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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书法“万古灵霄一羽毛”
吴稚晖书法“万古灵霄一羽毛”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少年时师事顾询愚、钱词锷，习诗文。1898年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与“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出版《新世纪》报。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善篆书。陈布雷评其书法“雄劲整秀，纯以瘤隶之意行之，既论书法已足千秋。”
三、孙中山与江苏早期革命志士
江苏留日学生中与孙中山结识较早的是钮永建。
鈕永建（1870—1965），毕业于湖北讲武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德国陆军大学。同盟会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与领导光复上海之役，成功光复松江府。后历任历任松江军政府都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谋部次长、代理总长、苏沪讨袁联军总司令、总参谋部总长、广州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北伐军总参议、国民政府秘书长、江苏省主席、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考试院代理院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主席团主席。
1903年9月21日孙中山撰写的《支那保全分割论》借助《江苏》杂志这个“民族主义”阵地公开发表，文章针对日本政客“保全”清朝统治和“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指出“就国事而论，无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之理也”，“此文系孙先生自1897年旅居日本以来第一次向该国朝野公开发表政治见解”。 《江苏》杂志，“还先后刊登《饯中山》和《与中山夜登冠岳峰》的诗篇，表明它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在政治上受过孙中山的影响”。
《与中山夜登冠岳峰》：“仰瞻星斗十年久，菿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
《与中山夜登冠岳峰》和《饯中山》二篇的作者是黄宗仰。苏报案发，“教育会及学社主要人物，多在通缉之列。蔡元培，吴敬恒，陈范诸人，先后出亡。山僧独留沪，百方为苏报及章邹二氏营解。卒不得，即时赴日本暂避。时孙总理方自越南莅横滨未久。单曲山下町某号。山僧素仰总理德望，亟诣高野方拜谒。总理一见如故，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以居之。山僧就其居室壁上，画老梅树一株，枝干盘屈，繁花灿烂，见者咸啧啧赞美”。“是年秋冬间，总理将游檀香山，以绌于旅费为虑，山僧慨然赠以二百版（元）”。 短暂的近两个月的非常时期相处，黄宗仰与孙中山之间缔结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山离日之际，山僧为之饯行。
1903年底到1904年间，黄宗仰与孙中山在日本的交往，首先奠定了两人之间的友谊，而以黄宗仰当时在江苏学生中的影响，黄宗仰与孙中山之间的交谊，无疑更加深了孙中山在江苏学生中的影响力，进而，也影响于孙中山与与国内特别是江苏革命者进行沟通联络。
在这其间，黄宗仰与中山之间还有较多的书信往来，孙中山向黄宗仰倾谈尤多的是抵制“保皇派”扩大革命宣传和加强革命筹款诸事。
1903年12月孙中山《复黄宗仰函》 ：
中央上人英鉴：
横滨来函，已得拜读。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就功。……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际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辩，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金山各地已检（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
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
1904年6月10日孙中山《复黄宗仰函》 ：
……深惜同志近日困穷如此，不禁浩叹。
弟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保毒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扫之想为不难。但……故极力造谣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门之势力极大，但涣散不集，今已与各大佬商妥，设法先行联络各地洪家成为一气，然后可以再图其他也。故现时正青黄不接之秋，尚无从为力以兼顾日东之局面也，大约数月之后当有转机也。幸致慰在东国同志，暂为坚守，以待好机之来。除洪家之外，弟更有数路可以有望以图集力者，惟成败未可必耳。
前挪上之项，今尚无从归赵，请宽以月内之期，想能付还也。已另有函致黎公（黎炳垣）矣，意亦同。
上海同志近来境况、志气如何？东京留学又如何？闻陈梦坡已在横滨立一馆地，欲联络各处志士，此意甚美，未知现办成如何？能与此地致公堂通消息，互相照应，则来往船上之人，尽可招集也。上人在东有暇，亦望与此处致公堂大同报馆通消息，以鼓舞人心，则更可增多热力也。
中山离日后，黄宗仰于第二年返沪。“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以经济困乏，势将停刊，山僧为言于上海友人醵资助之，该杂志赖以不倒。翌年春，上海党案风潮平息，山僧乃返沪，仍居爱俪园，为哈同夫妇讲道兴学。哈同更就其园建立广仓学会，以祀黄帝、左史、仓颉。纳山僧言也。山僧自是专事重刻日本宏教书院佛藏。工作艰巨，历多年始成，诸名流罔不佩其毅力”。
在这一时期，充当孙中山与国内学界桥梁式人物的还有章士钊和金松岑。章士钊与金松岑虽然在这一时期都还没有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见面交流，但他们翻译自同一底本即日人宫崎寅藏所写自传性质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的译作，成为孙中山一改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被通缉以来“江洋大盗”式人物形象而走近学界和让更多民众了解孙中山的重要媒介。
章士钊译作较早出于其主笔《苏报》期间，当时以“黄中黄”为笔名以《孙逸仙》为书名，1903年作为《荡虏丛书》第一种刊行，书中保留了孙中山原序。
《三十三年之梦》《孙中山序》 （1902年8月）：
……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举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
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为表扬之。壬寅八月。
支那孙文逸仙拜序
《中国白话报》为此书出版刊登告白曰：“孙逸仙为二十世纪中国特色之人物，此人所同认，而其议论与事实，人多知之不详”，“故此书必有影响于国民，非寻常传记之书可比，不可不读”。
有署名“黄天”者作读此书题词：“哀哉吾黄胤，宛转奴圈裹。自为亡国民，悠悠二百祀。欲雪此奇辱，革命岂容已。堪笑蚩蚩者，醉生复梦死。中山殆可儿，佇看鼐云起”。
金松岑以“金一”笔名所翻译的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1903年10月由当时上海国学社出版。
金松岑 （1874—1947），原名惫基，字松岑，号壮游，后改名天羽，号鹤望，笔名麒麟、爱自由者、金一、天放楼主人，出身于吴江同里镇一世家。1898年，与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变法。1903年，金松岑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爱国学社。首先将日人宫崎寅藏（别号白浪滔天）所著最早介绍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自传体小说《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中文。《苏报》案发后，金松岑从上海回到家乡，创立自治学社，专事讲学。1903年8月他编著《女界钟》，大胆提倡男女道德、教育、参政三大平等。1904年3月，出版《自由血》一书，介绍欧美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
金松岑所著《女界钟》
金松岑甲午战争后，与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同里创办"自治学社"和"理化音乐传习所"。二十八年，创办同川学堂。翌年，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回同里创办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苏报》案发，他回乡筹措经费，延请律师为章太炎、邹容辩护，资助《革命军》出版。他翻译出版了《三十三年落花梦》等3本书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民国元年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2年出任吴江县教育局局长，凡两载。16年，任江南水利局局长，旋又离职，曾任安徽通志馆编纂。21年，他与陈衍等组织中国国学会，邀章太炎到苏州，与章在国学会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困居苏州。为摆脱汉奸纠缠，27年春应聘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金教学益难。30年底，折返苏州濂溪坊，闭门著述，寄情诗歌。1947年1月病逝苏州。在他创办的学校中许多曾经受他教诲的学生已成长为各界杰出英才，如柳亚子、王佩诤、王大隆、潘光旦、金国宝、严宝礼、费孝通、王绍鏊、蒋吟秋、范烟桥等。著述主要有《天放楼诗集》（正续季集）、《天放楼文言》（正续遗集）、《鹤舫中年政论》、《孤根集》、《皖志列传》、《词林撷隽》、《女界钟》、《自由血》、《孽海花》。
金松岑《三十三年落花梦》内容更多保留原著，介绍中山更为详尽，也同样保留了孙中山原序。该书在出版说明中说：“日本宫崎寅藏与支那革命大豪杰孙逸仙同从事于支那之改革，凡十有余年，是书即宫崎君叙述半生之历史，事事与支那有关，虽当作支那近时革命史读亦无不可”。金松岑本人忆述道：“时上海爱国学社及教育会‘诸君虽蕴愤谈革命，实无凭借识中山，徒知其能罗致轻侠，棋布诸岛国，蓄重金培风而若有所待，以为神龙在天，鳞爪隐现，啧啧叹羡而已”。
另外，柳亚子编撰《中国灭亡小史》，也依据《三十三年之梦》叙述孙中山生平事迹。1904年12月20日，《警钟日报》刊登“共和”来稿《<孙逸仙>书后》，推介孙中山。
孙中山与江苏留欧学界的联系则主要通过吴稚晖进行。
苏报案后，吴稚晖也面临被捕房逮捕的危险，“十日，许侣肖、方佐福开森在盛杏生寓内译书，来告我曰：昨日江超丹来告盛杏生，要求捕房并捕我；福虽未允，然江必大煽动，你不如稍避；你既知演说革命，不必先送头去，应一避。余笑颔之”，于是先暂避一处，“余女即雇洋车，送至虹桥一石灰公司楼上住，此公司乃与余同晤俞恪士之朱仲超，其兄所设也” 。六天以后，终于接洽到轮船，在爱国学社学生章行严、沈步洲、胡登复等的送行下，等上太古轮船，前往香港。
在香港，吴稚晖拜晤了在此主办《中国日报》鼓吹革命的陈少白和冯自由等，但前途仍未定。半月后，幸有革命党人洪某介绍可往英国伦敦留学；再过十天，又有故友陆炜士带来六百元，该款是陆和另两位乡友方子仁、庄思缄三人各赠二百凑成，当时庄思缄正在广西梧州署任知府。吴稚晖遂以三百八十元买了去伦敦的日轮丹波丸二等舱船票，八月，至伦敦，开始了在英留学历程。
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孙中山在欧洲与留学生第一次大范围接触，并发展了包括贺子才、胡秉柯、李书城等一批留学生加盟革命队伍。1月19日，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了吴稚晖。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待。事后回忆：“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祗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 3月30日，孙中山偕吴稚晖参观英国议院。4月23日，吴稚晖偕庄文亚、丁在君二人拜访孙中山。
1907年至1910年，吴稚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 毕业于蒙达顿农校、巴斯德学院、巴黎大学。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界社”。同年，入同盟会巴黎分会。创办中国豆腐公司。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天津，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1912年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14年组织留法西南维持会，1915年组织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大生物系教授，并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他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1918年，任北京法文专修馆副馆长。创办中法大学、里昂中法大学。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故宫财产清理保管委员会主席、私立南通大学首席校董、总统府资政等职。
这其中，1909年吴稚晖与孙中山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当时，东京同盟会总部内部矛盾已多，1909年初浙籍革命党人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公布所谓“孙文罪状”；随后两湖党人孙武、焦达峰从东京返国在汉口组建共进会机关。而为敷清政府“驱逐”孙文的要求，日本政府严密限制孙中山的行动。孙于5月中旬赴欧洲，抵达法国巴黎后，孙中山于6月24日复函吴稚晖写道：“稚晖先生足下：……别后事故，千绪万端，非笔墨所能罄，当俟迟日到伦敦面谈一切。尊夫人等此时想已安抵英京矣，从马赛港张兄曾托令郎带上一函，当已达览。便请将在留英国各同志详情相示为望”。“故人Mulkern君亦数年未有通信，未知迩来先生有会面否？彼仍在伦敦否？并近况如何？亦望示之”。“再：弟现在秘密行动中，无论中西各友如已知弟到欧者，务望转致请为勿扬，并切不可使报馆知之为要”。 窘迫之际，身在欧洲的吴稚晖显然是孙总理信赖的，而且请吴保密其行踪。孙中山到布鲁塞尔后，孙再告行踪， 8月2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巴黎事机颇有可望，惟非立刻可以成功，必侍暑后各富者回城，搭路人一一见之，然后乃能实复。……闻曹君亚伯已经迁寓，惟未得其新地址，故托一函先生转交”。 8月6日孙再次函告：“弟定期明午由比京来伦敦，明晚（即七号晚）十时可到CharingCross车站。八号午后，当来贵寓详谈”。
孙函中所谈“巴黎事机”，即指此次到英法筹款一事。而此时，孙中山最为窘迫紧要之事，是自己在日本的合法居留问题，孙借在伦敦之际，到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晤谈，但没有得到满意答复。革命当然需要“立足点”，同盟会内部矛盾激烈又不能亲临化解，而此时陶成章加上章太炎“第二次倒孙风潮”愈演愈烈，陶成章将关于《孙文罪状》的公函四处散发，在法国的张继也致函孙中山要求孙隐退辞职，好在黄兴立场明确，不为所动，孙此时急迫可想而知。
此时，对孙中山来说是急迫时期，对整个同盟会和革命党内部都是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需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主持公道维护大局。吴稚晖即从反驳章太炎所撰《邹容传》故意歪曲事实入手，首先数函质询章太炎，吴后来回忆到，“其时章太炎与民报之人大闹，张溥泉亦于去年赴法。是年，章与陶成章大攻总理，漫骂之文章，四处登载，余反驳其邹容传，书函往来三次，彼一味漫骂，称我为康有为之走狗，其信亦有书坊间采作章太炎文存者。” 为了辨明是非，加强联络，维护立场，吴稚晖还致函光复会原会长蔡元培，蔡元培复函秉公表示：“吾党凋枯，令人痛哭。陶君之内讧，尤为无理取闹。此公本有此等脾气，……吾族终不免有专制性质，以政府万能之信仰，移而用之于党魁，始而责望，终而怨怼，真令人短气！” 在章太炎《邹容传》出炉后，蔡元培曾撰文指出其所述事实之谬误之处，并在日本《革命评论》上登载，“余久与吴君稚晖友，深知其为人勇猛、坚忍、克苦，牺牲其家之利益，而专心一志以从事于利他之事业，历久而不渝。虽古之大禹、墨翟，殆无以过也。而余近读章太炎君所作《邹容传》有曰：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究治爱国学社倡言革命事，明震故爱朓，召朓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朓即出《革命军》及《驳康有为书》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云云。朓为吴君旧名，若以章、邹二君之入狱，实由吴君陷害之者。余以吴君之为人断之，必无此事，余于是博询《苏报》案前后这事实，以相印证。而益信章君之言全非实录。盖吴君与俞明震本不相识。……” 由于吴稚晖等的辩驳，章太炎通过歪曲“苏报案”事实来倒吴进而供给支持孙中山支持者的手段终归败劣，黄兴事后写给孙中山的相关报告中指出，“前在《民报》上登之与吴稚晖君书，东京同志已啧有烦言，知其人格卑劣，今又为此，诚可惜也。”
经过党人的努力化合，这次倒孙风潮稍缓，但同盟会内部不合之势已显，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遂后在香港成立，而对孙中山本人来说，居所未定，党人对其误解也一时难销，10月下旬在孙准备启程赴美前夕，孙决定函约吴稚晖当晚诉谈一切：“吴先生鉴：昨日先生之意，以为宜将此事和盘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所言事实皆当作第三者之言，则较弟自言者更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谈，今晚有暇请到寓一叙为望。……陶成章之‘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得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
当然，在这次倒孙风潮中，孙吴两人同为被攻击者，吴稚晖积极支持孙中山，不无出于“同仇敌忾”之意，但吴稚晖确实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支持了孙中山，是极大地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的。而且，经过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交往，两人之间建立了更深的友谊和信任。
孙中山在抵美后，吴稚晖按期给孙中山邮寄《新世纪》杂志，孙主动致函吴稚晖，请“稚晖先生”以其影响在美华人各报撰文，继续消除陶成章等造成的谣言之影响 ，并请吴通过《新世纪》杂志刊文再造舆论，《新世纪》刊文后，孙在复吴稚晖函中予于肯定，“所评陶言甚当，而公见者当无不明白，可以毋容再发专函于报馆矣。……”，并指出“近得东京来信，章太炎又发狂攻击，……兹将章太炎《检举状》寄上一观……” 希望吴稚晖在《新世纪》再发文评论《伪<民报>检举状》，“以正人心”。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交到蒋介石手中（左图）和《中华民国宪法》原本第一页（右图）
至此，不仅革命行动有了转机，孙本人也开始从倒孙风潮的“窘迫”中恢复过来，在1910年1月3日从纽约给吴稚晖的信函中说道，“惜一时有章、陶之流言，略有小阻耳。然无甚大碍，弟一到其地，必能扫清之。望先生同时在《新世纪》多发避邪之言，以为助力。弟准此礼拜内往金山一带，因有西友电催速往与商大问题，或得意外奇迹，未可知也。” 显然，此时的孙中山对于革命的自信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