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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国等:《江苏辛亥革命史》第五章(6)

辛亥革命网 2017-02-11 12:10 来源:未知 作者:周新国等 查看:

专制不能一夜拔除……袁世凯主客观皆有使人迷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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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钧书法“穿岩越壑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间岂能留得住,东归大海作波涛。”
 
  二、 宋案发生后江苏的南北调和之势

  随着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临近,南北冲突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大。

  3月初,报纸一方面传出袁世凯极力活动于大总统选举的消息,袁世凯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使运动已为正式总统”。  一方面,南方革命党人武力讨伐袁世凯已呈跃跃之势,“不举袁为总统,北军咆哮而起,捣乱共和固意中事。然而举袁而袁之势力益张,乃至不可挽救。不如不举而尚可堂堂正正,待彼北军暴动始,声讨其罪而扑灭之也。寄语国人,勿再事姑息,再图苟安也。” 

  此时,国内革命党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宋教仁,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和国内南北形势,关于如何争取国民党在议会选举获胜后掌握实权,已经有了新的策略。2月初,宋教仁在老家稍度新春,即于2月10日赶至武汉,公开演说政见;2月15日,宋教仁又自汉口东下上海;3月8日,宋教仁再抵南京。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路演说,评论时政,目标直指北京临时政府,并强调主张“政党内阁”,“国会制宪”,“中央地方分权”。

  宋教仁在实施怎样的策略?既然“制袁”不成,则“拥黎倒袁”。1913年2月22日《时事新报》中《某党近日大计划》一文,指出“近因选举正式大总统期近,某党对此问题各部分人为各部分之大运动。有一派拟举黄兴氏为总统者,黄兴、宋教仁二氏则极力怂恿黎副总统为正式总统之候选者。宋教仁且力劝黎氏,谓今日时局非公不可,望勿为官僚派所欺。其本身及党徒,则拟在黎氏之下组织同志内阁,并以陆军总长诱孙武氏,其用意所在,路人皆知。黎、孙二氏,竭力拒绝其请。” 

  宋教仁的活动极大地震慑了袁系势力,早在2月2日,应夔丞就致电向赵秉钧报告,“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孙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

  应桂馨,名夔丞,浙江宁波鄞县人。早年混迹江湖,后投身同盟会,上海光复时充任沪军政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随之赴南京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不久因与人持枪械斗被解职。离职后招集长江下游青、红帮,自称大字辈,充任上海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1912年8月15日发动武昌兵变,被黎元洪通电缉拿后经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之转圜注销通缉。9月初,洪述祖承袁世凯旨意笼络应桂馨为袁所用,并被委任其为江苏巡查总长,专门负责刺探国民党要人。

  不过,应桂馨的密报不完全准确。此时孙中山还在主张“举袁”以维护南北局势,据1913年3月6日《民立报》报道,“闻中山先生电广东都督胡汉民君称,日本新内阁一俟中国正式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当最先承认民国。先生促胡君将此意宣布,俾南方数省得协力共举袁世凯为总统”。 黎元洪的态度摇摆之间还是基本倾向于拥袁的。黄兴在上海造访徐绍桢谈及时局,两人都明确主张国会成立后应实行政党内阁。 宋教仁往返于宁沪之间,一直把黄兴在沪住处作为寓所。

  3月13日,应夔丞密函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谓宋教仁在沪筹款运动徐宝山的军队以及皖军,并指出若不去宋,大局将为扰乱。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22日晨因抢救无效去世。3月23日,上海租界当局据线报逮捕刺宋案的同谋犯应桂馨,24日搜查应宅捕获刺杀凶手武士英,并搜得赵秉钧、洪述祖以及应桂馨等往来密谋刺杀宋教仁密电多件。



宋教仁遗照

  3月22日黄兴等电告孙中山宋教仁遇刺身亡消息,孙中山于次日自长崎回国。3月25日孙一行抵沪,当晚召集在沪诸同志在黄兴寓所商讨对付宋案办法。宋案谁是幕后真正的指使者?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来说,认定袁世凯是元凶一开始就没有疑问。3月26日孙中山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晤谈,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关键是如何来对付?孙中山本人一开始是倾向于“正当之手段”来解决的,“昨日以来,与党之有力者,决意无论如何按照正当之手段诉诸世界之公议。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一开头即弹劾袁之丧失立场,而假若我党主张之政党内阁方针得到贯彻,则陈述大总统乃一傀儡而已,任何人均可当之”。 但3月25日晚上的那场讨论实际却是意见分歧的,据沈亦云回忆,在当初会商宋案办法时,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原则只有两点:用法律起诉,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诉难以有效,显然可知。称兵则有是非成败两方面。从是非方面看,国民党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从成败方面看,积极主战的人以为革命党用两支手枪夺过城池,辛亥有先例。郑重估计的人以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党已筋疲力尽。人心之趋向亦与辛亥不同。辛亥是举国一致的光复,此时是两派政权的得失”。

  在3月30日,宋教仁北京国民党本部追悼大会过后,当初还持“正当之手段”解决宋案主张的孙中山已经开始明显转向主张武力讨袁了,3月31日孙中山在与日驻沪总领事有吉明会谈时,指出“按照来自北京之情报,袁日益加强警备,在议会开会前后,其必加以暴力镇压之意,历然可见,亦有可能杀害在议场上提出弹劾案之议员等人之虞,因此弹劾案将不克提出或可能虽提出而不能成立。”“袁奸潏不足恃,尤以近来鉴于袁愈益讲求收揽权力之策,若现在不能敌彼,则他日彼之势力愈益巩固,势将难以抗衡”。

  但此时,南方革命党关于讨袁其实分歧更大了。4月初,李书城抵沪,“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寿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员尚多……““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受审”。但是,“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讨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来与黄先生辩论。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意见,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孙中山先生这时想亲自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援助,但黄先生和在沪同志多不赞同此举。黄先生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谅解的,而且袁世凯反可以此为藉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进入4月份以后,各地冲突开始增多,南北之间更趋紧张。4月13日,国民党在上海再次举行宋教仁追悼会。两天以后,前镇江都督林述庆在北京中毒而死。报纸传出消息,林述庆在宋案之后本拟辞职南下,临行前应梁士诒之邀赴宴而中毒暴死的,袁世凯再次成为被疑为幕后“嗾使者”。  4月23日,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南京遭枪击。

  4月26日,袁世凯指使赵秉钧、周学熙、陆征祥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二千五百万镑,八四折(约为二千一百万镑),利息五厘,以盐务收入为担保,并规定此后未商得银行团同意,不得借款。当天,黄兴电袁世凯,反对善后大借款。孙中山一面指出“善后大借款合同”未经国会通过而为非法,一面直接向当事的英国汇丰银行提出交涉,称“袁总统必不能再被选为总统,请于袁总统任内万不可借款” ,并向该银行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对抗北京并以武力抗议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 4月28日,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指责政府蔑视议会,密借巨款。4月29日,由国民党张继、王正廷当选正副议长,林森当选为全院委员长的参议院否认善后大借款。4月30日,由民主党汤化龙当选为正议长的众议院却宣布善后大借款成立。5月5日,湘、赣、皖、粤四省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通电反对政府违法借款;众议院也最后否认善后大借款案。5月6日,孙再发宣言,劝各国政府及人民阻止银行贷款北京政府,以免用作军费,促成战争。

  对于袁世凯来说,刺杀宋教仁是一场政治冒险:一方面袁世凯可以直接遏制住宋教仁所采取的对他来说最有威胁的策略,同时杀宋本身是对南方革命党对大的激怒和挑衅,进而以“正当”的名义讨伐;另一方面如果真相暴露,袁世凯就会成为千夫所指而彻底败裂。所以,袁世凯接下来,一方面要竭力让宋案真相不能完全暴露,避免直接牵涉到自身;一方面,则要继续紧逼而迫使南方就范。这又是更大的政治冒险,当然,这也是更大的政治阴谋!

  这时袁世凯虽作好战争准备,5月1日,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称病辞职,袁世凯指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但袁世凯不会主动宣布开战,袁世凯在继续谋取“民意”的支持,在等待开战的“合法”时机。袁世凯一面咨请参议众议两院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一方面通令维持治安,明令指诋“第二次革命之密谋”,严捕图谋内乱党徒。还申明宋教仁案应俟司法机关判决,五国借款确经前参议院赞同,以此来在“民意”面前捞取其“维护民国”的政治支持。

  袁世凯期待的政治支持,一方面主要包括黎元洪所代表的湖北集团及以黎元洪领衔的共和党人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势力,而作为宋案的事发地和与革命党更为密切的地区,江苏各界的态度反应则是袁世凯更为关注。

  5月4日,黎元洪通电,主张“借款之案应稽之于议院,刺宋之案应诉之于法庭”;而张謇则力主南北调解。

  其实,如前所述,在宋案爆发之前的南北纷争之中,江苏各界对于在袁世凯的“统一”、“稳定”名义下的步步紧逼,实质上基本采取了“拥袁”的态度。宋案发生后,江苏的“拥袁”之声又一时收敛。

  都督程德全自觉处境尴尬,其态度也骑墙。3月25日,得知孙中山回国消息后,程德全急忙从苏州赶赴上海,时值中午也马不停蹄先到黄兴住处,想探听革命党的准确态度,当时“在座者为孙中山、黄兴、黄复生、洪承点、陈贻范、陈锦涛、赵凤昌、陈英士、于右任。英士问程:‘应桂馨之江苏巡查长,是否都督有委任状?’程答:‘有的’。某君问:‘何以委他?’程答:‘这是内务部洪荫之……就是洪述祖所保荐……’。” 此后,程德全未敢对时局公开表示态度。程德全一度想辞职了事,但此时对江苏来说不是言易督之时,“雪有志去,一出殆不可留,何人可替?有拟及铁珊者,有拟及思缄者。拟铁珊者,以思珊缄为本省人,本省人之觊觎此席者多,思缄处之,谣诼仍不免耳。一二月后,苏财政将大困”。

     

     陈锦涛(1871—1939),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1906年归国参加学部考试,获第一名,授法政科进士。历任度支部预算司长、统计局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度支部副大臣。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1916年6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任外交总长。1917年4月因受贿罪入狱,1918年获赦免。1920年5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部长。1925年再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0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爆发曾任伪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

  直到4月25日,上海会审公堂将应桂馨、武士英移交上海地方检查厅,作为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在革命党的压力下通电宣布宋案证据。

  作为江苏都督宋案管辖地的行政主官,程德全是否彻查是否公布案件全部真相直接关系袁世凯的“阴谋”大局,而程德全又必须考虑革命党的态度,所以在公布宋案证据后,程德全小心谨慎地拟就了一份给袁呈大总统的检查报告,“……查应犯等,先后由租界缉获,迭经德全等,饬催交涉,由上海公共公廨暨法廨,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即吴福铭、应桂馨即应夔丞交德全等派员管押,并由公共公廨呈送英、法捕房总巡等在应犯家内搜获电报及密码本、信函文件两包,紫色箱一只,并据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家内搜获之函电簿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前来。当经分别接收。由德全等连日邀同公证人黄上将兴,伍前司法总长廷芳,王前司法总长宠惠,并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在驻沪交涉员署,会同详细检查。仍将在沪电报局,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现已一律查竣。所有共进会文件,及其他函札草稿,契约簿册,凡与本案洪述祖、应夔丞往来信电,不相关涉者,均另行封储备案,连同要据,一并饬交驻沪特派员陈贻范,妥慎保存。除撮举要件,先于有日电陈,并将拍印要据,另文呈送暨分咨外部、东督……

  5月3日,躲避在青岛的洪述祖这时也通电自辩,并诋毁宋教仁植党营私。而此前4月24日,刺宋教仁凶手武士英在上海狱中突然暴毙。至此,程德全虽公布宋案证据,但只到洪述祖为止,正如革命党此前所料,法律解决似乎也不易再深入。

  张謇在临时政府北迁后,一直主要专注于其在南通的事业,南北纷争渐起,并未引起张謇多少关注。宋案发生后,张謇只是将之看做是对南北调和的威胁,1913年3月24日张謇在《致赵凤昌函》写道,“遁初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此事迁延许久,而果得此结果,不如听王之去矣。是又一可憾事” 。

  那么这个威胁南北调和者是谁呢?张謇没有明指,只是认为既然宋案发生遏制了南北纷争下宋教仁等人的“调和”努力,那么,就应排除这种“遏制”因素,继续努力“调和”,1913年3月31日,张謇在《致袁世凯函》中说,本来对于南北调和“宋极为力,黄亦许可。不意宋于北上忽然被祸,南方人心理由是一变,不论彼党之人矣。千金之堤,溃于一蚁之穴。”对于宋案幕后指使者的种种猜疑,张謇规劝“唯有中正光明,为今计,惟有劝公以光明中正之概处之”,为以证“光明中正”,洪要归案彻查,“洪于案为中心,无不归案之理,即内阁涉嫌,亦应解职受审,使四海之人,皆知公之坦然明白,则万疑尽释”,“总之,国势已处万险,不可再冒险”。

  尽管,张謇一开始并未抓住问题实质,但话语中还是有所指的。

  进入4月后,南方革命党的武力讨袁之声纷起,5月19日,冯国璋等八十二人通电,决以武力对待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5月26日汉口破获革命机关,捕宁调元等。鄂军团长刘铁在湖北沙洋称鄂西讨袁总司令。5月28日,国民党人攻上海制造局失败,徐企文被捕杀。

  张謇再也不能专心于他的“村落主义”,1913年4月20日,张謇在《致赵凤昌函》中说,“据闻德人所言以粤赣行离中央独立,故不得不为之备。究竟粤赣近闻如何?世今愿乱不作旋可小休之思,不知国尚经得几翻复也?” 张謇在4月25日得日记中记载,“有规劝黄克强迅,由赵竹君转。翼之、竹君皆催去沪,调停南北”。

  这时,程德全此时面对南北一触即发的形势,也通电表示,“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锧以谢天下。愿我同人,以国家为重,以人民为心,各自审其权限,各自尽其职守。毋听谰言,毋逞臆说,毋为逆亿之术,毋作忿激之争”。 其实,调和南北是有代表性的倾向,不管此前是什么政治主张,面对战争威胁都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时,国民党人谭人凤积极策动岑春煊、李经羲和章士钊前往说服黎元洪,自己则与王芝祥北上晤谈袁世凯,但宋案爆发,黎元洪因宋教仁此前“拥黎倒袁”策略更忌讳与袁世凯再有任何龃龉;袁世凯的既定策略更是不为谭、王意愿所动。

  张謇遂积极奔走于沪宁之间,张謇则认为问题的关键点已经不在袁世凯更不在黎元洪,而在于国民党一方。张謇在给王芝祥、孙毓筠这两个此前主张南北调和最力的国民党人信函中指出:

  第一,宋案到“洪”为止,大借款有案可查。“自宋案发生,闻者骇愕,走适在沪,黄君为语应室所得种种证据,皆涉政府,意不胜愤”。但见了程督发布于报端的证据,相信宋案发生是“内阁咎在任用非人,不能径认为主使”;而大借款,再“见报载参议院本已通过,则又爽然”。

  第二,借端布“南北分裂之谣”者,是别有用心。“报谓是言,原于黄君;国民党人亦逢人昌言,原于黄君”,“然走在沪时,两晤黄君,论及宋案;而愤恨则有之,实未尝几微有南北分裂之见端。窃疑国民党人,或者假以为帜耳,黄君未必有是言”,而且,“若因一法律可解之案,一议案可稽之事,不凭法律,不凭议案,而徒逞私臆,先自南北分裂,以供词侧者之有所借手而瓜分,国且堕于万劫不复之乡;是害之矣,于何云利?”

  第三,有人借端生事,“二次革命”是居功臆断,滥用武力。“党人而欲自利乎?则自居其名,啸呼而起”,但是,“专制之推翻,以为国民党之武力乎?”别忘了还有“彼时人民之倾脂竭髓,饷军资械,奔走响应,绝不反顾者”,而“己以为功,他人是否有功?彼此猜防,他人诚过,自己是否有过?”所以,“稍能看报识时务者,则皆鉴于前辙,惴惴焉怀生命财产之忧,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痛苦?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假使听党众恣睢之谈,行草莽不义之事,则是授人以伐暴之名,而自处于无倖之地;图人不成,适以自戕,智者不为也”。

  第四,民众的愿望,则是真正的和平安定。“一望政治之革新,一望兵祸之速解。所谓革新者,昔之吏贪者革而廉,兵纵者革而敛,商困者革而纾,民偷者革而奋,实业革而兴,教育革而普,司法革而平,财政革而理。”

  第五,如有人还是执意要假“孙、黄”之名而生事,只会彻底毁了“伟人”之名。“何必假黄君之名,或又假孙君者?以为二君之名,足为天下信仰乎?则当宝贵之,爱重之,不当视若无足轻重之商标,任意冒窃,使二君之名亦因之扫地……且今日中外人情之对于二君,试问比之二年以前,一年以前,半年以前,等级何如?应易辙而改弦矣;而犹猛进不已,鼓奏不已,岂所以爱二君乎?是则不忠”。

  张謇的上述主张和认识具有代表性。6月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致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函》中提出相似的主张,“开岁以来,各省商务甫经发动,不意三四月间,谣言四起,险象环生。迭接各省商会函电报告,商货停顿,市面凋零,综计暗中损失不啻恒河沙数;匪徒乘机煽乱,意图劫掠,惊风骇浪,尤以他处为甚。自制造局变生,诸公念缔造之艰难,虑防患之不密,曾见报载致电程督,请将肇乱之人务获惩办,具徵诸公心乎国是,力杜乱萌。然远道之人,传闻异词,各省退货止运,恐慌倍昔,告哀之电纷至沓来……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体严拿,尽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贵党本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诸公手造共和,首重民意,当蒙附如请,以济时艰,并乞迅予示复,无任企盼。”

  6月2日,汪精卫和蔡元培从欧洲回国,两人都力主调解;而且汪、蔡在上海与孙、黄会晤后,即通过赵凤昌请张謇、程德全进行调解,而刘厚生和陈陶遗作为助其奔走联络之人,赵凤昌也积极参与其间。汪蔡提出首先要求袁世凯不撤换国民党都督。

  但张謇既认为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国民党一方,对于汪蔡所提要求并不注意。6月9日袁世凯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并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1913年6月10日,张謇《致袁世凯函》中说,“综诸现象,皆政府之利……然若无国民党之狂激大嚣,拂戾极多数乐生安业之众情,政府岂易受此举国之倾向,则政府实受国民党非常之赐”。“謇,非国民党也。然良心中本止有政而绝无党,故与国民党有学识之人言,必劝其转导党员归向平正,共为有国之民,勿成非民之国。今国民党有学识人,益韪謇言”。“默察南北今昔现状,昔则南北国民党报叫嚣隳突,诚不免于无序,有以挑衅。自各界以生命、财产、事业关系之故,不直所为,表白民愿,而国民党报之焰落矣。而各省军界张牙露爪之电又见,其言又辄过当,又足挑衅……比见公答程都督斥各省军界之电为客气,可一笑置之……挑而致衅,祸悉在民。观前清之所以败,国民党之所以衰,皆瞬息间事。”

  赣督被免,汪精卫继续提出南北和解的三个条件,6月12日张謇致函致袁世凯,“日来汪、蔡同时回国,开喻其党甚力。昨十一号陈君陶怡、刘君厚生来通,仍以调人见属,并示汪所拟说凡三:一、选举总统,前实不成问题……然该党为顾全大局计,决举袁公为正式总统。二、四省都督:四督始以自由发表意见,继为谣诼所陷,党报所嗾,北方军队之电,乃亦各趋其极……宜请总统告诫各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三、宋案解决问题:根据法律,已成一名词。将来罪至洪、应而止,传赵到案之主张,自然消灭。”而且告知,“汪、蔡、孙、黄当面通过,确是同意”。并且张謇也相应忠告,“一、宋案既可不传赵,周案亦可不传黄。一、赣督既撤,临时期中,粤、湘、皖可不再提,以示举一而三,使之自反。一、申诫军人不干预政治,可连四省说,庶南北皆无迹相。一、通令为孙、黄分辨,非专为孙、黄也。一、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亦以示公之尊贤而亲仁,并无党见”。

  但是,6月14日,袁世凯再撤广东都督胡汉民职务,任命陈炯明继任,胡汉民16日通电接受西藏宣抚使新职。这时,孙中山因家事急返港澳,汪精卫也已南下广东。在沪的蔡元培和胡瑛等向赵凤昌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

  张、赵等人一面在等汪北返,并告知袁实情, 6月22日张謇《复袁世凯电》,“汪已赴粤劝解,两约蔡、胡过谈,俱云二语定可无虑。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撤。一面电汪回沪妥议孙、黄表示其党人之办法”,  一面在不无焦急等待中也在玩味袁世凯指出孙、黄可能“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

  7月2日,已有传闻国民党人运动九江驻军,湖口要塞司令陈廷训向黎元洪请援。7月6日,袁世凯所派北军第六师师长李纯率部入九江,而且北军三营被派到上海。南北陈兵之势已显然。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世凯。同一天,张謇还致电袁世凯说,“顷竹君函,据胡瑛转述粤电称:‘汪到港稍有勾当,候船即来沪……汪回消释尤易’等云。謇意是亦今日宽猛相济之一道,是否可行?”

   
    
李烈钧(1882—1946),江西省九江人。历任江西都督府参谋长、海陆军总司令、江西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江西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致电蒋介石,主张尊重言论自由,改良政治,一致抗日。
 
 其实,张、赵等人调解中的“二次革命”已经爆发。就在袁世凯宣布撤换粤督胡汉民之际,在港的孙中山闻讯后再也无法忍受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已经下了不惜一切向袁世凯开战讨伐的决心。

  而张謇不得不接受调解失败的结局。7月17日张謇《致赵凤昌函》“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实业生计大受损害,外交亦恐生危阻,殊可痛也。”

 为什么失败?张謇在致友人徐雨村函中说,“比为大局曾作调人,劝解双方,无所左右。顾德薄能鲜,终于无效”。 其实,并非“德薄能鲜”之故,比较起两年前的敏于形势、精于筹划,其实,更为老道的张謇此时更具影响和经验,其失败关键首在于未识袁世凯,未识袁世凯真正意图,就未识南北之争的本质所在,而南北之争本质就是共和与专制两条不同道路之争,维护这两种不同主张的势力在都实实在在,必须通过一场较量和斗争最终决定胜负,否则是无法调和的。当时的人们都谈共和,但共和民主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夜之间就想通的;而专制也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去除的,也不是一个清王朝推翻就能带走的,专制也不是仅有“三跪九叩”这一种形式,而且袁世凯的从主客观两面来看,都是让人迷惑的。张謇在此期间处处以共和来看待问题,但张謇的共和观念与这一时期更多的人一样,都是在新旧之间,而处在新旧之间的人们往往更多愿意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往往更倾向于新旧之间的调和,而看不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所以,在这场纷争之中没有踩准步点的张謇,其调解必然失败,在“二次革命”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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