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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国等:《江苏辛亥革命史》第五章(2)

辛亥革命网 2017-02-07 16:58 来源:未知 作者:周新国等 查看:

近代第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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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书法“虫书叶字古,风识浪纹轻”

 
  二、经济的发展

  民国初年,江苏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被称为江苏的“近代第一春”,其重要的标志有三:

  (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江苏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上。在这一时期,共和政体的建立、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等都成为推动江苏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下结合具体数字对民初的1912—1914年间江苏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概述[本部分所依据的基本统计数字皆出自《民国统计资料四种》[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月。百分比等数字则依据基本数字自行计算。]。

  从工厂的总体数字来看,1912年,江苏计有各种工厂1215家;1913年为1366家;1914年为1276家。虽然1914年的数字少于1913年,但如果将此3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则工厂数字依然增长了约5%。而工人的总数则处于持续上涨之中。1912年,江苏各厂总计有工人98017人;1913年为100949人;1914年则为136781人。头尾相较,增长了约39.5%。而工厂的平均人数则从每厂约80.7人增长至约107.2人,增长了约32.8%,从而反映了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与前清时代相比,这3年的工业发展速度也是极为迅速的。根据1914年的统计,前清时代除了1909年达到69家之外,其他年份中创办于江苏的工厂数皆不到50家[此分年统计数据始于1904年,1904年前江苏共计创办工厂743家。]。而1912-1914年间每年的数字则分别为85、78和64家。因此,仅从上述数字看,无论是与自身还是与前清时代比较,民初三年的江苏工业总体上处于一个大发展的趋势中,工业的整体水平持续提高。

  而这一成绩的取得则与以棉纺、缫丝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所作出的贡献密不可分。在有关统计数据中,包括了棉纺、缫丝等产业在内的所谓“织造”类工厂一直在工厂总数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其比例最低时也接近50%。而该类工厂所雇用的工人数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则一直没有低于过80%[1912—1914年,该类工厂数量占工厂总数的比例分别为约57.9%、53.4%、48.4%;雇佣工人数分别占工人总数的约84.6%、85.2%、84.1%。]。

  在此大背景下,棉纺和缫丝业得以进一步地发展。1913年,江苏全省已有8家主要纱厂,拥有纱锭17.14万枚,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控制的纱锭总数的35.4%。这一时期的江苏纺织厂集中于常州、无锡、南通三地。常州地区创办了以大纶纱厂为代表的一系列纺织企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申新集团则开始成为国内领先的纺织企业。而张謇的大生纺织集团也发展迅速,为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集团奠定了基础。


  兄荣宗敬(1873—1938),名宗锦,字宗敬,江苏无锡人;弟荣德生(1875—1952),又名宗铨,号乐农氏居士。原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皆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创办保兴面粉厂,福兴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私立南通大学(Nantung University)校董。著有《实业救国刍议》等书。荣德生著《乐农氏纪事》。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而这一时期的江苏缫丝业则以无锡为中心,而无锡缫丝业中最有影响的又是薛南溟创办的永泰丝业系统。在该系统的掌门人薛南溟的不懈努力下,永泰最终成为江苏规模最大的缫丝企业集团。而仅次于永泰的则是乾甡丝业系统。1909年,孙鹤卿和顾达三合作兴建了乾甡丝厂。1914年,程炳若接任该厂经理。随即了解市场行情、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使企业得到初步发展。在永泰和乾甡的带动下,无锡的缫丝业在1912-1914年期间发展迅速,主要工厂的数量从5家发展到8家,丝车从1914台发展到2746台。而除无锡之外,苏州和镇江的缫丝业当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永泰丝厂旧址

  除纺织和缫丝业外,江苏这一时期主要的传统产业还有属于食品工业的面粉与碾米业。1913年,江苏已有机器面粉厂12家,日产面粉22300包,资本总额达2229千元。其中,实力增长最快的是荣氏兄弟的茂新粉业系统。1913年,茂新粉厂系统已拥有资本277.78千元,比茂新一厂初创的1903年增长了约455.6%。而在碾米业方面,无锡也凭借其处于苏南产米中心的位置和水陆交通的便利而占据优势地位。至1912年,无锡已有宝新、邹成泰、华兴、恒裕、同仁5家碾米厂,年碾米能力108万石。此外,南京也凭借其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而成为当时江苏碾米业的另一重镇。
 
  1913年,唐鉴庭在下关凤仪里开设南京最早的碾米厂——德和米厂,此后,南京城内的机器碾米厂便纷纷设立起来。而除无锡、南京之外,一些县城和乡镇也开始设立碾米厂。据统计,1912-1914年间,江苏的面粉及碾米厂的总数从36家增长到53家,增长了约47.2%。这一数字同样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江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

  除了上述传统产业之外,以机器修造和电力为代表的其他产业也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

  机器修造业方面,无锡、常州和南通是这一时期内该行业的重要城市。1912年,协记、渭鑫等机械厂在无锡创办。1913年,业勤、广勤纱厂的工头冯勤泉、张彦卿等合资6000元,创办了主要从事机械修配的协勤机器厂。这些重要工厂的设立为无锡机器修造业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在常州,武进秀才奚九如于1913年创办常州厚生机械修造厂,并于当年制成8马力(5.88千瓦)的煤油发动机,成为江苏最早的内燃机生产企业。次年,该厂又将自产的3马力(2.2千瓦)煤油发动机用于农田灌溉,在国内首创了用机械浇灌农田的新方法。而张謇则于1912年委派张詧之子张敬孺兼任南通资生冶厂、铁厂经理。张敬孺则聘请对柴油引擎制造颇有经验的归国华侨沈全英为机工。在沈的主持下,资生厂于1913年为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建造机动小轮10余艘,同时又仿造了炮车、小炮和其他轻武器。同时,张敬孺还命由他襄办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将需要检修的“大和”轮开到南通,让资生厂检修。张謇也曾命资生仿造一些国外织布设备,卖给大生一厂和二厂,并向外地纺织厂积极推销。作为江苏创办最早的一家机器修造厂,资生厂对南通近代机器修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除无锡、常州、南通之外,省内的其他地区也在这一时期办起一些机器厂。如南京于1912年恢复了官办的金陵机器局的建制;并增添设备、制造枪弹。在徐州,袁世凯的七弟袁世传于1912年接办贾汪煤矿公司。为了使公司设备正常运转,袁世传先后设立了维修用的机器场、修理场等。其中修理场有大小车床4部,用于配置零件和修理机器设备。上述企业的创办为江苏机器修造业在这一时期的起步奠定了基础。据不完全统计,1912-1914年间,江苏仅机器制造类工厂的数量便从0发展至12家,工人总量也达到1618人。

  而电力工业方面,江苏在1911年即已拥有镇江大照、无锡耀明、苏州振兴、南京金陵电灯官厂这4家电厂。1912年,拥有100千瓦发电机组的金陵电灯官厂被江苏省实业厅接管,改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1913年,无锡振新电厂安装了无锡地区第一台135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开始以汽轮机为原动力发电,并使得其他各厂纷纷仿效。同一年,扬州振明电气公司3台32千瓦发电机组建成发电;祝大椿、吴树棠等集资10万元在武进创办振生电灯公司。次年,振生公司的18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营,供应武进全城照明。1914年,长江巡阅使公署电灯官厂的1台40千瓦发电机组在徐州建成发电。总地说来,在这一时期,江苏从南到北都建立起数目和规模不等的电力企业,推动了江苏电力工业的迅速起步,也助推了江苏的经济发展。虽然统计的具体名称不尽相同,但是在相关的数据中同样也可以略窥江苏电力工业在这一时期逐渐起步的状况。在1912年,所谓的“电气业”工厂的数量尚为0家,1913年已有2家,1914年则为4家;职工人数也达到了35人。

  此外,造纸、火柴、水泥、化学化工等产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得江苏的工业门类进一步齐全,也使得行业发展不平均的状况有所改善。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的江苏工业以纺织、缫丝、面粉三大产业为支柱,带动机械、电力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形成了以常州、无锡、南通为代表的工业中心城市。同时,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工商界实力人物于革命后广泛地参与到各级政权中来,从而为江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政治保障。而江苏的工商业环境此时在全国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江苏工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二)交通事业的发展

  交通事业的发展也是“近代第一春”出现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主要是因为其打破了各地彼此之间隔绝封闭的状态,从而有利于突破原有的地域性小市场的限制,并进而形成全国性的大市场。

  这一时期江苏交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铁路事业上。1903年,清政府发布《铁路简明章程》,鼓励和支持国内绅商投资铁路,带来兴修铁路之风的大盛。在收回沪杭甬铁路路权运动的推动下,江苏于1906年成立了江苏省铁路公司。而1908年沪宁线的通车则成为江苏铁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该线路开通所产生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沪宁线的苏锡段于1905年试通车之后,荣德生便乘列车赴苏州办事,竟“破天荒招客午饭,来去二时”[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二辑 1895-1914年》(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第676页。]。待沪锡段全通之后,荣遂即刻乘车赴上海商议购买机器事宜,从而大大节省了时间。进入民国以后,江苏的铁路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12年2月和3月,沪宁线两次加开上海、南京间的午夜特别快车。快车于每夜12点从上海、南京两站实行对开。交通部特为此事拨出专门经费。而南京铁道协会也于1912年3月25日于南京细柳巷成立。该协会以徐应庚为会长、张大义为副会长,下设执行、评议、调查、编辑四部。其宗旨为:“指陈铁道利弊、检查铁道行政、力图铁道发达、统一铁道政策”[《南京铁道协会志盛》,1912年4月4日第七版《申报》。]。该协会为江苏乃至全国较早出现的专业性铁路组织。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包括江苏在内的全国铁路事业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虽然铁路总里程增加不多,但是铁路已开始独立发挥其作用。

  而航运业在这一时期亦有一定的发展。以江苏地区而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苏地区诞生了由华人兴办的丰和轮船公司、公茂轮船公司及戴生昌官轮船局等航运企业。但它们几乎全部悬挂外国旗帜或使用外国牌照,江苏的内河航运权基本丧失殆尽。1903年,张謇与南通、如皋两地士绅创办了通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这是江苏首家专营苏北地区航线的民族轮运企业。至1912年,该公司已拥有12艘小轮、8艘拖轮。1904年,张謇又着手组建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而其所建的两个泊位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兴建的第一个正规化的长江码头(南京地方官员此前曾于1898年筹资6万两修建了栈桥式码头一座,称官码头)。而1906年12月13日成立于镇江的江苏商船总会则是第一个属于江苏航运界自身的行业性组织,该组织的成立也是这一时期江苏航运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进入民国之后,江苏航运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航运的规模和里程不断扩大。如张謇与汤寿潜等人创办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将已延伸至泰兴口岸地区的原上海-南通航线进一步延伸到扬州霍家桥,并改称沪扬线。这条航线也成为大达公司经营的一条主要干线,被称为“小长江”线[以区别于上海-汉口的长江干线。]。而随着航线的发展,各航运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13年,已加入日本籍的戴生昌轮船局擅自将上海-苏州航线延伸到镇江,侵犯了其他轮船公司的利益。其他公司遂以联合增开新航线的办法进行抵制,终使戴生昌轮船局因亏损严重而停开上海-镇江航线。另一方面,铁路的发展也影响和冲击了江苏的航运业。沪宁和津浦两铁路通车后,南京港的客货量均被分流。而为了方便铁路对于货物的装卸和中转,交通部于1913年核准在下关兴建栈桥式码头两座。

  而除了上述的地区性大交通之外,城市内部的小交通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新型市政建设的开展上。如镇江因其商业中心西门大街地窄人稠,于1912年6月制订开辟道路、兴办商业的相关计划。拟自城内大市口起,经京江医院、十六师司令部后门、市立第七小学、红旗口、三区警察分所,向北至停车场,开辟新西门,并建设跨河大桥一座。再沿吉祥禅院、金簪桥、宝塔巷、铁道桥、山巷、曹家坡、火星庙、后小街、朝阳楼至京畿岭,与沪宁铁路镇江站连为一气。并于原旗营地方修建商场。上述计划经过进一步商榷、完善后于1912年7月开始实施,9月完成从朝阳楼一带至大市口十字街心的马路开筑工作;并拟于次年年初开始将火车站至朝阳楼一带的失修道路改筑为马路。而为解决无锡北门商业区地狭人稠的问题,锡金军政分府决定在新桥东首方凸城墙处建造新门,并定名为光复门。复又修筑新民、光复二桥,规划车马行进路线,以便利交通。

  此外,主要用于传递信息的近代通讯事业,如邮政、电话等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从而使得江苏的交通体系更趋完整。

  国内交通事业的发展从活跃资源流通的角度推动了这一时期江苏经济的进步。

  (三)金融机构的发展

  金融机构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出现“近代第一春”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为民族工业筹集、拆兑和汇通资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而银行的勃兴则为这一时期金融机构发展的典型代表。中国的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成立,其成立奠定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基础。而成立于1905年的大清户部银行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该行于1908年因户部改为度支部而改名为大清银行;又于1912年8月改组为中国银行。而交通银行则于1908年由邮传部在北京成立。这两家大型国有银行的成立为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进入民国以后,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推动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各方人士纷纷在江苏创办银行。黄膺白等人拟组建国民银行,并将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该行创办的主要目的。而江苏本地的有关人士亦自行筹办各种类型的银行以满足实际需要。如1913年初,扬州地区的盐商就曾因盐业恢复及本地七大钱庄均已歇业的缘故而欲组建一盐务银行,以方便有关汇兑业务的展开。而银行也从财政上极大地支持了革命后的各地政权。如信成银行在同盟会会员沈缦云的主持下为沪军政府垫付了大批经费,从而极大缓解了后者的财政压力。此后,时任沪军政府财政总长的沈缦云又主持创办中华实业银行,并从成立之日起即发行沪军政府的军用票。由于军用票上有沪军都督陈其美与沈缦云二人的签名,获得了无形中的政治担保;因此各界纷纷以高出票面金额许多倍的价钱进行购买,从而为沪军政府积聚了大批的资金。而银行对于政府财政巨大的支持作用也于此充分显现!江苏的其他各级政府也逐渐认识到银行的这一作用,开始以其取代各种旧式的财政机构。1912年6月,有关方面下令将苏州藩库裁撤,一切正杂款项的收支此后一律由江苏银行经办,原藩库的有关人员则部分调入江苏银行内任职。而1912年11月,苏督程德全更是命江苏银行牵头,对省内流通货币的种类、数量、总价值及各货币发行机构的准备金数等进行调查,以供统一币制之用。

  除了银行之外,传统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亦有所发展。钱庄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保持着繁荣,典当行的存放款功能虽然大大萎缩,但是其抵押放款的本业却始终保持一定的生命力。此外,民间也出现了众多从事货币存贷业务的临时性金融机构。如,苏州人汪选之、汪玉屏、张杏生于1912年8月创办小型借本所。该所专为苏州养育巷附近的贫困小本经营户而设,并在学士街财帛司堂内设立机构。其放款额为500-1000文,有铺保及家庭住址者均可前来办理贷款。贷款者须提前三日到所挂号登记,在将其相关情况调查清楚后即予放款。放款后50日内分期还款,不收利息。款项如有短缺,则由保人予以赔偿。此类机构的出现增加了这一时期金融机构的灵活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江苏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其本身也从侧面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丰厚的经济成果的获得则壮大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实力,也使他们日益重视已获得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其日后的政治态度与选择。

 
  沈缦云(1869—1915),1905年,沈缦云与无锡实业家周舜卿合资,创办了上海信成商业储蓄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商办储蓄银行。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上海活动频繁,革命党人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沈缦云的帮助和鼓励。沈缦云资助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宣传革命。沈缦云并由于右任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沈缦云在辛亥革命中倾全部精力与资财,为光复上海立下功劳。孙中山曾亲书“光复沪江之主功”匾额赠之。二次革命失败,他避居大连,联络革命志士,秘密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7月23日,被袁世凯遣人毒杀。



 
孙中山给沈缦云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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