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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方梅书法
瞿方梅书法
瞿方梅（1972—1921），字羹若，湖南里耶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举，钦定吏部郎中补授吉林宾州府知府。中举前，方梅曾在桃源漳江书院设馆讲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宋教仁打算在东北建立同盟会满州支部，准备在北方起义。方梅时任宾州知府，东京同盟会总部派瞿方书（方梅堂弟）等通过方梅关系到地区政法学堂执教，为建支部作筹备工作。并由方书推荐林祖涵（林伯渠）为方梅幕宾，借以从事支部建设的联络工作。1919年，方梅辞去吉林省政务厅长职务。著有《指测所言》、《史记三家补正》、《说文本家别抄》、《四雅检字》等。
第三节 “二次革命”与江苏
1912年4月，临时政府北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黄兴遂先后应邀入京晤袁，南北一时统一。返沪后的孙中山在出席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而且，“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 《民立报》，1912年10月7日。]但与此同时即有国民党激进者著文提出警告，接下来关键在于“慎重选举，织一良好之正式政府”，“若此着一输，嗟我国人仍不能不以兵戎相见。武力乎，最后之幸福乎，予言及此，予心痛矣”。[ 《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此后，孙中山决定集中精力筹划铁路建设，黄兴也踌躇满志于“拓植”开发边疆。而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则致力于组织强大的政党，宋的策略是促袁氏入于党政轨道，维护民国体制。1912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总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仅占233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但南北统一下的表面和谐并不能掩盖矛盾的存在。矛盾焦点一开始就是围绕着袁世凯当政的。
首届内阁唐绍仪及其阁员辞职后，继任的所谓陆徵祥“超然内阁”，也即被参议院弹劾，再任总理赵秉钧组阁后，则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这是否意味着袁大总统在破坏内阁制呢？当初《临时约法》规定，临时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有人对此公开表示异议，认为中国当时不能实行内阁制。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袁世凯“不能去”，而且，“今日中国如袁总统其人者，实大宜于总统制”。[ 《时事新报》，1912年12月28日。]时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的杨荫杭甚至认为，内阁制有悖于共和精神，“凡内阁制之下议院实有无限之权”，“下议院可为所欲为，是即下议院之专制也”。[ 《时事新报》，1913年1月5日。]另外，有论者认为内阁制将刺激党争，而“党争之烈，乃足以亡国”。[ 《时事新报》，1913年1月7日。]
因为不能“去袁”，就必须实行总统制；甚而“内阁制”有悖于共和精神？这种看似在讨论民国政治的合理性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大选落定之际代表着明显的拥袁倾向。
而且不仅是内阁制受到“威胁”，同时，在国会制定宪法问题上也竟然受到“质疑”！从海外回国不久的梁启超，在《庸言》第二期发表《专设宪法起草机关议》一文，抛出“国会不适于起草宪法，单独设立宪法起草机构”的主张，已经尘埃落定的国民党占多数的新国会将不能制定宪法？这无疑又是符合袁世凯意愿的。
江苏都督程德全不仅响应了梁的这种主张，“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全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国会中立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闲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断言者”；而且，提出具体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设立办法，“由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 《时事新报》，1912年12月26日。]
程德全通电得到都督的响应，“程都督发起宪法研究会，已得十七省赞成”。[ 《时事新报》，1913年1月27日。]浙督朱瑞，“我公倡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划至远，办法周到，深表赞同”。[ 《时事新报》，1912年12月30日。]赣督李烈钧，“程都督所拟宪法起草委员会，仅为草案之研究，通过仍待诸国会，实用执两用中，至公至正之论”。[ 《时事新报》，1913年1月5日。]粤督胡汉民，“该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只任起草，议决必经国会，庶足备议员研究之资，仍不侵国会立法实权。民国前途，实深嘉赖”。[ 《时事新报》，1913年1月27日。]其中，滇督蔡锷的理由在实践上强调中国的实际，“宪法条件，纲维万端，所重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今日吾国宪法精神之所在，窃以为其方针有二：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促日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此宜先行决定者一。一、必适合中国之现情。方今醉心共和，几于举国若狂。遇一问题发生，辄援欧、美成例，不曰法国已然，即曰美国若是，且变本而加之厉”。“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道而驰耳。光复以来，叫嚣奴扰，牵制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妄因而恣肆，未始非《临时约法》有以阶之厉也。前车已去，来轸方遒，务期适合于现情，不必拘牵涉于成例。如宜先行决定者二……”“夫宪法者，国会所从出也。未有宪法，则国会何由发生？然则草案之预定，匪但与中国现情不背，亦且于共和之理无违……”。[ 《致袁世凯等电》，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630-631页。]
响应程德全通电的主要为南方都督；国民党报纸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这是“行政权侵立法权”，实质就是“欲劫夺国会立法之权”。对于提出具体主张的程德全，以《死人说话》为题，大诋程德全“有害当避之时刻装死，而稍有利可图之时则复生”。[ 《民权报》，1912年12月31日。]北京国民党本部也公开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 《民权报》，1913年2月11日。]
其实，是在法理上主张国会立法权独立和还是在实践上强调中国的实际，这种讨论和主张在民初中国亘古未有的民主制度的构建中，不无探讨的意义，但是，这种讨论对于一心就想实行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来说，有绝对影响力的南方都督们的言论无疑就是帮着自己说话的。袁世凯利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其实，袁世凯欲控制宪法的制订以利于其推行专制的目的已经越来越明显。1913年3月初，袁世凯随向参议院提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案”，遭到参议院否决，盛怒之余，袁表示“谓若正式政府成立，选举余为大总统，国会新订宪法对大总统责任权限过于苛刻，设有意外干涉，余不认其咎”。[ 《民权报》，1913年3月12日。]
那么，谁来充当宪法起草委员？国务院选定李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而拟举的江苏“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张謇，则力辞，[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程德全又推举陈陶遗、王宠惠、宋教仁等，但都遭到拒辞；其实，梁启超也最后致电袁世凯辞宪法起草委员会之任。袁世凯不得不将宪法起草委员会改为讨论委员会，国民党又指“非法的”；袁世凯再改宪法研究委员会，仍遭批驳。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号太玄，江苏吴县人。1900年入南洋公学堂。后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在东京加入国民义勇军。回国后，仍在兵部任职。1906年任京师译学馆教习，旋改任巡警部主事。巡警部改民政部补参事，仍兼译学馆教习。1908年任民政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正科员。1909年任简字研究会会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1911年4月，奉派为协纂宪法大臣。1912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读音统一会会员。1913年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同年3月，参加进步党，任法制主任。1914年2月，任驻比利时公使，在驻比利时公使期间，于1915年7月，任宪法起草委员。1919年1月，任驻瑞士公使。1922年6月，任驻日本公使。1931年7月回国后，旋赴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行营参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来华，被派为北平方面之招待委员。1933年6月病逝。年55岁。著有《清史讲义》、《法言义证》、《法言疏证》、《思玄堂诗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等。
链接：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十六日，宪政编查馆参议劳乃宣奏请清政府推行其“合声简字”。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福建同安人卢戆章，仿拉丁字母笔形创“中国切音断字”字母，开始了近代中国人创制汉语拼音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参与戊戌变法的王照，受日本片假名启发，创制汉字笔画型拼音字母“官话合声字母”。后以被通缉钦犯身份在北京悄悄办塾推行，在京津一带得到传播，袁世凯亦赞成用官话合声字母对北洋军进行启蒙教育。劳乃宣征得王照同意后，在官话字母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成宁(南京)音、吴(苏州)音、闽、广音等方言拼音方案，统称“合声简字”，“以方言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在南方推行。他任江宁提学使期间，曾在南京设立“简字半日学堂”，两年间教授学生数百人，这些人又“转相授受，推于江浙各属，通晓者甚伙；素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尔能视”。他进京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后，遂有建议清官方推行其汉语拼音方案奏折。
这个主张立刻触及了关于南北关系的敏感的神经，也使人立刻将此与当初的南北“迁都之争”联系起来，“欢迎国会团，挑拨南北感情，鼓吹迁都谬说，北方人士大为不平。以为此事乃上海少数无知少年所为，而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北京控制满蒙，地处中央，万无可以迁都之理。该团敢于明目张胆主张迁都谬说者，视北方无人，可以听其播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民立报》，1913年2月22日。]反对迁移国会的还有国民党人安徽都督孙毓筠，其通电说，“夫迁都之说，发生于南北统一之始，经国内大多数舆论反对，已无成立之余地。不意当国会选举之时，又有死灰复燃之势。此说在今日事实上万不能行”。自孙黄入都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令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忧，小则亦起乱公安之渐”，“而况今日何日，满、蒙、西藏岌岌不保，彼外人者正欲以我南北纷争为侵略之口实，窃恐迁都之议未定而列强瓜分之案已先我解决矣”。[ 《民立报》，1913年1月4日。]而何海鸣与孙毓筠针锋相对，以《再论国会自行集会与另择地点之理由》为题发文，论述另择地点召集国会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民权报》，1913年1月5日。]
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的主张显然是直接针对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1月10日，袁世凯下正式国会召集令，令所有当选参众议员于本年三月内齐集北京。冯国璋则代表北方将领通电威吓，“该团员竟肆其无意识谬论，冀破坏我民国初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国璋嫉恶如仇，爱国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蛊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 《民立报》，1913年1月22日。]但面对国会大选后，国民党咄咄逼人之势，袁世凯还是不无慌张，“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旦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 《民权报》，1913年1月24日。]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尽快取消苏境之欢迎国会团。
南方革命党关于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的主张，其实质是在继续革命党人的“制袁”策略，但在被放大成“迁都之议”后，即变成了挑起“南北纷争”的口实，既不为袁世凯和拥袁派所容忍，也没有得到国民党内部更多的支持。但“南北纷争”既起，其势既不能销，其力则愈扩张，而且，各派政治势力在此纷争之下是就南还是趋北，则必然开始分道。其实，南北纷争“分道”之起，即是拥袁与反袁“扬标”之始。
这种“分道”一开始又是不易被觉察的，关于宪法制订、内阁制等问题的“合理性”论争，掩盖了论者的政治意图；这种暗中过招式的“南北之争”总是模糊了反袁与拥袁斗争的尖锐性。随着袁世凯进一步推行“军民分治”，各省各地“废督裁军”，南北“扬镳”开战之势越来越明显。
在促进南北统一，加强中央与地方划一等名义下。从1912年底开始，袁世凯北京临时政府推行军民分治，各省各地开始废督裁军；1913年1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各省遂开始设道并县。各地司法改制统一的措施也开始实施起来，就连国语读音，这时也被认为应该统一，1月15日，江苏吴稚晖请到北京，就任国语读书会会长，2月15日吴与王照一起出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长。（4月24日 辞职南返）
但袁世凯得政策措施实施显然是有偏向的。袁世凯对于其掌控的北洋军，非但没有裁减，反而不断地扩充。1912年4月袁世凯令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又令雷震春在河南召募豫军六营，在奉天将旧巡防营扩编为两个师。袁世凯“诏令”的裁军直接针对的是南方同盟会控制之下的军队。当时，同盟会的掌握之下的南方军队，据1912年年底陆军部报告：安徽三万八千；江苏六万九千（南京三万四千）；广东五万九千；江西二万；福建三万三千；湖南五万一千；湖北八万；云南三万九千；广西三万六千；贵州二万七千；四川五万四千。袁世凯以封建帝王“大一统”的观点认为这是“藩镇”割据势力，当时的舆论也认为，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 《字林西报》，1912年5月18日。]面对袁世凯的裁军逼迫，福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公开反对裁军；广东都督胡汉民则以维持本省秩序为名，敷衍裁军；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对袁更是强硬的。在象征性地裁减了一部分战斗力弱的部队后，李烈钧保留了赣军两师一旅的军队，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并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1912年底，江西订购的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被袁系在九江关扣留，李烈钧即派军把军火夺回，袁世凯震惊之余即派海军到九江示威。
随着农历癸丑年新年即将临近，旧历年味的日益浓重，南北纷争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烈。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各地盛传南北将分裂，这一天张謇在日记中记载，“得退翁寄蛰先老讯，言南北将裂之兆”。也在这一天，作为中间调停者得黎元洪在复李烈钧的电报中说道，“赣省既无反抗中央之事，从前蜚语一扫而空，后来维持当见其大仍希不负初意。和平办理，明白宣示，静候解决为盼。民国初建时，事多艰，彼此误会，以后何堪再误，共济危舟，愿以大局为念。”[ 《黎副总统政书》（卷十七），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0662号]但农历新年刚过，2月14日，即有人再质询李烈钧对抗中央之罪行，2月16日，李烈钧公开辩答，并同时对北京政府有所指责。
南北冲突将以“对抗”和“武力”的形式进行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这时不仅李烈钧公开对抗袁世凯的影响未消，共和党的报纸即已在公开指责国民党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甚至诬指国民党正在密议发难。
是否南北纷争，矛盾激化，就将以“武力”来解决？
其实，此时就是革命党内部，也在主张极力避免武力的冲突。2月11日，孙中山率马君武、戴传贤、王宠惠、王正廷等一行，以筹办全国铁路名义赴日考察，2月14日抵日后，即有当地报纸报道揣测，“据闻孙氏此来无政治意义，盖因该国最近正酝酿大总统选举运动，为避免与袁氏抗争，所以暂时寄身国外”。[ 《近代史资料》，总第55号。]孙在东京、神户长崎等地向对华侨及国民党员讲演，勉励大家“努力为国”，就目前的南北形势，孙力主以“党争乃代流血之争”。
2月18日，由王芝祥发起国事维持会，发表《国事维持会第一次宣言书》，强调“保障民国，消弭隐患”，目的是维持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党之关系，以救危局，强调欲建强国，必先有强固之政府，欲建立强固政府，必须政府与国民交相信任。[ 《神州日报》，1913年2月18日。]包括江苏革命党将领冷遹以及孙毓筠、李书城、于右任、胡万泰、黄瑞霖、陆建章、王人文、李经羲、林述庆、孔多森、章士钊等20人署名。
显然，在面对袁世凯裁军的问题上，江苏的革命党及其军队将领反应又是调和的。其实袁世凯对江苏境内的军队早已“谋划”，在南京留守府撤销和上海军政府、镇江军政府、江北都督府相继取消后，已经有所裁减，保留的军队主要由章梓（第一师驻宁）、陈之骥（第八师驻宁）、章驾时（第二师驻苏）、冷遹（第三师驻徐）、徐宝山（第四师驻扬）为师长的五个师和驻镇江的两个独立旅、驻清江的两个独立旅组成。1913年3月3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任命章梓、章驾时、冷遹为江苏陆军第一、二、三师师长。
2月20日，国民党本部对共和党诬指国民党正在密议发难，以通电声辩否认。
冯国璋书法“立脚怕随流欲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