望光复汉族和藉以证明‘汉族亦世界之伟大民族’的想法”。《中国民约精义》（与林獬合著），以“天赋人权”为依据，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
刘师培这时期的排满革命言论影响很大。其中反清革命志士吴越走上革命道路就是 “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上又一变，而主义随之”，“念念在排满” 。
1904年4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对俄同志会又改为“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提出“民战”口号。同年底，因反对清廷联俄，又改组为反对联俄会。1905年初，俄国发生革命，《警钟日报》立即发表赞扬俄国工人和人民的文章，旋被取缔。
吴弱男撰文大胆地揭示拒俄必须反清的革命道理:“就是俄罗斯将我们十八行省都要抢去，将我们四万万伺胞都当做他的牛马，那个贱种的皇帝也不来管你。”“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甚么呢?那就是革命排满!”
“苏报案”的发生激励着更多人看清形势，转向革命。在这个时期江苏转向革命的志士中，如刘师培一样，投身革命即投身报刊宣传革命的，高旭又是一个典型，而且他把《报纸》办到了自己家乡小镇上，革命宣传的目标就是更广泛地“觉民”。
高旭（1877-1925），字天梅，松江府金山县人，出身书香世家，少年擅诗文。1898年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作《诗魂》，戊戌政变后读《清议报》感六君子之壮烈作《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一长歌》、《题六烈士传》等诗，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失败，作《闻汉口近事感赋》和《吊烈士唐才常》，其中叹道:“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唤国魂》诗，1902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作《忧群》、《争存》、《爱祖国歌》等。
1903年6月，高旭“读章太炎《驳康有为》和章士钊《读革命军》等文章，态度转变，由维新倾向革命。声称要‘仗义逐胡虏，正气壮山川’，并歌颂自投入狱的邹容为‘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苏报案”发生后，高旭作《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各，“歌颂章太炎、邹容二人‘笔舌突过汉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声言‘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
11月，高旭与高燮、高增在家乡金山张堰镇创办《觉民》月报，开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先觉觉后觉”，启发国民觉悟。其发刊词道:“余天民之先觉者也，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余觉之而谁也?”“夫积民而成国，断无昏昏沉醉之民，而能立国于竞争之世。欧美之所以雄长地球者，人人有觉民之责任，若士若农若工若商，皆有主人翁之资格”。“我济堂堂男儿，觉民之责任不容放弃。放弃己之责任而诱之于人，是为自弃之人。”“苟有热血人，安忍坐视祖国之沦亡而不为援手，使重见天日也?”
《觉民》的主要撰稿人除了高旭、高燮、高增叔侄外，还有黄节（晦闻）、陈家鼎（铁郎）、包天笑、顾灵石、马君武、刘师培、马一浮等。
《觉民》销行甚广，除在张堰镇和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设立总代派所外，还在上海棋盘街镜今书局、四马路普益书局、江苏松江、苏州、常熟、洙泾、亭林、崇明以及浙江宁波、奉化、湖北武昌等地设立了23个分售处。
《觉民》文苑诗歌：《军国民歌》
一般军国民，同仇齐踊跃；试笑宝刀看，身遇从军乐。
壮士尔壮士，国王大可耻；战败复归来，何颜见妻子。
胸中斗血热，十万凉风吹；马革不裹尸，枉自称男儿。
喇叭声呜呜，顿唤兵魂起；中华大帝国，雄飞廿世纪。
其实，“苏报案”后，通过报刊来宣传革命，让更多的人来理解革命，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在江苏已经成为普遍的革命行动了。
陈去病，在继参与开办《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后，1904年10月初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开始了运用戏剧来宣传革命的新途径。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巢南,一字佩忍，江苏吴江人，商人世家出身而少好诗文。1898年，在家乡同里镇与金天翮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2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发起组织教育会同里支部。1903年与秦毓鎏等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夏秋间回国后主讲爱国女校，在“苏报案”后，为重整旗鼓，继倡革命，与章士钊、张继、谢晓石等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先在周庄创办东江国民学校，后赴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在结识名伶汪笑侬以后，受汪笑侬根据《波兰衰亡史》编演的《瓜种兰因》以及《党人碑》、《桃花扇》等剧影响，以革命志士万福华在金谷香西菜馆行刺王之春的时事为题材创作《金谷香》一剧， 遂联合汪笑侬等倡“戏剧改良”。
汪笑侬(1858—1918)，又名孝农，号竹天农人。满族，生于北京。自幼聪颖好学，喜好戏曲，汪是当时誉满京城的京剧名家，汪派的创始人。以擅长演唱表达悲愤慷慨情感的《战长沙》、《文昭关》、《取成都》著称。
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办《招股启并简章》中，陈去病就明确杂志宣传的对象就是民众聚合的“下等社会”，“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尤如狮睡之难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通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梨园子弟，遇有心得，辄刊印新闻纸，报告全国，以故感化捷速，其效如响。吾国戏剧本来称善，幸改良之事兹又萌芽，若不创行报纸，布告通国，则无以普及一般社会之国民，何足广收其效，此《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之所由发起也”。
同乡柳亚子是其创办杂志的合作者，在柳亚子撰写的《发刊词》中，认为不仅要编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史事，以揭露清统治的淫虐和残暴；还要编演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意大利、希腊复国以及印度、波兰衰亡等外国史事，以激励、警醒国民， 不仅张反满之民族主义，还要演反专制之民主主义。
除了汪笑侬，陈去病还联合了吴梅、姚鹅雏、陈蝶仙、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一大批戏剧家以及冯春航、陆子美等演员，学界还有刘师培、金松岑、叶楚仓等人一起开展戏剧革新活动，一起演“革命之戏”。
1905年陈天华蹈海殉国，京剧名旦潘月樵自编自演了《陈烈士投海》。此外，潘月樵还上演了《新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明末遗恨》等京剧新戏，轰动一时。 柳亚子创作了短剧《松陵新儿女》，鼓吹振兴女权。吴梅创作了昆剧《风洞山传奇》。
同乡柳亚子是其创办杂志的合作者，在柳亚子撰写的《发刊词》中，认为不仅要编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史事，以揭露清统治的淫虐和残暴；还要编演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意大利、希腊复国以及印度、波兰衰亡等外国史事，以激励、警醒国民， 不仅张反满之民族主义，还要演反专制之民主主义。
除了汪笑侬，陈去病还联合了吴梅、姚鹅雏、陈蝶仙、欧阳予倩、李叔同等一大批戏剧家以及冯春航、陆子美等演员，学界还有刘师培、金松岑、叶楚仓等人一起开展戏剧革新活动，一起演“革命之戏”。
1905年陈天华蹈海殉国，京剧名旦潘月樵自编自演了《陈烈士投海》。此外，潘月樵还上演了《新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明末遗恨》等京剧新戏，轰动一时。 柳亚子创作了短剧《松陵新儿女》，鼓吹振兴女权。吴梅创作了昆剧《风洞山传奇》。
沪军调查部长潘月樵
潘月樵(1869—1929)，江苏甘泉人。早年艺名小连生，初习梆子,后改唱京剧老生，以做功见长。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等地历任军职，因反对袁世凯曾遭通缉。辛亥革命中，潘月樵和夏氏兄弟等人建立了伶界义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又首创募捐义演,支援革命。
上海新舞台
上海新舞台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新式设备的剧场，也是从事戏曲改良的演出团体。1908年 7月，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与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曾任同盟会干事的沈缦云等，集资创建于上海南市十六舖。主要编演京剧，也间有文明戏的演出。新舞台演出了《黑奴吁天录》、《黑籍冤魂》、《波兰亡国惨》、《蓝天蔚》、《血泪碑》、《新茶花》等。当时一些从事文明新戏创作的著名演员，如欧阳予倩、刘艺舟、王钟声、沈冰血等，都先后参加过新舞台的演出。新舞台是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汇演新戏的一个重要场所。影响所及，后来在北京、武汉等地都建立了类似新舞台的剧场。
“斯人也，何人也，创起大舞台之伟人也。神州有如是伟人，吾安得不震之慑之爱之服之，鞠躬屈膝五体投地而崇拜之。夫申江为中原之重心者，舞台为申江之重心者，陈君佩忍、汪君笑侬为舞台之重心点，其关系顾非浅鲜耶，吾将率四万万同胞合掌欢呼。”
由于《二十世纪大舞台》言论激烈，清政府在1905年3月25日将其查封。
丁初我作为当初爱国学社的学生和此后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的主要创立者，在苏报案后，创办《女子世界》，面对妇女界进行爱国革命宣传。
丁初我(1871-1903)，名祖荫，字芝孙，“初我”为其别号，江苏常熟人。早年投身维新运动，1897年在常熟创立中西学社。1902年与徐觉我、殷次伊等在常熟成立中国教育会支部，创办塔后小学，1904年组建竞化女学校，随后又与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
1904年1月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女子世界》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妇女刊物之一。聘请柳亚子、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丁慕卢等人担任编辑和撰稿人，高旭叔侄也投稿参与。1906年停刊。1907年秋瑾曾续办过一期。《女子世界》用白话体裁、苏州方言发表大量诗文，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使广大妇女成为奴隶，因而提出了“女子革命”的主张。
丁初我在《发刊词》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女子世界之颂词》，宣称:“欲造国家，苟非招复女魂，改铸人格，合无量数之杂驳分子，开洪炉而大冶之。女子其终死，国家其终亡”。“改铸女魂”的三个目标：“易白骨河边之梦为桃花马背之歌，易陌头杨柳之情为易水寒风之咏，易咏絮观梅之什为爱国独立之吟”。
由于《二十世纪大舞台》言论激烈，清政府在1905年3月25日将其查封。
丁初我作为当初爱国学社的学生和此后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的主要创立者，在苏报案后，创办《女子世界》，面对妇女界进行爱国革命宣传。
丁初我(1871-1903)，名祖荫，字芝孙，“初我”为其别号，江苏常熟人。早年投身维新运动，1897年在常熟创立中西学社。1902年与徐觉我、殷次伊等在常熟成立中国教育会支部，创办塔后小学，1904年组建竞化女学校，随后又与曾朴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
1904年1月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女子世界》是我国最早出版的妇女刊物之一。聘请柳亚子、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丁慕卢等人担任编辑和撰稿人，高旭叔侄也投稿参与。1906年停刊。1907年秋瑾曾续办过一期。《女子世界》用白话体裁、苏州方言发表大量诗文，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使广大妇女成为奴隶，因而提出了“女子革命”的主张。
丁初我在《发刊词》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女子世界之颂词》，宣称:“欲造国家，苟非招复女魂，改铸人格，合无量数之杂驳分子，开洪炉而大冶之。女子其终死，国家其终亡”。“改铸女魂”的三个目标：“易白骨河边之梦为桃花马背之歌，易陌头杨柳之情为易水寒风之咏，易咏絮观梅之什为爱国独立之吟”。
丁初我像
柳亚子发表《哀女界》一文，指出封建伦理道德使中国“二万万同胞女子”“奴隶于礼法，奴隶于学说，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如饮狂泉，如入黑狱”，呼吁她们“请自发奋，请自鼓励，请自提倡，请自团结，实力既充，自足以推倒魔障”。 有人用通俗的苏州土白(方言)呼吁“同胞姊妹”“慎勿自视太轻”，“警告”她们不要“甘心认男贵女贱个话”，“要破除自轻自贱个想头”，应明白“天底下个人，男女一样个，男女有权柄，女人也有个。男女有责任，女人也有个。”
《女子世界》初在上海编辑，最大发行包括上海、常熟外，还有苏州、南京、扬州、无锡、常州、松江、嘉定、南昌、武昌、长沙、杭州、宁波、绍兴、安庆、重庆、成都、广州、北京、济南等地。
年仅13岁的常熟女孩曾竞雄发表《女权为强国之元素》一文，如此写道:“回顾祖国二万万之女同胞，洞耳束足，涂脂抹粉，如犬羊如牛马之驱役，如囚徒如猛兽之槛禁，不许越雷池一步。询之家政，则曰彼男子事也。洁之国家，则曰此朝廷事也。问之教育儿女，则曰自有师傅。磋呼，悲哉!若是之国而冀其兴，夫直梦吃耳!夫女子者，强国之元素，文明之母，自由之母，国民之母，使弃其权利，而不知天职之当尽，黑暗无学术，并不知权利之谓何。”
一个14岁的女孩子彭维省《论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之罪》说：“西哲之言自由，以人人自由而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然世人罕能守之，故往往有侵人自由以号自由者。推原其故，皆由于放弃自由者以召之也。盖人者，生而有自由之权，即生而有保守自由之责任。人各尽其责任，则其自由断非人所能侵。而放弃自由者，于己之责任既不能尽，则人侵其自由也，又何足怪？故论二者之罪，当以放弃自由为首，而侵人自由乃其次也”。
一个13岁的女孩子彭维点《论朝廷与国家之异》说：“世人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盖以为国家者，皆君主之产业也。岂知朝廷者，人君出治之所，而国家者，实吾民之公共产业。…故一国之民，当有国家思想，当尽国民之责任”。
《女子世界》注意将兴女学、倡女权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推动妇女思想解放，鼓励她们关心国事，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报》案后，舆论所爆发的力量对革命者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江苏的志士们更是把办报刊作为转变人心的关键，而且把读者的对象范围扩大把办报的领域拓展，再加上此前中国教育会所倡导的办新式教育培养新的观念和新的人才的道路，从士绅转变而来的江苏革命者，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立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身，立业，立言结合。革命排满，自由平等。维新维革。
“这一年，在上海创办的宣传或同情革命主张的刊物有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但在思想内容上都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
《女子世界》初在上海编辑，最大发行包括上海、常熟外，还有苏州、南京、扬州、无锡、常州、松江、嘉定、南昌、武昌、长沙、杭州、宁波、绍兴、安庆、重庆、成都、广州、北京、济南等地。
年仅13岁的常熟女孩曾竞雄发表《女权为强国之元素》一文，如此写道:“回顾祖国二万万之女同胞，洞耳束足，涂脂抹粉，如犬羊如牛马之驱役，如囚徒如猛兽之槛禁，不许越雷池一步。询之家政，则曰彼男子事也。洁之国家，则曰此朝廷事也。问之教育儿女，则曰自有师傅。磋呼，悲哉!若是之国而冀其兴，夫直梦吃耳!夫女子者，强国之元素，文明之母，自由之母，国民之母，使弃其权利，而不知天职之当尽，黑暗无学术，并不知权利之谓何。”
一个14岁的女孩子彭维省《论侵人自由与放弃自由之罪》说：“西哲之言自由，以人人自由而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然世人罕能守之，故往往有侵人自由以号自由者。推原其故，皆由于放弃自由者以召之也。盖人者，生而有自由之权，即生而有保守自由之责任。人各尽其责任，则其自由断非人所能侵。而放弃自由者，于己之责任既不能尽，则人侵其自由也，又何足怪？故论二者之罪，当以放弃自由为首，而侵人自由乃其次也”。
一个13岁的女孩子彭维点《论朝廷与国家之异》说：“世人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盖以为国家者，皆君主之产业也。岂知朝廷者，人君出治之所，而国家者，实吾民之公共产业。…故一国之民，当有国家思想，当尽国民之责任”。
《女子世界》注意将兴女学、倡女权与爱国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推动妇女思想解放，鼓励她们关心国事，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报》案后，舆论所爆发的力量对革命者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江苏的志士们更是把办报刊作为转变人心的关键，而且把读者的对象范围扩大把办报的领域拓展，再加上此前中国教育会所倡导的办新式教育培养新的观念和新的人才的道路，从士绅转变而来的江苏革命者，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立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身，立业，立言结合。革命排满，自由平等。维新维革。
“这一年，在上海创办的宣传或同情革命主张的刊物有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但在思想内容上都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