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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书法
张静江书法
黄兴书法
张静江书法
释文：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即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款识：永华先生属，张人杰（即张静江）。
第二节 矛盾与斗争的深化和冲突
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但清政府统治的推翻则使得因革命而结合在一起的各派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新政权中的各路人马随即便围绕着权力和地位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上海尚未完全光复时，便出现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啜喧嚷，不可言论”[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974页。]的状况。南京光复伊始，各方也纷纷派人抢占各重要岗位，以致于在小小的电话局中都是“每一种职务都有三副人马”[马涯民：《南京光复见闻琐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261页。]的景象。同时，革命后南北统一格局的形成则使得各地的政权相继被归并、整合，从而在外部进一步激化了各方的矛盾。上述情形的一个直接反映便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不断的斗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各种政治案件的层出不穷。这些案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为以下几件。
（一）周、阮案
1911年11月发生的周、阮案是辛亥革命中所发生的一起前清旧官僚杀害革命党人的典型案件，也是“一起继徐锡麟、秋瑾以后，震动全国的惨案”[郭寿龄：《周实、阮式与淮安光复》，《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184页。]。
此案的被害者为革命党人周实和阮式。周实，名桂生，字实丹，号无尽，自号“山阳酒徒”。1885年生于淮安车桥镇一穷书生家庭，18岁入县学，后又入南京宁属师范学校、两江师范学校就读。1909年入南社，与柳亚子、高旭、朱少屏等过从甚密。阮式，名书麒，字梦桃，号翰轩、憨仙，别号汉宣。1889年生于淮安城内一封建大家族，就读于江北高等学校，又曾与周实共读于宁属师范学校，并曾欲与周实共创“淮南社”，以作为南社之呼应。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勋、铁良、张人骏等依然凭借南京城以作抵抗。周实欲召集城中各校学生700余人于11月7日起义，而此时，柳亚子派他回乡从事光复大业。11月3日，周实赶到淮安，与阮式共商“保淮大计”。二人召集旅宁、旅沪的回淮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共八九十人召开会议，成立学生队。周实、阮式于11月7日分别被推举为正、副队长，全队共70余人。当时清廷在当地的政权已经瘫痪，士绅们迫切希望能有人出来担当守城之责，于是便说服有关方面将学生队与官督绅办的团练合为一处。此外，学生队的枪支、弹药及晚饭、夜点等也由团练局供应，学生们均佩戴徽章、记号。周、阮二人率学生日夜奔走于城上城下，排查人员、恢复秩序，并积极组织建立淮安军政分府。 11月12日，清江各界开会，宣布成立江北都督府，举蒋雁行为江北都督。同日，蒋雁行传檄山阳县，令其反正，并邀山阳官绅赴都督署议事。清廷的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不赴会，山阳士绅推举周实等五人赴会。周实赴会期间，姚荣泽散布谣言称周实要杀害、洗劫官绅，引起有关人员对周实的忌恨。周实赴会归来后，于14日开大会宣布山阳光复。姚荣泽依旧未到，阮式遂即席指斥姚荣泽此举乃抗拒光复，语甚激烈；并抨击某些士绅的行为。此举进一步引发有关人员对周、阮的恐惧和忌恨。姚荣泽遂召集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栋及士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密议，拟定了捕杀周、阮二人的行动计划。
11月17日，何钵山出面邀请周实吃饭。午后，周实路过府学宫前，有人持姚荣泽名片请周赴学宫内议事。周进入学宫后，周域邠（一说杨建栋）发枪将周击毙。不久，阮式又从家中被绑至府学。姚荣泽命人将阮式刳腹剖胸，使阮式肝肠俱出而死。其死时，腹中尚未消化的饭粒遗弃满地。与此同时，又有二三十人手持枪械，将周实之父周鸿翥抓入山阳县班房，后押于外监。周、阮的好友周人菊、张冰连夜出逃。过了两日，镇江都督林述庆所派的北伐支队的一部人马到达淮安，闻听此事后四处缉拿凶手。姚荣泽闻讯，于当夜携款逃往南通，避居于张謇之兄张詧的家中。周父与周人菊等人此后均几经周折逃至上海。
此案引起舆论的哗然，各界要求惩办凶手姚荣泽的呼声不绝于耳。其中，周实的好友柳亚子、朱少屏联名致电同为南社成员的沪督陈其美，称“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此獠，无以谢天下”[郭寿龄：《周实、阮式与淮安光复》，《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185页。]。而姚荣泽则四处打通关系以求自保，张詧亦不让引渡。淮安学团的顾振黄率50余人赴沪请愿，被害者家属的相关文件也投向沪军都督府要求惩办姚荣泽。而上海的丁宝铨及参与杀害周、阮二人者则通电各报馆及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处为姚辩护。最终，孙中山批令江苏都督讯办此案。但当陈其美派人去提解姚荣泽时，张詧拒绝将姚交出。陈其美遂又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张詧“以为总统既批令苏都督，愈不肯（将姚荣泽）解送来申”。并强硬地表示“今民国方新，岂容此民贼汉奸，戴反正之面具，以报其私仇，杀我同志，其美不能不为人昭雪，虽粉身碎骨，有所不辞”[《沪都督请昭雪山阳志士周实丹阮式上大总统电》，《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284页。]。在陈其美等的强硬表态下，孙中山电令庄蕴宽“应将全案改归沪军都督府彻查讯办”[《孙大总统令庄蕴宽将周阮冤案移交沪军都督办理文》，《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285页。]，并命张詧“迅将姚荣泽及此案证据卷宗，克日遴派妥员解送沪军都督讯办”[《孙大总统令南通州总司令将姚荣泽及全案卷宗移沪讯办电》，《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286页。]。张詧见了电报，又迫于陈其美手中的兵权，终于将姚荣泽交出。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宁、苏双方最终达成妥协方案，设立临时合议裁判所审理此案。
1912年3月23日，周、阮案于上海南市市政厅开始进行一审。首先由书记员欧阳烈宣布开庭秩序，再由正审官陈贻范宣布关于陪审员的相关事项。随后由林行规起诉姚荣泽等杀害周、阮二人的相关情形，再由原告及被告律师对周实之父周鸿翥就有关情况进行诘问。而周鸿翥则叙述了周实自回乡创建学生团至被杀的有关经过，还兼叙了自己被捉拿的情况。二审于3月30日进行，首先对周鸿翥及证人阮保麒进行盘诘；既而由姚荣泽对有关情形予以供述。姚在供述中称当时乃是有人向其声称周、阮二人扰乱治安，故而才派杨建栋前去捉拿二人。行至魁星阁时，因有人对杨有敌对行为，故而杨将敌对者杀毙，从而造成周、阮的死亡。从而将捕杀周、阮说成是因误会而造成的事件。并且坚持声称办理周、阮二人并不为过，是为了保地方上的平安，从而将自己的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三审于3月31日举行，经法庭辩论、合议，最终判处姚荣泽死刑，于两周内执行。但此时因孙中山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及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案部分陪审员便致电袁世凯，请其免姚一死。袁予批准，特赦姚荣泽，将死刑改为终生禁锢；到承审官处又改为监禁十年，而姚实际上仅被关押了三个月便出狱。围绕着周、阮案所进行的交锋以革命党人的失败而告终。
(二)陶骏保案
1911年12月13日发生的陶骏保案是一起因革命派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而引发的惨案。此案的受害者陶骏保原籍镇江，其在福建武备学堂任教时，林述庆是该堂学生；因此，他与林述庆有师生之谊。林述庆任镇军都督后，又曾邀陶担任参谋，二人之间关系较好。从某种程度上说，陶骏保的被杀是林述庆与徐绍桢、程德全、陈其美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陶是林与这数人之间矛盾的牺牲品。
首先，林述庆与徐绍桢之间有深刻而尖锐的矛盾，这二人间的矛盾也是林述庆与上述数人间矛盾中最大的。徐绍桢原是驻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的统制，他亲手创建新军第九镇，对革命也持同情态度。而林述庆则原为第九镇十八协三十六标一营管带，属于徐绍桢的下属，且为徐绍桢一手所提拔。但是，武昌起义后，积极为革命奔走的林述庆对于徐绍桢在是否转向革命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很不满，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镇江光复前，十八协中的某些军官因故引退或去职，徐绍桢遂派原十七协统领孙铭接掌十八协。但是孙铭到达镇江后，却为林述庆的意见所吓，不敢进行相关行动。同时，林述庆还对孙铭称因相关的起义活动太迟缓，革命党人将采取不利于徐绍桢的行动。镇江光复后，林述庆又把镇江看成是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不容徐绍桢等人染指。第九镇在秣陵关起义时，徐绍桢曾命孙铭派三十五标经龙潭攻朝阳门以收策应、增援之效。然而，孙铭却因林述庆之故而无法调动军队作相关行动。后来，林述庆在得知起义军已铁定失败的消息后，才派出一个营作象征性的救援。而在第九镇起义失败后，部分溃兵逃入镇江境内，林述庆对这些溃兵则是照单全收，统统编入己部而无视徐绍桢的存在。未几，江浙联军组建，徐绍桢出任总司令，林述庆又表示不能认同此决定，后在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此后，联军司令部在镇江开了几次军事会议，讨论攻宁方略，林、徐二人经常在意见上大起冲突。徐绍桢深感如此下去难以统带联军，要求辞职；设于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中亦有人主张改任程德全为联军总司令。林述庆闻讯后又立即要陶骏保催促程德全速来就职，以求立即将徐绍桢赶走。后因程德全坚决推辞及上海方面的大力挽留，徐绍桢打消辞职念头，但是林、徐二人之间的关系却进一步恶化，几同水火。而在攻克南京之后，林述庆抢占两江总督公署，自称江宁临时都督；而徐绍桢也于此时迫不及待地命部属推举其为苏军都督。林、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趋于表面化和公开化。
其次，林述庆与程德全之间也有矛盾。镇江军政府成立时，程德全曾以江苏都督的身份命林述庆受其节制。林述庆则大骂程德全为衰朽无能之辈，并自称镇江都督。在徐绍桢坚辞联军总司令的风波中，林述庆又欲借程德全之手除去徐绍桢。而在南京光复之后，林述庆又和以程德全为首的旧官僚和立宪派大起冲突，后在宋教仁的调停下才将宁军都督的印信交与程德全，但是却为此与程产生芥蒂！
最后，林述庆还与陈其美有矛盾。导致双方矛盾的主要原因是陈其美在听说林述庆与程德全等在南京产生冲突时，便派宋教仁前去调停，要求林述庆服从统一全省军政的大局，取消江宁临时都督，由程德全任江苏都督。但是，另一方面，陈其美却又以上海地方紧要，不可无大员镇守为由，继续在上海保留沪军都督一职并由自己担任，又完全不提统一全省军政的“大局”了。如此的双重标准，自然令林述庆大为不满，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上述矛盾的产生，除了和有关人员的阶级、阶层属性和各自的具体利益不同有关之外，还和其各自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关。具体到林述庆来说，其与徐绍桢、程德全的矛盾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处理问题时过于激烈，做出挑衅性的行为所致。而与陈其美的矛盾则是因陈其美在同一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而产生的。在这些矛盾中，陶骏保于其中照应、调和，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陶在调和林、徐之间矛盾时对林述庆有所袒护。他一方面劝林述庆以北伐避开陈其美的锋芒；同时又通电全国，要求陈其美将沪军都督予以取消，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此举无异于直接揭开了陈其美的疮疤，也使陈其美最终决定对林、陶二人痛下杀手。
1911年12月13日，徐绍桢密会陈其美，随后即以讨论进军北京问题为名将陶骏保骗至沪军都督府，陶一进门后即遭卫兵捆绑。陶大肆咆哮，要求面见陈其美。随即，卫兵奉陈其美之命，将陶骏保枪杀于二门口。同时，陈其美等又派人往三泰旅馆捉拿林述庆，林事先得陶骏保车夫报告而逃脱。在陈其美等事后公布的晓谕中，给陶骏保安上了截留攻宁弹药等罪名。称陶骏保“前于联军会攻江宁时，所有沪江解赴前敌军用弹械，胆敢妄肆意见，私自截留，致张贼未能即除，民军颇受影响，东南大局几被贻误”，此后“一味营私，拥兵自卫，不放联军入城。占据各要隘，通电各处，捏报军功，几酿大变”[陈其美：《枪毙陶骏保告示》，《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75页。]，近来又“混至沪上，广布谣言，煽惑人心”[程德全、陈其美：《程德全、陈其美为枪毙陶骏保事电告联军各军长官》，《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376页。]。1912年3月，陶骏保之兄陶逊曾就这些罪名向陈其美提出9大质问事项，要求陈其美“开明见咨，无所隐讳”[陶逊：《陶逊质问陈都督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968页。]，陈其美无可置辩。1912年5月25日，镇江各界数千人举行集会，推举殷宗渠等二十九人致电大总统，要求为陶骏保昭雪。1912年8月，陶骏保亲属以陈其美“已交卸沪军，正可相见法庭”为名而提起诉讼。而陈其美则坚称当初是“为维持大局起见，无丝毫私意行为”[《陶骏保案将次起诉》，1912年8月22日第6版《申报》。]。1912年10月23日，国务院和大总统袁世凯批令按照阵亡将士的规格抚恤陶骏保，并为其建立专祠。
陶骏保之死虽然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革命派与旧官僚、立宪派及革命派内部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但是，从过程上说，陶骏保是直接死于同为革命党人的陈其美之手。这一事实使得革命派的信誉和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同志间并肩作战的友谊被赤裸裸的杀戮所无情撕碎。而陈其美这种以暴力手段来处理同志间矛盾的做法则使得革命派的内部力量被进一步分化。
(三)陈大复案
1911年11月，常州光复之后成立了常州军政分府。军政分府成立约两个月后，司令何键因为处理不好与地方舆论之间的关系而被调往省里，由常州地方人士推举赵乐群接任。
赵乐群原籍江西南昌，毕业于江苏陆师学堂炮兵科；精通拳术，善于进行暴烈的政治运动。常州光复前，常州府中学堂为举行省立中学联合运动会而聘赵为临时指导员，后赵任该校的兵操教员。此后，赵又曾在光复南京的天堡城炮战中立有战功。
当时常州军政分府中的许多职务都由府中学堂的有关人员担任。其中，担任军械官的为陈大复。军政分府成立初期，并没有任何武器装备，于是便向府中学堂借用了原供操练兵操之用的枪120支。由于原本是供兵操之用，所以这些枪都没有子弹，且式样陈旧、使用起来颇觉笨重。因而这些枪支仅是充门面而已。后来，陈大复在松江时，看见提督署有数千枚快枪子弹，但暂时无枪；于是赵乐群便请陈大复赴松江将这批子弹借来试用。在办理借用子弹的有关事宜时，陈大复又称松江方面正向德国购买枪支。正为府中学堂那些老式枪支所苦的赵乐群于是便派陈大复赴上海，以求与松江方面协同购枪。因枪支自德国运来需要时日，故尚未及成交，赵乐群又派粟养龄、苏暲赴沪购枪。在购枪过程中，粟养龄借机在上海寻欢作乐，陈大复经常对其严词规劝，故招来粟养龄忌恨！此后，粟便经常在赵乐群面前对陈大复造谣中伤，陈被迫辞去在军政分府的职务，重新回府中学堂任教。
1912年3月，所购枪支从德国运到，并且全部如数交付。赵乐群便将所借的旧枪归还给府中学堂，但已经损坏20支。3月19日，因认为军政分府所购新枪已到，赵乐群便准备于当日送一批往府中学堂以补偿被损坏的那20支旧枪。于是赵便在当晚前往府中学堂。当时学堂监督屠寄宽正与刘百能、陈大复等7人饮酒。刘百能在席间大讲常州军队如何腐败，赵乐群闻言便与之争论，互不相让。在争论中，刘百能流露出恐因争执而导致兵事再兴之意，陈大复便声称大不了再围攻一次中学堂。赵乐群闻听此言大怒，怒称陈大复在赴沪购枪时侵吞军饷。于是赵令随身卫兵退出，并且自己随后也走出正门。然后又复入内，抽出指挥刀击打桌子，喝令抓捕陈大复，违令者斩！令下之后，屋内屋外之人一齐涌上，当场将陈大复拖出。屠寄宽苦苦为陈大复求情，并称愿意倾家荡产将陈赎回。赵不为所动，下令将陈大复捆绑回军政分府，并任粟养龄为临时执法官。粟不经任何讯问，命卫队长傅长道将陈大复杀死。次日，粟养龄命人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称陈大复因在赴沪购枪时侵吞款项而被枪决。
陈大复在赴沪购枪时处处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以求节省开支。其在购枪过程中所犯过失仅仅是因不识行情而向中间人支付了150两佣金而已。称陈大复借购枪侵吞款项完全是赵、粟二人为泄私愤而捏造的无端之辞。因此，陈大复案一发，舆论便为之哗然！常州胡敦复致电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要求其为陈大复主持公道。常州府中学堂屠寄宽等人联名具呈江苏都督府，要求为陈大复平反昭雪。陈大复家乡的浦东中学的全体师生和松江地方人士也函电有关方面进行声援。江宁、常州的军界也对赵乐群发出控告。
在此情形下，陆军部派司法官杨纪宇、科长刘文锦于3月31日抵达苏州，准备开特别军事法庭会审此案。江苏都督庄蕴宽致电赵乐群，令其速到苏州来陪审。法庭原本于4月1日下午一时开审。而在此日中午十二时，却接到赵乐群的复电，称近日有逃兵窜入常州境内，且巢湖帮匪又在蠢蠢欲动，因此导致治安情形恶化，不能亲自来苏，而改为于4月2日派代表来苏州陪审。至2日中午12时，赵乐群及其所派之代表均未到，于是有关人员先至都督府二堂开庭审判。等到下午五时，赵乐群所派之代表终于到达苏州。代表共两人，一为赵乐群所聘的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江西省参议员华实；另一人为苏暲，而实际上来得也并非是苏暲本人，而是苏暲自己所派的代表。此种状况，已足可证明赵乐群对于参加陪审的态度！由于赵本人不来亲自对质，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判决；即使对其作缺席判决，也无法作实际执行。故而庄蕴宽又派军政司军法科科长彭锡范赴常州相机拿办赵乐群。而彭到常州后，赵乐群便大张军威以显示其武力，致使彭无功而返。此时马相伯主张派兵强行攻打常州，庄蕴宽又怕因此为害乡里，于是又暗中委派赵乐群手下的营长陈道行秘密捉拿赵乐群，并向其许诺称如成功便令陈取赵而代之。陈道行奉令后，秘密调动军队。然而，事机不秘，相关情形为苏暲所得知。赵乐群闻讯派兵包围陈道行住宅，双方就此相持对峙开来。常州居民因此纷纷离乡赴沪避难，事态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庄蕴宽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此时已为南京留守府留守的黄兴。黄兴派中校参谋汤心存至常州活动，汤凭借同学关系建议赵乐群赴南京投靠黄兴求得自保。赵听信其言，赴南京拜谒黄兴，当即被关入陆军监狱，粟养龄亦被逮捕押往南京。
4月25、25日，南京留守府开特别军事法庭。军法局局长陈登山，第3军军长王芝祥，第26师师长杜淮川、刘毅等任审判官。宪兵营营长成国屏、苏州方面的军法科科长彭锡范任检察。在屠元博、苏暲及参与购枪的洋行有关人员等的作证下，赵乐群只得认罪，于5月12日被判处死刑。而在此前于4月2日在江苏都督府所作的会审中，已经根据粟养龄亲笔所书的军械处购办函件等证据确定了粟养龄的罪状。粟也最终于5月12日被判处有期徒刑。6月24日，赵乐群被处决。当日，赵乐群在进晚餐时尚不知自己将被处决，闻讯后还曾奋力抗争以求逃脱。在行刑时，为防赵乐群逃脱，特地调集100余人环绕于赵乐群四周；巡警局前后的各主要道口也派驻了重兵。赵死后，汤心存接替其任常州军政分府司令。
陈大复案是一起事实及责任都较为清楚的案件。但抓捕有关罪犯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江苏各地光复之后实力派人物拥兵自重、政出多门的事实。
（四）“洗程会”事件
“洗程会”事件是民国元年因陈其美等密谋驱除程德全，并拥陈其美任江苏都督之职而引发的一次政治清洗事件。而此事之所以能够发生，从根源上说，与苏州光复前后的形势有关。
在苏州光复前夕，围绕着如何进行苏州光复大致存在着两股力量。一股以沈恩孚等开明士绅为代表，希望通过劝说程德全的方式实现和平光复。而另一股则以同盟会员柳成烈为首，他们与上海的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陈其美有联系，希望通过运动驻苏州的新军第45、46标士兵的办法来实现武装光复。这股力量中，以程宏、徐国华、吴康寿、蒯际唐、蒯佐同兄弟等最为活跃，而联系新军的工作则通过同盟会员朱葆诚的关系进行。在苏州光复前，程德全对这些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也有所耳闻，故而特地向清江防总督张勋要求从南京调江防第三营至苏州以作防范之用。而苏州光复之初，江防三营官兵态度强硬，拒绝剪辫子。程德全对此有所纵容，从而引起柳成烈等人对程的不满与猜忌。
而此时，在全省范围中，陈其美在上海成立了都督府，镇江与苏北地区也有都督府，各地政出多门，直接导致江苏军政府的经费来源产生巨大困难。程德全欲成立江苏省银行，并发行新钞票以解决经费问题，但该计划因无准备金而落空。于是程德全便退而求其次，计划成立筹饷局。同时，程欲借此机会缓和与柳成烈等人的矛盾，于是便任命蒯际唐主办筹饷局，柳承烈予以协助。同时，程又任命其幕僚卢鹿苹为筹饷局总办，以确保所筹得的款项掌握在自己手中。
此后，由于苏、浙、沪三地组织联军会攻南京，中部同盟会便命柳成烈在苏州招兵，组建北伐先锋队，程宏、吴康寿、朱葆诚等也参与此事。先锋队组成后，由朱葆诚统带。但他却将先锋队编入洪承典所统率的沪军中参与作战。南京光复后，代理江苏都督庄蕴宽将先锋队一营半的兵力调回苏州，并在当地招募、补充人马。既而，这支队伍迅速在苏州扩充成三个营，改名为先锋团，朱葆诚任团长；吴康寿、钱伯威、吴炳生分任各营营长。于是，先锋团实际上成了一支听命于沪督陈其美，却驻扎于苏州的武装力量。
在南京光复之后，镇江、扬州、清江浦等地的都督先后取消，当时全省主要保留的为驻于苏州的江苏都督。而由于上海当时属江苏管辖，故而上海都督也应予以撤销，相关事务亦应由江苏都督负责处理。但陈其美称上海乃五方杂处、华洋交汇的中外重镇，必须设立都督不可，从而使得其沪军都督的职务得以保留。但是，陈其美却还想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谋夺对江苏其他地区的控制权，当上江苏都督。而程德全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曾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而庄蕴宽则被任命为江苏都督。但是程德全不愿离开其长期经营的苏州，遂以退为进，躲入上海租界称病不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程德全的亲信应德宏制造阊门兵变，为程德全重任江苏都督制造舆论。1912年4月，袁世凯任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程“回归”成功。而此事则被陈其美等人视为旧势力的回潮和影响陈入主江苏的极大障碍，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斗争一触即发。
而此时江防三营依然没有撤离苏州，并对苏州地方多有骚扰，引起当地人士的不满。于是，柳承烈、蒯际唐等在陈其美的指示下，准备抓住此机会统率先锋团，联合第46标将江防营缴械，并将当时驻扎于苏州的另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巡防营三营消灭，再进而赶程德全下台，迎陈其美来苏。而这时，程宏和江防营的一个军官发生冲突并被对方刺伤，双方约好日期，再作决斗。程宏等认为可借此机会联络第46标，在决斗之日消灭江防营。但第46标军官认为既然已约定决斗日期，江防营必有防备，若因此不能迅速解决江防营，巡防营三营再来相助江防营，则必造成混战之势，故而拒绝了此建议。于是，一场决斗因此取消，但由此而生的谣言则引起程德全的注意。
到了1912年初夏，江防营已撤出苏州，程德全在苏州可依赖的武装力量仅剩巡防营三营。柳成烈等人认为倒程时机成熟，便与陈其美频繁就有关事宜进行联系。在取得参与此事的有关方面的同意后，吴康寿、吴炳生、徐国华等人与陈其美及第46标派来的代表在虎丘的“拥翠山庄”开会。会议主要讨论行动步骤和组织名称。一开始想定组织名为“选陈会”，意为选举陈其美任江苏都督。但既而又认为只有先倒程，才可再拥陈。因此将组织名最终定为“洗程会”，意为清洗程德全。拟定的行动计划为：由陈其美预备一批军火，用小轮船运至苏州，然后由第46标配合先锋团予以发难，事成后由陈其美兼任江苏都督。
然而，几天后，陈其美的军火仍未运来，“洗程会”的情况却为卢鹿萍所掌握。卢向程德全告知有关情形，程为一网打尽，先按兵不动，命商团监视有关人员。5月31日晚，程德全发布戒严令，兵分两路，发动突袭。一路杀奔蒯家，当场捕获蒯际唐、蒯佐同、程宏三人。柳成烈则趴在蒯家屋顶上三天三夜，从而得以逃脱。另一路则将先锋团包围缴械，并在瓣莲巷捕获吴康寿,又在其家中搜出洋枪数十杆及大批子弹。程德全连夜开审，蒯氏兄弟等对有关事实供认不讳。6月1日，程德全于军政府东首的督练公所院内枪毙蒯氏兄弟，拘捕其母亲，查封其家产。而在6月1日的行动中,并未抓获吴炳生。吴逃脱之后，以为已无事，于6月2日赴军政司谒见程德全，被程德全下令当场拿下并交卫队看管收押。6月4日，判处朱葆诚、吴炳生永远监禁，并秘密处决吴康寿、程宏。随后，程德全又命人对先遣队第一、二营发放一个月的恩饷，收缴其军械，予以遣散！而在宣布有关人员的罪状时，则将“洗程会”之名改为“洗城会”，以掩盖在事件背后存在派系斗争的事实，也欲以此为程德全的行动进行一番合理的解释。而几个月后，朱葆诚被黄兴释放出狱，但未几又为程德全逮捕，枪毙于军政府前照壁下。而在此事件中幸存得脱的柳成烈于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回苏州活动，被孙传芳发现并予以秘密处决。
“洗程会”事件一方面是陈其美谋夺江苏都督之位的权力斗争的产物，但同时也可视为在苏州地区的革命势力与开明官僚立宪派势力之间冲突的剧烈表现。这一事件的结果似乎也在无形中预示着革命派与开明官僚立宪派之间合作的结束。
长期以来，程德全因其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而被指责为残杀革命志士。诚然，程德全在此事件中的做法有些过于严苛，其行为也反映出欲借此事件清洗反对力量的目的。但是，程的行为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光复后苏州地区的稳定，符合了时人大乱之后求大治的心理；特别是其将“洗程会”改称为“洗城会”的做法既掩盖了这一事件中派系斗争的事实，同时又对其的行动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在当时颇得百姓的好感，以致“当时苏州人还以为程德全为人民做了一桩好事”[胡觉民：《苏州光复和程德全》，《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第57页。]。这也是导致程德全在此事件中得以胜出，并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宋教仁案
1913年3月20日晚，刚刚率领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由上海火车站乘车赴京时，被预伏在车站站台的杀手武士英用枪击中腰部。22日凌晨，宋教仁因伤势过重而逝世。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宋教仁案。该案在当时便是一起全国性的大案，引起了各方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多年来，史学界对此案已论述颇详，故而本书在此便不对此案作过多叙述。但由于此案发生在当时属于江苏管辖的上海，因此其对于江苏局势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案件发生后，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亲自主持了缉捕凶手等一系列工作，并对案件真相的揭示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虽然经历了“洗程会”事件的巨大冲击，但以程德全为代表的开明官僚势力此时依然保持着与革命党人之间的某种合作关系。此后，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激进思潮日盛，主张武力解决宋案者逐渐占据上风，程德全等与革命党人也就渐行渐远，并最终与其分道扬镳。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宋教仁案促进了当时江苏各势力之间的进一步分化。而围绕着追寻案件真相而展开的反复较量则最终导致了南北之间矛盾的总爆发。
（六）徐宝山案
宋教仁案发生后，江苏地区的革命党人决计通过再次北伐的方式，以武力解决与袁世凯之间的争端。因此，紧临南京，扼守南北要冲的江北重镇扬州便成为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而当时实际控制扬州的是会党出身的徐宝山，双方都对徐宝山进行争取，并最终导致了徐宝山的被刺身亡。
盐枭出身的徐宝山早年间通过接受清两江总督刘坤一招安的方式而归顺了政府，完成了自身的合法化转换。在辛亥镇江光复中，徐宝山在利益的前提下与革命党人展开合作；随后又在革命党人林述庆、李竟成的允许下，赴扬州镇压了孙天生的起义，并进而得以成为扬州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因此，革命党人一度认为可以在新形势下继续与徐宝山进行合作，黄兴便曾经派王芝祥赴扬州劝徐宝山加入同盟会。
而袁世凯也深知徐宝山的归附与否对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袁世凯也从各个方面对徐宝山加以拉拢，以期将扬州变为攻击革命党的前沿阵地。他拨款25万元，对徐予以最为实际的经济支持；同时又令上海制造局总理陈洛书和德州北洋制造局总办魏允恭将大批军火送往扬州，直接对徐进行武装。
而徐宝山则深知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来之不易，一直想对其予以保存和壮大。他曾经发起过社团改进会，以图将自己的组织改造为现代政党，但收效甚微。但是，宋教仁案后迅速发展的局势，使其得以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之间周旋，并且观察时机，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相比于革命党人而言，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在各个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其可以提供革命党人所不具备的诸多物质条件。对于帮会出身的徐宝山来说，这无疑是更具有诱惑力的。加之革命党人一度将徐宝山列为暗杀对象，并派同盟会会员章梓在徐宝山手下任师长，以监视其行动。因此，徐宝山最终选择倒向袁世凯。他不但拒绝了黄兴邀其加入同盟会的请求，更于1913年5月21日扣留了革命党人运往清江前线的军火。这直接导致了革命党人决定以武力除去徐宝山，扫除北伐的障碍。
1913年春,酷爱古董的徐宝山托古董商吴慕贤与艾玉才携款赴沪购买“美人芰”花瓶一只。与陈其美过从甚密的张静江此时正在上海经营“上海通运公司”，做古董生意。吴、艾二人又恰好向张静江求购花瓶，事情遂为陈其美得知，并予以关注。吴、艾二人后得知某商人手中有此花瓶一只，便写信告知徐宝山。而送信的茶房却将信遗失在柜台上，并为陈其美派出的暗探得到。陈其美认为有机可乘，便与张静江和精于暗杀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展开策划。由黄复生将一炸弹放在古董盒内，并布好机关，使炸弹可随古董盒钥匙的开启而爆炸。又冒充艾玉才的笔迹给徐宝山写信，称得到一上好铜器，先将实物送徐过目，然后再议价钱。布置停当后，派一操浙江口音的少年将信和古董盒送往扬州。徐的差弁高镇清在得到古董盒后即将其放置于徐的书房内。5月24日清晨八时，徐到书房观看“古董”，其手下以盒内东西贵重，不敢用力开盒。徐便喝退左右，亲自开盒。他用腹部抵住盒子，并用力将盒盖打开，顿时浓烟大起，炸弹爆发，并洞穿徐宝山肠腹，徐当即血肉横飞，立时毙命。
张静江夫妇
张静江（18771950），原名张增澄，又名张人杰，别号饮光、卧禅，浙江南浔人。曾任驻法使馆商务参赞、与孙中山识后，赞助革命。与吴稚晖、蔡元培等等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1906年入同盟会。捐助巨资赞助辛亥革命、缓解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紧张。后曾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在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
徐宝山死后，袁世凯立即电令由徐宝山之弟徐宝珍暂代其兄的职务，并加发军饷以稳定军心。随即又对徐宝山按上将标准治丧，并从优抚恤。同时，袁又下令各地对革命党人严加防范，并积极调兵遣将，免除国民党员所担任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的职务。
通过徐宝山案，革命党人消除了其武力讨袁的一个重要障碍；但也将与袁世凯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此案也向外界明确宣布了革命党人武力讨袁的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党人与江苏其他力量之间的分化，使得彼此之间在江苏的合作局面趋于结束。而革命党人与徐宝山的分合也成为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以上叙述了这一时期发生于江苏的几起主要政治案件。从案件当事各方的角度看，除了周、阮案属于革命势力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宋教仁案属于革命势力与袁世凯集团之间的冲突之外，其他案件都是属于革命派自身，或革命派与曾经的同盟者开明官僚及立宪派之间的斗争。这些在革命前夕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却在革命后展开了如此残酷的大搏杀，其原因足以令人深思。除了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若干具体因素之外，转型社会的特殊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革命之后，作为旧权威的皇帝已被推翻，新的权威却迟迟未能树立。同时，身为民主先行者的革命党人同时又是对西方政治的运作方式了解未深者。对于如何组建现代化的政党，如何通过法制化的游戏规则解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纠纷几乎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只有更多地从传统中找资源，甚至利用会党的组织方式来建构革命的团体，并由此多少沾染了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分子所具有的崇尚暴力、不择手段等不良习气。因此，当面对争端时，他们也往往是用极端而非平和、暴力而非协商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这样做的后果只能使革命派日益受到孤立，从而被全社会所抛弃。具体到上述案件来看，革命派的力量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损失。
二、命运依旧的民变
江苏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种发达包括了农业、工商业等多个产业部门在内。而这里所指的农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土地租佃关系下的农业，因此这种农业的发达所伴随着的必然是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的高度发展和地主对农民剥削的极度严酷。因此，在发达的农业经济存在的同时，还有那此起彼伏的民变与之相始终。辛亥革命前夕，江苏地区就已经多次因阶级矛盾尖锐而爆发农民斗争，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11年所爆发的常昭闹荒事件。这一年，苏南地区大水，常熟、昭文二县发生了农民抢米风潮。农民们先是借荒抢米，然后发展到舍米劫财，最终演变成一定规模的暴动，持续近两个月，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荡和不安。当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辛亥革命前夕的这些民变虽然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冲击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从总的角度来说，这些民变更是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为资产阶级通过辛亥革命而取得政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对民变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并且加以利用之，这主要是由他们所处的在野者和革命者的位置所决定的。但是，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者之后，他们对民变的态度就为之一变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往往和地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直接是由地主转化而来。而从实际层面上说，掌握和控制基层政权的则是和地主关系相对更为密切的立宪派和旧官僚。
因此，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那种反对地主剥削的民变会直接冲击到他们的利益，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虽然这些作用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但那时资产阶级是作为现行社会制度的“反叛者”而出现的，这些作用在那时对于他们来说还只是因控制不当而带来的“副产品”。而在取得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和农民所面对的共同敌人已经消失了，资产阶级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就必然不能允许新的“反叛者”继自己而起。在这个时候，这些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将会带来他们切身利益的损失。而决定政治策略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利益二字，所以，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必然要对此类民变举起屠刀。同时，各地新政权在初建期所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压力则从实际层面迫使他们不敢贸然地对旧有的制度开刀，以致自断生存之路。以江苏为例，江苏都督程德全在1912年初即颁布了劝民众继续完粮纳租的示谕，声称“如抗租不还，各业户应完之粮因之虚悬，准由各业户禀经该管衙门按户提案押追以凭照例严办。如有聚众抗租或竟持械横行，既属有意破坏治安，必非安分良民。本都督惟有按照军律从事”[《程都督劝民完粮纳租之示谕》，1912年1月6日第一张后幅第四版《申报》。]而在庄蕴宽继任江苏都督之后，则进一步重申了纳粮交租的有关规定，并且还声称对持械抗租者要按军律惩办。因此，辛亥革命后的民变依然将面临着被镇压的命运。但是，各地农民依然在革命余温的影响下发动了一系列聚众抗租的民变。其中演成较大规模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有以下三起:
(一)昆山抗租风潮
昆山光复后不久,在昆山东南方与青浦的朱家角相接壤的杨湘泾地方发生了一次抗租风潮。风潮最早孕育于1911年秋，当时杨湘泾一带雨水泛滥，导致江水暴涨，庄家尽被淹毁。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朱家角等地张贴免租免粮的告示，从而激发起农民们巨大的热情。杨湘泾的农民看了告示之后也同样高兴，并且遵照告示所说不向地主交租交粮。但是，直接管理昆山地方的昆山民政长方还执行着苏督程德全关于继续交租交粮的相关命令，杨湘泾的地主也依仗着当局的支持继续逼迫农民交租交粮，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
上海朱家角小镇
而此次风潮中陈其美关于减租减粮的告示在昆山的实际境遇则似乎在无形中揭示着陈其美与程德全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二）丝渔港风潮
1911年，通州任家港、姚港、芦泾港、天生港四港人民组织通县江岸保坍会，并推举人员、拟定章程，以便联络有关团体保全江坍。后江岸保坍会集合四港人民在庙港事务所开会讨论借款筑楗的有关事宜。而丝渔港、捕渔港、大小李家港等地也担心江坍成患，故而来自这些地区的江锬、汤书堂、左茂林也要求加入筹款筑楗的提案内。并且，他们还提出了相关的筹款措施：将田亩分为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两种，直接受益的每亩每年交费四元；间接受益的每亩每年交费两元，费用由田主和佃户共摊。并且以二十年为预定期限。此消息传出后，业主和佃户均大为反对。于是，朱天荣、夏昆五、林九、张太等邀集乡民等起义，以反对最为激烈的林门家作大本营。并且仿照政权中的职官名称，朱天荣自称总司令、夏昆五自称军政长、林门自称财政长。各处乡民纷纷前来附集，还打造大刀、标枪等兵器，于各处张贴广告，以“自由则善”、“自由则君”的口号发动民众。通州军政分府派出中央队一二十人驻扎于五接桥以作震慑，林九亦聚集数百乡民以示威，并且杀死对其进行阻拦的左红馥。中央队见状不敢久留，撤回通州城，乡民遂将五接桥焚毁。未及，通州方面派出大兵前来弹压，先战于李家港、再战于云台山，朱天荣一度率人打毁汤书堂等人住宅，占领五接桥至丝渔港一带的地区。通州方面此后又加派人马前来攻击，而起义乡民方面，包文彩变节，以卤水将火药灌湿以致土炮燃放不着。最终，林门家被攻破，朱天荣、夏昆五、林九等泅水远遁。通州方面则传集圩总、甲长等人员宣布停收保坍的相关费用。业主和佃户认为目的已达到，逐告散去。
(三)千人会起义
爆发于无锡、江阴、常熟三县边区的千人会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江苏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众起义。
1911年夏，苏南地区普降大雨，而官绅地主却借机囤积大量粮食，以求以高价出售，由此而引发了许多地区的农民抢米风潮，某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了与军队相冲突的程度。这为起义的爆发酝酿了最初的斗争基础。
未几，武昌起义爆发，无锡、江阴、常熟三县也相继光复。消息传来后，相关地区的农民将此看作是摆脱封建剥削的大好机会，很多地方发生聚众抗租的风潮。但是，三地建立的新政权大部分被相对稳健且与地主联系更为密切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掌握，而相对激进的，与同盟会组织有较密切联系者则多数被排除于三县新政权之外。新政权的控制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地方上的稳定而主要采取了压制农民抗租斗争的措施，从而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现实的斗争基础。
而千人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则为这次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组织基础。千人会组织是在孙二、孙三兄弟及私塾先生樊文涛的组织下建立的，其成员主要为农民。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后，上述三人开始在三县边区组织建立千人会，他们用传贴聚众的方式，召集大家在无锡县港下镇的一处破庙内集会，以杀猪、喝血酒的形式来结盟。该会以“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作为其宗旨。欲入会者只需出酒饭钱三百文，并且写下姓名即可。三县光复的前夜，千人会组织已经在无锡、江阴境内出现，并几乎在三县光复的同时发展到了常熟。而在常熟发展千人会的主要是王庄农民周天宝，他在王庄附近的苏庄聚众结盟，斗争矛头指向王庄本地的一帮恶霸与地主。
千人会领导的抗租斗争，一开始是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农民提出除代地主缴纳漕赋之外，还可再向地主支付少量地租。但地主将此建议拒绝，欲一律按照九折征收地租。谈判因此破裂，农民决定进行武装斗争。
而就在农民们欲发动武装斗争的前夕，地主王品南和宋济生抢先一步到常熟城报官，逮捕了地保沈效民，从他口中审问出王庄千人会领导人的姓名。1912年1月15日夜，常熟军警秘密下乡逮捕了周天宝。此事件成为诱发起义的导火索，为了援救周天宝，千人会于1月16日清晨发动了攻打王庄的斗争。当日一早，大批农民手拿锄头、钉耙等器物杀向王庄，活捉了王品南的外甥程老敬，欲以之换回周天宝。随后，农民们又捣毁了王品南家的住房及里面的家具，还打烂了宋济生的京货店。随后，无锡和江阴的千人会成员也赶来助阵，并打出“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字样，又在城隍庙成立临时司令部，张贴孙二、孙三和樊文涛联合署名的布告。第二天，他们又捣毁了王庄境内最大的业户须义庄，须义庄的头目须纪常逃往别处。
而王品南等一方面派人与起义农民进行交涉，以求拖延时间，延缓程老敬的生命；另一方面向常熟方面告急。而须纪常也向无锡军政分府求援。常熟方面派军警头目钱老三带领几条枪船赶到王庄一带，而无锡军政分府的秦毓鎏则更是派出装备了新式武器的锡军赶到距王庄不远的张泾桥。1月18日，钱老三率部首先杀入王庄。千人会方面措不及防，成员亦开始乱作一团，并有所死伤。而政府军方面则发动进一步攻势，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只得率众退往无锡境内。随后锡军也攻入王庄，江阴方面亦派兵助阵，并作大肆搜杀之举。周天宝最终被杀死，孙二、孙三和樊文涛逃亡，有关方面在王庄驻兵两个多月后才告撤出。
在将起义镇压之后，有关方面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后续工作。对逃亡的孙二、孙三和樊文涛3人“悬赏缉拿，务获究办”[《锡金军政分府总理处告示.第九十九号》，《锡金军政分府档案选刊》，《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第138页。]，将参与王庄起义的其他人员移交审判厅讯办。并发布通告，声称粮户“务应月内赶紧将租米还清”，若再“执迷不悟”，则“日后兵临该境，株连逮捕，自罹法网”[《民政、司法会衔告戒抗粮租示》，《锡金军政分府档案选刊》，《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中华书局，1997，第113页。]。从而使得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更为变本加厉，其生存环境也进一步恶化。
在革命来临时，农民们从减少乃至取消租赋等实际需求考虑而支持了革命，但革命后的现状却与其所期待者相去甚远。尤其是当政者在革命后毫不犹豫地对民变实行了镇压。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社会并未在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疾风暴雨的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之外，依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
三、此起彼伏的兵变
江苏各地光复以来，大批军队聚集于江苏各处。其中，作为当时江苏两个主要政治中心的苏州和南京所聚集的军队人数尤其众多。这些军队人员构成复杂，兵官中江苏本土人员与外来人员、新入伍者与入伍多年者混杂，复杂零散而无军纪。此外，在光复进行时及光复以后，江苏各地政权借机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大肆招兵，由此又进一步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是使得大批的流氓、地痞、土匪混入军队，使得军纪更加败坏。其二便是使得军队人数恶性膨胀，造成财政无力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军饷时常被拖欠，甚至造成了“一邑之赋税且不足以饷一邑之军士。至语及都会之饷需，则更掉头而不顾矣”[《程都督劝民完粮纳租之示谕》，1912年1月6日第一张后幅第四版《申报》。]的情况。以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军队中兵变的发生，使得社会局势更加动荡，并进一步带来了某些具体的政治变化。这些兵变中规模较大且较具有代表性的为阊门兵变和南京兵变。
（一）阊门兵变
苏州光复后，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亦是大肆招兵以扩充自身武力，连前清时从南京调来的江防三营也被编入其中。由此造成了苏军的良莠混杂、军纪败坏，为兵变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1912年3月25日，苏军第9旅从安徽寿州前线调回苏州，暂时驻扎于城外。带队官长允许这些士兵放假数日以作休整，苏州当地官员也发动各界人士为他们开欢迎会以接风洗尘。但部分士兵艳羡苏州的繁华、富庶，想借机劫掠财物以供日后享用。此外，第九旅中部分士兵原是江防营中人，而江防营则曾因不肯剪辫子而与新军发生冲突。由此便使得兵变前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
1912年3月27日晚，苏州阊门外马路的大观春仙戏园正在开演夜戏。突然，来了苏军第46标的士兵多人，他们到了戏园后，不由分说便纷纷占据位置上好的正座，且不愿出钱购票，因此而产生了争执与打闹。未几，临时宪兵及巡警赶来弹压，引起抢座士兵的不满，遂一举将戏园捣毁，民众见状纷纷予以躲避。随后，各处营兵开始聚集，起初不过百余人，加上稍后的附和者也不过四百余人。但由于宪兵和警察见士兵来势汹汹，不敢继续予以弹压，而是躲入店铺等处，因此造成参与兵变者愈来愈多，事态进一步扩大。兵变者四处施放排枪，分成三路对自阊门越城至山塘南濠渡僧桥上下两塘大街一带实施挨户抢劫。炮营的部分营官也被士兵逼迫着协同出外参与抢劫。从阊门到山塘一带共有一千余户遭抢，每户入内抢劫者从四五人至七八人不等，个个手持刀枪。抢劫者以“同胞”二字为号，抢劫时在被抢劫者门外放枪，大呼“同胞开门”，再复以枪柄击门；抢劫完毕后再放数枪即作鸟兽散。苏台、惠中两大旅馆中房客的行李也全被抢去，有数位省议会议员在逃命途中衣服几乎被流氓扒光，仅剩下小褂等贴身衣物。兵变发生后，苏州至上海的电线亦被切断，一时间消息不通，苏州成为一座混乱的孤城。到次日黎明，各户的钱财基本被抢劫一空，流民、土匪、乞丐等又来进行二次洗劫。经事后统计，当夜共有320余个店家遭劫，直接经济损失达70余万银元。
兵变发生后，苏州各界大为震惊和恐慌，称此事“几酿第二津、京之变”[叶昌炽：《叶昌炽日记二则.壬子（1912年）二月》，《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11页。]。苏州商务总会连续致函江苏都督庄蕴宽，称各商铺正处于“经营凋敝，元气未复”之时，又遭此兵变浩劫，已处于“欲开无力，闭歇亦难”[《苏州商务总会致江苏都督呈稿.民国元年四月四日》，《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13页。]的局面，请求庄“迅予维持，以全大局，而定人心”[《苏州商务总会致江苏都督庄蕴宽函稿.民国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12页。]。正在上海养病的庄蕴宽亦迅速回到苏州，并立即颁布军律、张贴告示。规定对不听官长命令、私带军火外出者，强奸妇女、敲诈勒索者，确有参与劫掠证据、财物俱获者，窝藏抢匪、赃物者，造谣惑众者等统统予以处决。此外，又派出警卫骑巡各队及浅水兵舰、师船四出搜捕，在城根的江北客民草棚中搜出赃物无数，粪窖、败棺中亦起出不少赃物。4月1日，庄蕴宽又与水陆各营将校拟定四条措施，规定派先锋营赴各处进行分段弹压、各营派队官在外巡逻，随时捉拿行为不轨之士兵、各营各级军官彼此间不得产生意见、各营士兵实行轮流休假制度。并会同上海方面在苏州、上海各主要乡镇及各车站、码头搜捕参与抢劫的乱兵。数日内共处决24人。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擢甘肃学政，引疾归，有五百经幢馆，藏书3万卷。著有《语石》、《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等。
此次兵变还造成一些其他的连锁反应。如沪宁铁路的外国总管及铁路总办声称若政府不能保护沿线各主要车站，则将派外国军队前来维持秩序。后经庄蕴宽与之反复协商，终改为派先锋营士兵前往维持。再如，兵变发生后，江苏银行及各钱庄纷纷将现银运往外地，大洋价格飞涨，金融秩序混乱。庄蕴宽为此率领相关人员挨户劝导各店开门营业，发布安民告示，并实施减捐免捐等政策。但市面已因此大伤元气，一时之间难以恢复。
而此次兵变所带来的最为主要的一个结果便是其对政局的影响。在兵变发生前，各方已初步拟定将江苏都督府迁往南京，江苏都督亦移驻南京办公。但在兵变发生后，苏州各界出于维持地方秩序计，极为反对苏督迁往南京，认为若“都督一动”，则“苏民全体皆动”[《苏城钱业公会宋度等致苏州商务总会呈.民国元年四月》，《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21页。]，地方安定将大受影响。各界纷纷要求江苏都督常驻苏州，甚至称江苏都督移驻南京，将“隔苏于危地”，“苏民死不承认”[《苏州团体请庄都督留苏电三则》，《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20页。]。在此呼声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最终以“苏州兵变方定，都督未可轻移”为理由，决定“俟留守官制更动时，再议都督驻所问题”[程德全：《江苏都督程德全指令》，《苏州阊门兵变档案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中华书局，1986，第121页。]。而1912年4月13日，程德全复任江苏都督。原本有可能因苏督迁驻南京而有所缓和的程德全与陈其美之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被激化，并最终引发了倒程的“洗程会”事件的发生，这或许是当时的很多人所始料未及的。
(二)南京兵变
南京在光复后同样出现了各路军队在此汇聚杂处的情况。据1912年1月25日的《申报》所刊登的一份名为《宁垣军队调查表》的资料显示，当时驻扎在南京的各路军队仅较为知名的便有：第三旅团、沪军先锋队、广军、光复军、沪军进行第一大队、浙军、辅军、海军陆战队、练军、苏军、第三师团、北伐第四协等。至于那些名声相对较小者，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驻扎于南京的赣军被整体改编为新军,原有军官全部被撤换,由军事学校出身者担任新军官,由此造成了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陌生和彼此的猜忌。而赣军某旅旅长邓文辉因不执行陆军减饷条例，被降职为参谋。而此时，邓文辉与新任的旅长刘郁政都不在南京，由此造成了该部的群龙无首，人心浮动。而宗社党所组织的九龙会则以索讨欠饷的名义对士兵进行蛊惑和煽动，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兵变的发生。
1912年4月11日晚10时，驻扎于南京丁家桥的赣军27、28两团共3000余人，称已许久未领军饷，发动兵变。叛兵头戴军帽、身穿号衣、手持枪械、明目张胆地进行活动。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从花牌楼一带至仪凤门为止；一路则趋向下关，挨户实行抢劫。其所过之处的店铺、住家的财物几乎被席卷一空。叛军自称是粤军，故而粤军对其极为痛恨，一面对其实施围剿、一面则派人坚守城门。双方展开枪战，至12日凌晨7时，南京城内秩序才告基本恢复。12日天亮后，粤军将1500余名叛军包围，将其少数人予以歼灭，其余大部则被俘获，并缴获大批赃物。
14日，南京留守府留守黄兴颁布戒严令，大体上规定：1.在戒严区内的人民和士兵，自晚9时至次日凌晨5时不得在街市上行走，违者予以拘捕，抗命及不尊者予以枪毙，但因公务而持有确实凭据者可不受此限制。2.士兵外出须带相关符号，违者拘捕。3.如遇火灾，士兵不得成群结队外出救火，民众亦应各自安居。4.若无相关凭证不得携带行李箱于街市上行走。5.军民人等出城都须接受检查。6.除宪兵外，士兵无特别命令不得进入民居。7.士兵不得无故单独携枪支外出。8.加派巡警，巡警受就近各处高级军官指挥。9.此戒严令至有相应之取消命令时方告取消。
此外，还在南京城内实施了分区派兵把守的方法，具体部署如下：12团驻守于三牌楼一带英、美、德三国领事馆地方，10团驻守于钟鼓楼北门桥一带及外国教堂、医院等处，11团驻守于土街口、评事街一带，9团驻守于花牌楼、三山街一带，9团1营驻守于新桥一带。此外，还规定每团各派出一个营组成警备队，警备队中之人一半留营驻守，另一半预备作外出巡查之用。巡查时遇有不法之徒可当即拘捕，遇携带赃物者可送司令部讯办。士兵未经调派不得外出，经调派而外出的士兵须将子弹带足，回来后须如数归还。外出巡查的队伍须分段严密布置，并且随时报告有关事宜。
兵变后，经调查，仪凤门至新街口一带损失最重，共有250余户被抢，经济损失14万余元。北门桥估衣廊一带150余户被抢，三牌楼至北门桥一带焚毁殆尽，下关等处损失亦不小。民众惊恐异常，纷纷外出躲避，造成沪宁线火车拥挤不堪。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外国兵舰闻讯也欲派兵登岸以保护侨民，后因黄兴及时将事态平息而告作罢。
兵变结束后，黄兴等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除了拨钱赔付损失、安定人心、恢复市面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对军队进行直接的约束。如规定了军营放假日期，周一至周日每日仅有少部分军队可放假。还规定赣军每营每日只许派6人上街购买食物等生活用品，并且一共发放了4张护照，各军需验照后才可放行。而到了15日，则更是令赣军全体缴械，发给恩饷并遣散回籍。而对于事关经济命脉的中国银行造币厂则派军队进驻，并且将厂门关闭时间从深夜12时提前到晚8时。最后，还迅速平息和镇压了受此次兵变刺激和带动而发生的一些后续性的兵变。
南京兵变的最终效果是双重的。他一方面促使黄兴进一步裁汰多余军队，实施军队的精干化，但另一方面也为袁世凯提供了南京留守府工作不利的依据，为其最终取消留守府带来了便利条件。
从某种程度上看，兵变的发生可谓是革命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遗症；同时，其也成为各派力量消长的间接诱因。而作为引发兵变的直接原因，军队数量的恶性膨胀是革命高潮所带来的产物。当社会从革命的高潮中回复正常时，在革命高潮中所产生的一切非正常需求就都显得多余，并成为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及时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有序与平衡，其实是任何执政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南京留守府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