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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红梅图》
二、庄蕴宽代理江苏都督王一亭《红梅图》
南京此时作为已经对外宣布的临时政府所在地，是江浙立宪派苦心孤诣以此与湖北方面对话并进而控制全国局势的基础；同时，又是江苏省政中心，是张謇等人希望以此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全省政权，结束清初以来江苏一直苏属宁属南北分治局面的立足点，然而光复而不能治理控制！南京作为省垣后，江苏都督程德全屡次赴宁，屡次知难而退，最后称病避沪。
张謇等立宪派人士，一方面把原因归咎于革命党的军队混乱，一方面不得不想方设法加以解决。
张謇后来在年谱中说，“二十五日，程都督与汤寿潜、陈其美同至江宁，调和诸军，组临时政府。数日，江宁以客军之扰，居民大恐。程德全于上海集众议，欲江宁回复秩序，须置官任民，事在人为；欲置官任民事，须客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筹备财政；财政之可急筹而得用者唯盐，共推余任江苏两淮盐政；余要上海、镇江、清江三都督共认而后任。建标本二策：标则军政府卖盐，而给还商本及息；本则实行设场征税。众决先行标策，次并合淮南各场。”
张謇遂亲自出任两淮盐政总理，但日益庞大的军队开支和上海、镇江、清江三督分立，各地尚未统一的格局，虽有盐政之利，终究支拙，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张謇遂辞盐政总理职务。
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表明了北伐主张。而张謇等人此时最担心的是不稳定和局势的动乱。他在1911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与黄克强约十三日去宁，是时破坏之势日甚”。1912年1月2日记道，“被推为实业部总长。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第二天，临时大总统召见谈话，张謇日记又记：“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崖畔”。1月16日的日记再记：“宁垣兵队抢劫之事日有所闻，难乎言军纪矣”。
那么江苏省政怎么维持又怎么推进？
找一个更能与革命党沟通，更能控制局面的人代程德全出任江苏都督是眼下必须之策。庄蕴宽遂被江苏省临时议会推为代理江苏都督，后经临时政府正式任命。为什么推举庄蕴宽代理江苏都督？赵叔雍在作《庄蕴宽传》时描述其：“尤重苏政，苏人奉之为山斗。蕴宽知兵，兼以胆识过人，不畏强御，故疑难丛脞，一一集之其身，亦能等闲了之” ，即知兵、肃政有腕力，是其得到认可的一个方面原因，还在于庄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庄蕴宽为吾乡健者，以文人治新军……时客惜阴堂，凡所计议，无不允当。孙、黄并以为能。南京临时政府肇建，江苏都督程德全不胜任，告罢，公即主庄继之，遂移省会于南京，民党中人咸钦其清刚守法”。
庄蕴宽代理一事，也是直接得到程德全的荐举和支持的：“程都督奔走沪宁诸要公，既不克分身来苏，加以积劳成疾，以致政躬不豫，遂荐庄蕴宽以自待。各界均表同情，即以为代理江苏大都督。而程都督不日又受临时政府内务部长之委任。”
庄蕴宽本人对于在此种情形下去代理都督，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江南底定，遂出任江苏都督，非其愿也”。但既出任，庄蕴宽赴宁代理江苏都督首先做的就是将军队骚乱，民心恐慌的局面严厉整顿秩序，“甫至南京，即以兵法为部勒。凡有强悍不称职者，一一加以严法。” 1月7日，庄蕴宽即严厉查办了总统府庶务廖思敬假借总统府名义招摇勒索、强赊强欠、擅封民宅一案，震慑乱局，稍安民心。
庄蕴宽在南京严厉整治治安稳定秩序的措施，既符合苏人事先对代理都督的期望，也也有力支持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稳定，但只是开了一个头。整顿治安维护省垣的稳定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孙中山维护稳定推进北伐的策略，在立宪派看来只会加重不安，而且张謇等此时已经开始策划新的途径解决南北局势问题。
1月9日《申报》就公布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苏州事务甚繁”，特派苏督庄蕴宽“移驻苏垣”，另在南京设行政厅的消息。
此时苏人对庄蕴宽都督有更多的指望，“苏州仍属遥制，无人专任庶务，以是城垣亦不静。苏州士绅建议以南京此时既为临时政府所驻之地，地方自不虞无人善后，即请庄都督移节苏州，以资整理”。 还未等庄督到来，苏民即先表期待，“庄都督体察情况，爰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宁莅苏。二十四日苏地绅商等开欢迎大会于怡园，各界演说，一致不外乎倚望都督，仍行驻苏，庶有以镇慑匪盗，启活新民等语。都督答词，亦襄助虽蒙程都督委任代理，断不敢以五日京兆为心云” 。
但庄都督一直到1月21日才移驻苏垣。此间孙中山运筹北伐也确实需要庄督来维护稳定，在庄蕴宽移驻后，面对南京又起的骚动，孙中山1月24日在致南京市民的公开函中解释说，“兵民相疑，实光复后最大恨事。吾民经济恐慌，苦痛已基；况复流兵抢劫，时有所闻，战后人民，何以堪此？本总统就任后，首谋统一军队，近连日与陆军当局审议办法，不日当可军纪一新，顾诸君转达市民，少忍以待。至都督常驻一节，来函所陈甚善，此间亦拟如此办理，不日当可发表。以后关于市政诸问题，如有所见，请随时迳达内务部，民意所归，无不尽力也” 。
庄督移驻苏垣以后，与孙中山临时政府之间始有分歧。
1月下旬，苏督庄蕴宽与临时政府之间因江南造币厂利益分配一事发生矛盾。在宁江南造币厂在清时以江苏省府库款为基金，所获余利一向归江苏省支配。临时政府为筹款应急，财政部即令将造币厂归财政部管辖，庄蕴宽认为该厂向归宁省，中央政府只处于监督地位。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作为总统干预此事，强调造币权理应属于中央，前清造币厂归苏省管辖是秕政，不应延续；但也表示，江苏向来省行政经费，很大部分出于造币厂利源，考虑到具体情况，要求财政部在收回造币厂管辖权的同时给予江苏行政经费额外补贴。
孙中山像开国纪念一元银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按照户部的议案“沿江沿海各省自行仿办”，开始在南京下浮桥筹建“江南铸银元制钱总局”，下设南京、苏州两个铸币厂，并令筹防局借银8万两，勘定江宁（南京）西水关云台闸南岸，建设铸造银元的东厂和铸造铜钱的西厂。次年秋，两厂建设告竣。1897年铸造的大小银元有五种，正面为“光绪元宝”四字，中间为满文，下铸币值（即币重）“库平七钱二分”，上为“江南省造”四字。背面珠圈飞龙，制作精细、清晰。此币未铸年代，但为南京最早正式开局铸造的“龙洋”，习称“老江南”。1904年，改厂名为“江南户部造币分厂”，将上海、扬州两局纳入麾下，1905年又增设铸铜元分厂，复改名“江南银铜元总局”。1906年又改名“江苏江宁户部造币分厂”。宣统元年（1909年），试铸一元银币，是我国第一套以“元”为单位的计值币。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财政部长令改南京厂名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造币总厂”。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5月，南京造币总厂开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一元银币，正面为孙像，上铸“中华民国”四字。8月，开铸“二角金币和二角银币，以银币一千枚、金币十枚呈财政部”。金质开国纪念币，重量为9.6克，直径为23毫米。在南京开铸的纪念金币，是我国造币史上的第一次。1913年改名为“财政部江南造币厂”。5月始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大头”）。1927年，国民政府将南京定为首都后，南京造币厂遂改铸孙中山像的银元。同时在上海建立中央造币厂，为统一币制，令各地造币厂停止铸币。1929年6月，南京造币厂由中央造币厂监理委员会接收。
庄蕴宽作了一定妥协，同意将造币厂归财政部管辖，但庄据孙中山批示要财政部“妥筹抵补之方”，要求财政部每月补助银三十万两，却又遭财政部驳回。
财政部并在2月下旬咨各省都督划分收支命令机关和现金出纳机关的权限，为了统一财政，临时政府规定，在中央发行公债后，不允许地方再发行地方公债。
这些无疑是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统一财政，解决财政苦难的应有之举，但如此武断粗暴实行，地方政府缺少应对余地，不无怨怼。
庄督主政之际，正是立宪派与革命党分歧和裂痕开始明显之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庄督拟以江苏省临时议会制订的《江苏暂行地方官制》为依据推行江苏的统一，则又受到革命党的抵制。
早在庄蕴宽上任之初，即明文颁行此前江苏省临时议会制订的《江苏暂行地方官制》，强调“从前之道府直隶厅均裁，知州知县，均改易名称，同城州县，均裁并为一”，省以下只保留州、县。而州县不再设都督名目，只设民政长，“民政长由该州县议会公举，报请都督府核准委任；但有违法及不称职时，除经议会纠举外，都督得行文免职，由议会另行公举”；“民政长直隶于都督府，受都督之监督指挥”。 1月11日，庄蕴宽主持重新改选松江军政分府民政、司法、财政各长，并颁令“整理松属各县事宜”，明确废松江府，华亭县与娄县同城即并为一华亭县。松江军政分府则宣布，“近颁暂行地方官制于松军府习惯及时宜均难适用”，而“各州县丁漕仍由松军府督收，饬令就地解松”。 对于松江军政分府来说，废府并县就等于撤销了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钮永建主持的松江军政分府，也一直表示隶属于上海军政府而独立于江苏都督府管辖之外。
废府并县本身其实还不能完全解决江苏的所有“去督”统一问题。况且一开始实行就受到了抵制，其推行也不了了之。庄蕴宽代理都督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江苏绅商立宪派的意愿，也一度受到江苏各界的赞同，庄督本人也以“肃政有腕力”而著称，但诸如去督统一等问题，也不能解决，最多只是开了一个头。
3月27日，苏州发生阊门兵变。虽然庄蕴宽在兵变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调查原委、惩处真凶并赔偿损失，使得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但庄氏亦因此而心力交瘁。1912年4月23日，庄蕴宽因长期劳累而患病，提出辞呈。
苏州阊门
一、 江苏省政的统一
清帝退位，孙袁交接，立宪派力主调和“南北统一”，苏人从“拥袁”进而“依袁”，江苏各派极力反对革命党南京建都，力主临时政府北迁，至此，殊途同归的立宪派与革命党也正式“分道”，虽有南京留守府力撑保存南方革命军队终归于被迫取消，主要革命党势力也逐渐退出江苏。在此形势下，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上海军政府取消，江北军政府取消，江苏省政“如此”而完成统一。
1、 临时政府北迁和南京留守府的设立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总统解任。4月2 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在此形势下，如何处置南方，特别是江苏的军队？这对革命党来说，是如何保存南方军事力量的问题，而对袁世凯而言，则是如何进一步借处置军队来削弱革命力量的问题。
对新一届内阁组成，赵凤昌等曾出面南北调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方式兼顾南北双方，出面组阁。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强硬要求段祺瑞担任，革命党人则希望由黄兴任此职。3月29日，唐绍仪内阁国务员组成：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3月30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黄兴电辞。3月31日，袁世凯再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仍统辖南方各军。
4月3日，黄兴发表辞总参谋长暂留守南京通电，“参谋总长职任綦重，非兴材力所能胜任，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 不言而喻，参谋总长一职是“虚衔”，黄兴故而不就，而留守府之设，虽是不得已，但至少能一定程度维持孙中山辞职和临时政府北迁后南方的基本局面，3月27日，莫理循致《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信函中分析道，“据说，黄兴是个执拗不驯的人，他也拒绝出任陆军总长，因为他不愿去北京。他原意留在这里。他们说有一个可能的折衷办法，那就是陆军总长留在这里控制军队并照管南方各省”。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因所著《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为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1912年任袁世凯政治顾问。
4月6日，黄兴就任南京留守使职，委李书城为总参谋长，耿觐文、张孝准、何成浚为参谋、军务、总务处处长。
但南京留守府从设立开始就是受制于袁世凯的。4月14日，袁世凯公布《南京留守条例》，规定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所辖地区人事任免事宜须“统由留守会同江苏都督任免，申报大总统”，规定南京留守府“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 。
在袁世凯的掣肘下，留守府没等“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便已生存困难。
首先是接连的军队冲突和士兵哗变。
临时政府在北迁之前，陆军部将在宁军队，包括浙军、沪军、光复军、苏军、粤军、赣军、海军陆战队、还有革命党人组织的各种名目的敢死队、义勇队（范光启的铁血军、林宗云的女子国民军等），30多万人，裁减整编成五个军21个师，分别派任柏文蔚、徐宝山、王芝祥、姚雨平、朱瑞为第一、二、三、四、五军军长。
4月2日，南京浙粤军冲突。4月11日，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哗变。
留守府相应采取了措施。4月14日，黄兴查禁军人组织之大公党。黄兴将南京赣军变兵二百余名正法。5月12日，南京军界同袍社成立，黄兴为社长。
但兵乱之原因，最直接的就是来自于缺饷。而这个问题早在留守府设立之初就已突出，1912年3月15日陆军部咨文财政部3月份支出概算指出，“查江宁光复以前，各志士组织敢死义勇进行诸队，名目不下十余种，将士不下三十万众。开部之初，通行禁止招兵，尚虑已有军队涣散纷乱，旋复颁行陆军编制令，各军渐就范围，齐其名称，整其秩序。二月以来，合江淮闽浙各省编成二十有一师。此外收集遣散，欲其系符章制，非可一蹴而几，其难一也。一则募捐筹饷，今乃告终也。前此中央政府尚未组织，收入支出，均无机关，各军饷源，多半仰给于捐款。在民军秋毫无犯，富商义士，自乐输将，然其间错杂纠纷，不免骚扰。本部乃一方下禁止之令，一方筹担负之法，其间艰困情形，莫可名状”。
而留守府设立后，袁世凯的掣肘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黄兴不得不响应袁世凯此时提出的裁兵令。
4月22日，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自上海到南京，与黄兴商遣散军队军饷事，但留守府并未得到所需军饷。
5月13日，黄兴电告北京政府遣散军队情形，并请撤消南京留守府，拟将第一军柏文蔚、第二军徐宝山归陆军部管辖，第三军王芝祥部桂军全数遣散，第四军姚雨平部粤军遣散三千人，余回粤，第五军朱瑞部回浙。
5月3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准撤消南京留守府，并任柏文蔚为江宁第一军军长，徐宝山为第二军军长。6月4日，准南京留各黄兴销职，所有军队分别归陆军部江苏都督接管。
6月14日，南京留守黄兴解职。
临时政府北迁和南京留守府的设立和旋即撤销，革命党在江苏的力量自此大为削弱；而与此同时，袁世凯势力开始渗入江苏。
2、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
4月13日，袁世凯任命程德全为江苏都督。
面对革命党在江苏力量削弱和袁世凯势力开始渗入江苏这个矛盾容易激化之际，程德全再任都督不久，发起组织“政见商榷会”，“政见无不同者，合之为一；其有异者，相互进于善”，当时的发起人还有宋教仁、于右任、蔡元培、熊希龄、赵凤昌等，尚在南京留守使任上的黄兴也列名其中。 程德全在给黄兴的一封长电中说：“近日实无所谓政党，不过一二沽名之士以党名为符号，而一般无意识之人从而附和，自命政党，居之不疑，叩以政见，毫无所有。德全前之脱除共和党籍实由于此，后之组设政见商榷会亦由于此。”但此时想尽脱党派干系的程德全首先就不被革命党所“容忍”。
“洗程会”事件发生，说明程德全与党人之间隔阂已深。上海革命党派遣柳伯英到苏州秘密联络蒯际唐、蒯祖同等人组织“洗程会”，准备以武力驱逐程德全后拥推陈其美为江苏都督，5月31日，该秘密组织被程德全破获，程德全捕杀了蒯氏。事后，程德全对外将“洗程会”组织之名改称为“洗城会”，诬指蒯氏等的目的是要洗劫苏州城，借以在表面上弥合其与革命党之间的“仇阂”，以博得同情。
其实，不能被革命党所“容忍”的程德全，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又身任江苏都督，而此时的江苏都督，一方面，要符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极力“吆喝”的军民分治、废督裁兵意旨，“各省临时官制草案，业于昨12日经大总统批准，俟交参议院通过后，即行发表。探其大纲，系仍照现制，各省分设都督总统军政保卫疆界，以民政长为地方行政长官，其外交、理财、教育、司法、工商、农林等政各设一使，照省地情形，分别支配。裁道、府、厅、州，一律改为县治云”。 一方面更要满足苏人各界更加强烈的要求省政统一的压力，此时已经倒向袁系的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致电北京政府，“查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设，本为光复之初一时权宜之计。若循此日久，不图变计，互为长雄，争端迭见，或为权利，或为私仇，原因各有不同，贻害地方则一。宝山苏人也，姑就苏论，江苏一省，有军政府三：苏州、上海、清江是也；有分府二：扬州、常州是也；有留守府一，南京是也。论阶级，则以留守府为最尊，然号令行于军队而不及省外；论名分，则以江苏都督为最正，然权限不能及于分府，遑论清江与上海乎！以故数月之间，统系不明，政令岐出，下级官吏既觉无所适从，各属人民亦徒淆于观听。一省如此，全国可知。宝山睠怀时局，忧心如捣，谨先自请取消扬州分府，以为统一倡”。 4月19日，袁世凯北京政府准扬州司令徐宝山取消军政分府。在此形势下，当初代理都督庄蕴宽未完成的废督促江苏省政统一之事，程德全必须接着做下去。程德全主要将面对上海都督府和江北都督府的撤销问题。
3、江苏省政的统一
如果说，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意味着袁系势力开始渗入江苏的的话，那么，对袁世凯这时为了“统一全国”而主实行“军民分治”，“废督裁军”等政策，程德全包括张謇等绅商立宪派在内的苏人各界都表示拥护，张謇以江苏省议会名义在8月7日致电参议院，“军民分治，不易之经，各省都督以不能遽予实行致多异议，但此系事实问题，各省果有一时难行之处，不妨声明理由，规定分期进行办法，务以达到分治目的为止。中央立法为永远图，未便以一时窒碍易立法宗旨，尤不便见某某省暂缓施行字样，致碍统一”。 这当然也是这时江苏立宪派在与革命党“分道”的同时，开始明显拥袁。而这时，苏人通过拥袁 “军民分治”，“废督裁军”等政策主张，借助“袁势”以进一步完成江苏的省政统一。
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问题，有学者作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其认为在“江苏统一”的过程中，袁世凯的作用未可小视，袁世凯“利用了‘南北统一’的有利舆论，采取坚决手段统一各省，以便尽快结束革命。”“如4月初，袁世凯严令安徽省裁撤军政分府，庐州、芜湖遵令裁撤，但大通军政分府黎宗岳拒绝执行，陆军部便调兵前往镇压，强行取消”。因此“吴淞、锡金军政府均闻风而自令取消。”
在这种形势下，江北都督也只能借机行事，取消都督之设。
相比较而言，“江北都督”远不如沪军都督，既无经济立足之本，也无军事支撑之足够军队。江北都督府所辖徐淮海各属，不仅是前清宁属之地，而且有清一代在淮安设有漕运总督（驻淮安）、河道总督（驻清江浦）之专管机构，1905废漕运总督后又设江淮巡抚以原驻清江为行省，三个月后又裁，再改为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光复后，1911年11月12日，清江的绅、商、学、军各界开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公推蒋雁行为江北都督。
但面对袁世凯的统治，形势一变，江北独立之势很快瓦解。5月1日袁世凯致电江北都督蒋雁行，“将江北军政府裁并，归苏都督管辖”。蒋雁行只能表示接受。程德全遂推荐原任苏州统制的属下刘之洁任江北护军使，前往接收江北军政。
陈其美沪军都督府的取消，实际上风声早起，陈其美一直在坚持，甚或“抵抗”，“洗程会”与陈其美的牵连原因即在此。
上海是江苏首义之地，军政府成后，攻宁北伐支持了全国革命光复之势也促进了江苏江苏各地光复独立；而立宪派也一度把上海作为策划“各省代表会议”的立足点与湖北首义之地争夺局势主导权，但上海本是一县，当革命进程被认为是结束后，其存在亦就失去了必要性。
1912年1月中旬，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上书孙中山，请以陈其美为江苏都督。孙中山复电，认为陈其美乃“民国起义首功之人”，且“光复上海，战功劬劳”，陈其美督苏，必能“胜重任而慰众望”。但必须由江苏省议会“正式公举之” 。
2月12日，清帝退位，当孙中山表明要将临时大总统移交给袁世凯，陈其美也自然被认为应该辞去沪军都督，这一点就连淞沪军界也反应强烈，其向临时大总统通电，“现大局已定，公议取消沪军，即推陈公都督江苏，方为公允，若任告辞，军界同人势将解体”， 不过，同时强调陈其美不做上海都督就该任江苏都督的主张，立刻引起了苏人最高规格的抗议，江苏省临时议会针锋相对地表示，“江苏者，江苏人民之江苏，非都督之江苏，亦非大总统之江苏！”
孙中山从保存革命力量的角度，劝陈其美留任，2月17日，孙中山专电，“现在清帝退位，民国统一，上海为江南要区，非有大将镇守，不能维持一切。据各地纷纷来电，咸以公为民国长城，关系全局，力请挽留，人心如此，不可告退。尚望勉为其难，勿怀退志”。 孙中山此电除了表明孙的态度外，实际并未能给陈其美带来多少留任的安慰，因为在江苏统一之势下，孙电并未提供什么留任的政治空间建议。孙中山慰留陈其美的电报反而引来苏人又一片抗议声。
3月29日，唐绍仪内阁国务员组成，陈其美被任命为工商总长，这本是南北妥协的结果，也是对陈其美去督后的安排。陈其美去沪军都督就任工商总长，张謇在1912年3月10日《致王饶生电》中评论说，“顷闻陆军归段，已经发表，陈有所归，苏之大幸”，希望上海尽快归属江苏省政的急切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但陈其美始终没有正式北上出任工商总长。4月11日，《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莱萨致函莫理循指出，“陈其美拒绝出任他那个部的总长职务，因为他在上海有一万八千人马支持他，他留在上海更有权势”。
陈其美一直未离上海都督府。6月21日，陈其美才正式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致电，辞去工商总长职务。
“洗程会”事件后，程德全对于上海归政一事，也一直未有措施。
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免去陈其美沪军都督的职务。同一天，沪军都督取消，程德全到上海接收沪军都督府及其军队，陈其美交卸。
江苏与上海作为辛亥革命中全国重要之地，经历了革命党最主要力量与立宪派最核心集团的“合”与“分”，分合之间影响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分合之间也深刻影响了江苏政治随后的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