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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东亚之“共和”国的诞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网 2017-08-02 17:1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狭间直树 查看:

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精神而富于公益心。

  一、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和方略

  1905年8月20日,孙文等在日本东京结成中国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孙文当选总理。执掌该会全权。为完善体制,会内还设置了执行、议事、司法三部。其中选出黄兴担任辅助总理性质的执行部庶务部长(相当于副总理)。本部设在东京,日本以外设有4个海外支部。海外的支部,分别在南洋(今东南亚)、欧洲、美国、夏威夷。该会的章程以“十六字纲领”即“四纲(四大纲领)”为宗旨”’。所谓“四纲”,就是众所周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关于这一点,孙文留下了1904年末的记述于《警钟日报》亦有一个回顾——该纲作为1903年年秋的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入学誓词曾被使用过一。

  中国同盟会是秘密组织。但为了公开宣传活动。成立了民报社。依照11月末发行的《民报》创刊号的底页,发行所是“东京都丰多摩郡内藤新宿字番集町”的宫崎寅藏宅,编辑所是在都心的“牛达区新小川町”。“编辑人兼发行人”为张继(张继为挂名,实际负责的是胡汉民,后章炳麟来日后,第6号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编辑负责人),印刷人里有末永节的名字。孙文在“发刊辞”里,首次以文字的形式,公开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在卷末的“本社简章”中,揭载了6条“本杂志之主义”,即“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一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以对号入住来说,第1条为民族主义,第2条为民权主义,第4条为民生主义。

  清末,民众因对政治现状、生活贫困等的不满,很容易引起反满的意识。可以说恢复汉族的主权这一民族主义在各个阶层里普遍存在。基于民族主义的革命,普遍上被认为是“种族革命”。

  问题在于民权主义。提出要把民权确立作为政治课题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曾经作为变法维新派而活跃的他们。这个时候以保皇派的形象,力持君主立宪主义,在言论界拥有很大的势力。孙文则以革命派的形象,主张共和立宪主义,从正面上与康梁对峙。孙文在广州起义的准备阶段,就已经要为宣传取缔君主制,而构想过《原君原臣》的刊行。并且在此之前,孙文向日本的驻香港领事提出了否定君主制、建设大总统制国家的计划。由此可见,孙文在革命的当初就怀有共和主义的思想。经过十年的奋斗之后,这个思想普遍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有物,直至中国同盟会的创立。基于民权主义的革命被认为是“政治革命”。

  所谓的民生主义,是指解决如经过政治革命后的西欧各国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四纲中的“平均地权”、六大主义中的“土地国有”,作为民生主义的对策被提了上来。基于民生主义的革命被称为“社会革命”。民生主义的构想,最早出现在1897年孙文逗留伦敦的时候。1899年秋,梁启超通过《新民丛报》恶意歪曲了这一主义,把它解释为“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之意。对这个歪曲暂且不作讨论,但它也恰恰证实了孙文对中同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早就有过反复的思考。

  将所谓的“种族革命”即打倒满洲专制王朝,和所谓的“政治革命”即树立共和政体的新国家联系起来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革命家孙文起到过历史性的作用。但是,已经经过“政治革命”的西欧各国,正面临着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孙文认为,中国进行革命的同时也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将社会问题的发生防患于未然。这样的想法,一般被称之为社会主义。但孙文为了强调其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别呼之为民生主义。优越性的有无姑且不说,但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正好证明了孙文是带有世界性眼光的革命家。

  和四纲一样,作为具有特色的孙文革命理论,还有所谓的“三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性的过程。简单而言,“约法之治”的时期。就是指在依托于宪法而确立立宪政治以前的过渡期。作为正式的文件且现今还存留的约法。在1908年5月河口起义后孙文和胡汉民、汪精卫于新加坡写成的《军政府宣言》山里可以看到。有关约法,孙文也很早就孕育了构想。他在1905年10月离日前,对汪精卫倾述了这个想法。而汪精卫将他的想法登载到了《民报》第2号,同时也成为和梁启超论战的素材。

  孙文构想的《约法之治》,提示了革命军的起义最终走向共和国创立的过程。汪精卫从孙文那里听来的约法要点如右:“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君权和民权分歧的问题点,就在于革命之际,怎样定位兵权和民权的关系。“定此关系,厥为约法。”革命军平定一县之后,设立军政府、而人民组织地方议会。这个议会“非遽若今共和同之议会也,第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随着革命的展开。县与县联合,推广至全省。如此一来,逐渐积累经验.“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的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

  对于主张通过革命才可能立宪的革命派来说,革命的战乱,不是归结于皇帝的支配,而是提示了必然走向“共和立宪”体制的过程。中国的历史,自陈胜、吴广以来,反复的叛乱,都是以新王朝的建立而结束。约法,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的敏锐洞察,并且是使革命走向共和国的树立而被提出的方略。

  二、共和立宪和君主立宪

  革命派以孙文为中心集结一起,创建了中国同盟会。而政府的权力者们,也为准备采用君主立宪而开始活动。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的海外宪政考察一行。出发之际,却发生了吴樾爆炸事件。1905年9月24日,吴樾在北京车站投掷炸弹,以图阻止他们的出发。在革命派看来,对清朝的伪立宪,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揭露其欺瞒性。

  为了呼应这一实际行动,19095年11月26日创刊的《民报》发挥了舆论炸弹的作用。创刊号的卷首.揭载了“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的画像。这些不仅是《发刊辞》中“三大主义”的对应人选。把黄帝、墨子、卢梭和华盛顿4人标榜成“世界第一”。这一点,也流露了自负的程度。接着,第2号(1906年1月22日)揭载了“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清晨)“巴黎市民之夺取军库”、“虚无党女杰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陈星台先生肖像”等图像,所以毋庸置言。讨伐的对象是很明显的。苏菲亚是在现场指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名门贵族出身的恐怖分子,陈天华是以投海自杀的方式,呼吁同胞确立“责任心”的留学生界的英雄。

  重要的文章首先有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第1/2号,皆是卷首的文章)。所渭《民族的国民》,虽然是一个有些不好理解的词汇,但是指能够领会民族主义的近代性国民的意思。这是一篇超过2万字的长文,在文章的开头就否定劣等少数民族的支配和满洲王朝的立宪改良,呼吁实行民族主义,打倒满洲贵族的统治,呼吁实行国民主义,打倒君权专制的统治。前面提到的约法的解说.就是这篇文章的末尾部分。文章以“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六千年来之君权专制政治”作为结尾。

  其他的文章,如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汪东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等从题目就可以探知它们的内容。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不用说就是对清朝的立宪改革寄予希望的康梁保皇派。中国不是成为像他们所说的君主立宪国家,而是必须通过革命建立自己主张的共和立宪国家。

  革命派最重要的论敌是舆论界的巨星梁启超。梁启超一侧也认识到自从孙文来日以后,留学生急速倾向革命的趋势。因此,1905年秋,即约时隔一年,继续刊载《新民说》,但不是未完的第19章《论政治能力》,而是新写的第20章《论民气》。“今日非用民气之时”的主张指向准,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次号(第4卷第1号)中断了《新民说》的连载,刊登了《开明专制论》一文,主张中国在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前,必须先实行开明君主的专制。

  梁启超登载《开明专制论》的《第八章 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一文,对革命派的批判给予了正面的反驳。在该文章的第1节《中国今日万不能共和立宪制之理由》中,梁启超阐述了“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行议员政治之能力者也”、“故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接着,在次号发表了《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的专论,列举了“共和立宪制”依据的原理论并加以批判。即虽然共和的根本精神在“卢梭之国民总意说”的里面,但纯粹的总意的形式等是不可能成立。并且,立宪的政治形态无非就是“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论”,所以结果只会走向议会的专制。这对现实来说,是很中肯的观点,但是要让意欲开辟新世界的青年们舍弃开启未知之门的钥匙——卢梭和孟德斯鸠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再者,指导者孙文强调中国的革命虽然追随西欧,但是要避免西欧所面临的新问题而继续前进。

  梁启超将上述的两篇文章合编成题为《中同存亡之一大问题》的小册子。而与此相对,《民报》则发行了第3号号外,题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906年4月28日)。从文章刊载的第1条“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第2条“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来看,这期号外是以共和立宪(民权立宪)和开明专制的对决为基轴的。如果将全部12条进行分类的话,与民权主义等于政治革命相关的有6条(其中,在革命派看来,与政治革命相为表里关系的民族主义等于种族革命,有2条涉及),与进行方法、实施手段相关的有5条,最后与民生主义等于社会革命相关的有1条。

  与梁启超的论战中,革命派有多人登场。论战的课题涉及多方面,下文就对汪精卫与梁启超围绕着“约法”而展开的论战予以论述。

  汪精卫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于《民报》第四号,对梁启超进行了反驳。梁启超在写反论之际.率直地向徐佛苏求援:“《民报》第四号想已见……其全篇似皆无甚根据,惟内有(第十五页以下)就国民心理上论约法之可行一段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请公必为我一下思索,并速见复(因欲在第七号发表之)为盼。”

  让梁启超感到棘手的汪精卫的理论如下:“国民思想、民族思想,则我民族之固有者,道在发挥光大之而已,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大昌明也,则约法者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者也。……心理有二,一日个人心理,二曰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个人心理所合成者也,根于社会心理所生之意力,日合成意力。……此合成意力,即法之本质也。然则欲问个人肯服从于法与否,当先问此法是否由个人心理所表现。如其然也,则法乃应于其必要而生者也。故日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普遍于国民之心理电,则约法乃应于其必要而生者也。”

  自民族、自国民的固有的”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大昌明的话、约法者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对汪氏的这一理论,徐佛苏恐怕也很难找出恰到好处的反论。《新民丛报》第7号登载了梁启超的反论,梁提到很多论点,但是他归根到底说,”除美国瑞士外,不闻更有可为模范之共和国也”。对革命派来说,梁启超的论点就是诸如中国人无“共和资格”等等之类无关痛痒的论点。

  这里,梁启超只提出了一条接近于本质的论点。即“共和之真精神”的问题。梁启超正确地指出了“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的论点。但是梁启超在下文马上又转移到现实的问题上来。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具有而中国人不具有。因此汪精卫反论道:“其所标为‘共和之真精神’、又谓‘能行议院政治者尊恃此’者,乃不外乎‘自治秩序公益心’。夫此与自由平等博爱、乃同物而非异物也”,更断言“论者欲谓我国民未有民主立宪之能力,必否认此前提而后可,不能否认,则吾所谓我国民有民主立宪之能力者,将无一语足以撼之也”。即把为确立主体性的“自治”精神还原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于是,这个时候,问题是被提出来了,但是没有深入展开就结束了。

  令人吃惊的是,梁启超于1906年5月在撰写完《新民丛报》第7号的文章之后。开始代撰“出洋考察五大臣”的考察报告。因此,之后的《新民丛报》基本上登载的是与此相关的类似副产品的文章,而与革命派论战的文章过了半年以后才出现。

  

  因吴樾谋炸出洋五大臣事件而延期出发的“出洋考察五大臣”中,戴鸿慈、端方一组于1905年12月19日出国。其中随员熊希龄秘密离团归国。6月初来日与梁启超接触,委托梁启超代撰考察报告。熊希龄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友人。委托流亡中的政治犯(是慈禧太后最痛恨的人物之一)撰写与国家最高政策相关的文章,应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梁启超的心境肯定很复杂,一边深深地感慨自己走过的艰苦道路正与祖国清朝所走的方向一致,一边考虑是否接受委托。尤其是,梁启超要扔弃所有的工作,专门从事代撰。梁启超撰写成《二十万字内外》(其中最重要的是《请定国是折》)后,于7月中旬将它携带上船来到上海。

  到了上海,在船中度过了20多天的生活,其间仅仅只有30个小时登上陆地。8月3日,将写就的文章交给了熊希龄。之后,上奏了五大臣的归国报告,9月1日宣示了“预备立宪”上谕。梁启超顺利完成任务后,于8月10日之前返回了日本。

  这一系列的活动,对康有为也是秘而不宣的。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疲惫不堪的梁启超返日后不久,便大病了一场。结果,《新民丛报》的刊行在一整年内都是非常的紊乱。在第12号的《杂答某报》出的文章开头中,梁启超解释道:“顷以事故、无暇为报中属文者殆两月余”,当然,也只能说“事故”。病愈后,11月10日,梁启超移居到神户须磨的华侨别庄(麦少彭所有的怡和山庄)。他离开友人众多的东京横滨,来到神户西端的僻地。这一举动与“预备立宪”上谕公布后他们立宪君主派理应加强公开活动的趋势,正好相反。如果说这是为了避人耳目,即免得被别人说与清廷高官有联络的话,那就很好理解了。梁启超虽然常常引用这样的话:“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尤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但是与政府死战的同时,却也隐藏着这样的内幕。

  三、中国同盟会和革命评论社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过程中,宫崎寅藏是积极支援的日本人之一。如前所述,机关报《民报》创刊之际,发行所就设在宫崎的家里。随着中国革命的扩大,宫崎为了进一步积极地展开支援活动,成立了革命评论社,创刊《革命评论》。同仁有旧知萱野长知、清藤幸七郎和新加入的成员和田三郎、池亨吉。1906年8月12日,决定发行杂志,23 日召开编集会议,9月5日发行第1号……,到1907年3月25日发行第10号后终止。

  当时的日本是不能直接论述“革命”的。因此,革命评论社把“一,不论日本的时事,二,不评日本的个人”作为内部规定。当宫崎在“发刊辞”里说道:“余辈热望完全之和平,故欢迎有根据之革命”,措词周到,旗帜鲜明。

  若是不能用文字撰写的话,那怎么办?革命评论社的同仁们选择了用图像来做鼓吹。每一号中,在四开版面的一面中央登载外国革命志士的大肖像,在另一版面,以《志士的风骨》为题,进行说明。自第l号的巴枯宁(Mikhail A.Bakunin)始,连续登载了史达普涅克(Stepnyak[SergeiM.Kravchinskii])、扎苏利奇(Vera I.Zasulich)、孙逸仙、科黛(Charlotte Corday)、克鲁泡特金(Pyotr A.Kropotkin)、马福益、该鲁学尼(Grigorii A.Gershuni)、山田良介鄯、黎刹(Jos Rizal)。巴枯宁是“虚无党的始祖”、史达普涅克是“虚无党的名士”、扎苏利奇是“虚无党的女杰”、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党的首领”、该鲁学尼是“露国革命党实行部领袖”一一作了说明。《志士的风骨》的一栏里,论述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这些人之中,除了科黛以外,都是当代的革命家,并以俄国为中心,添附中国和菲律宾的人物。

  虚无党的革命,例如史达普涅克,他在“和平手段”变得无望的时候,以“锄强扶弱的任侠精神”选择了“以暴动和暗杀来达成目的的主义”,对于“是铲除——俄帝以救亿兆生民,还是全活——俄帝以杀亿兆生民”的问题,毅然选择了“铲除一俄帝”的道路,1881年3月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对革命评论社的同仁来说,革命的根本精神是拯救兆民,牺牲自我,而俄国虚无党刚好是典型的模范。

  而且,现今进行的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正持续展开。《发刊辞》里叙述道:“共和民主政治以外,更当揭橥土地公有的大纲。仗剑起,而今奋战激里。呜呼,彼等欲一举遂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也,欲促进欧美之政治革命也。由之,激励全世界之社会革命主义者,夫将几何?”这毋庸置疑,与孙文构想的“三大主义”的革命,是一致的。第4号第1版面,将孙文作为“支那革命党首领”,登载了他的照片,在《志士的风骨》一栏里,赞美他是“穿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甲胄的革命化身”,称赞他依据“人类同胞主义”的主张“恰似燎原之火传播于支那内地,同时受到欧美人士的尊敬和关注”。

  该鲁学尼是社会革命党的重要指导者。革命评论社的同仁们,当在他奇迹般地从西伯利亚的阿客兑监狱逃离来到日本的时候,秘密地安排了和孙文的会见。那是在1906年11月15日 ,虽然只有一个晚上,但是那天进行了彻夜会谈。其内容分作三部分的纪事给予了报导,数量上有5页之多,可以体会到同仁们花了很多心血。关于两人各自讲述的革命的内容等,属于秘密的部分当然不能文字化,但是能公开的,则公开。例如,对孙文关于盖(Gapon)的提问,该鲁学尼作了这样的说明。该鲁学尼首先说道:“呜呼,盖庞,是个卖友卖义求荣的毒夫”,之后详述了用计略确证他是叛徒的事实,且通过同志的手将他处刑的令人寒颤的场面。”

  孙文以五权宪法向该鲁学尼说明了自己主张的共和革命超越西欧,但是该鲁学尼对此几乎置若罔闻。众所周知,半个月后,在《民报》的一周年大会上向大家公布了五权宪法的构想。飞鸟井雅道精心地考证了《日刊平民新闻》对该鲁学尼逃亡过程的跟踪报导,这清楚地证明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议会政策”派,还是“直接行动”派,在当时,没有和作为世界革命运动中心存在的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指导者进行直接的接触。

  《革命评论》致力于希望通过泰晤士报等扩大对世界革命的宣传。但是详细的记事、评论,大多数是关于俄国和中国的事情。两者即使在量上可以匹敌,但是在推动留学生的奋起、揭发立宪改革的欺瞒、解说社会,状况等质的方面上。无可置疑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比较充实。同仁们知识的量和质的不同虽然是其根本原因所在,但是毕竟中国的革命是以日本为舞台进行的。很好的例子就是,1906年12月2日在锦辉馆召开的《民报》发刊一周年纪念集会。这个记事,以很大的幅面登载在《革命评论》上。这是聚集了东京留学生的一半、近5000人的大集会,而后被称之为辛亥革命三尊的孙文、黄兴、章炳麟也欢聚一堂。大会由黄兴主持,章炳麟致祝词,孙文发表主题演说,革命评论社的同仁们如池亨吉、北辉次郎、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和田三郎都作了发言。《革命评论》以超过2个版面的特别处理方式,登载了译自《民报》的关于此次大会的记事。

  三宅雪岭主宰的《日本及日本人》也以相当的版面记载了此会,但是从《民报》的记事,那里只是翻译了孙文的演说。可能是认为只有孙值得记载,但是仅次于亚洲主义者的国家主义者对在日本的中国革命予以注目的事实是很有意义的。三宅的国家主义是反对国家权力的私有化,提倡四民平等。

  《民报》的创刊一周年纪念大会,是革命派知识人集结的顶点,也是日本支援者统一步伐共同举办的最大活动。翌春,思想对立的《革命评论》停刊。此时,孙文也顺乘日本政府的计略来到南洋,同年5月到翌年的5月在华南各地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而且,中国同盟会内部,引发了与孙文对立的活动,北辉次郎等人也站在反孙文的一方,积极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1908年春以后的一年多里,新加坡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大本营”。孙文也在《中兴日报》上发表文章,致力于革命思想的普及,在此不赘言。

  四、辛亥革命的达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派一夜之间控制了湖北省省府,组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10月22日,湖南省省府长沙、陕西省省府西安光复。即使伴随着若干曲折,但是革命还是波及全国。12月2日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二首都南京落人了革命军的手中。仅仅53天,事态的发展,非常之迅速。在广阔中国的各地,围绕着政治权力的斗争,无论哪一个,都是面向共和制而前进的,这是一目了然的。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设想的局势,终于变成了现实。其中,首先宋教仁构思了首义之区湖北省“约法”的制定。《民立报》中所载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共7章60条,《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如下:“中华鄂州人民以已取得之鄂州土地为境域,组织鄂州政府统治之。将来取得之土地在鄂州域内者,同受鄂州政府之统治。若在他州域内,亦暂受时鄂州政府之统治,俟中华民国成立时,另定区画。”第二条规定在本邦施行后三个月内开设议会,第i条规定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本约法。《第二章 人民》列举基本人权的诸事项,第三章以下基于三权分立制,分别规定了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的权限。

  鄂州约法大概没有在实地施行过。南京光复后,事态的发展更加扩大,以至要求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各省的革命代表。选出了当时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的成功,又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后而归国的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孙文宣布中华民国的成立。就这样,亚洲诞生了最早的共和国。2月12日,宣统帝溥仪退位,宣告了清朝统治的结束。秦始皇以来,二千余年的皇帝统治终结了。

  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设立在南京。力图共和政治的扎根和发展,南京政权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共7章56条,经由临时大总统孙文签字后,3月11日公布。其中,《第一章 总纲》的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史无前例的约法,让人想起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主权属于天皇的规定。第二章设定了“人民”,第1章以下分别规定了“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等事项。正因为是三权分立制,所以其特色在于加强了立法府的权限。正如所见.诞生的中国新政权所依据的理论.正是梁启超极力否认的卢梭和盂德斯鸠的理论。

  最能体现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公的事情是,1912年末到来年春天举行的国会选举。虽然是限制选举,但是其严格程度比当时的日本要宽松些。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取得胜利。这使因辛亥革命而创立中华民国的中国同盟会转身为公开的政党。但是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这次选举是以全国性的规模展开的。能与此媲美的选举,在而后的百年历史里绝迹于世。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能充分发挥出期待的效果。这或许是与现实的国民生活几乎无关的原因吧。但是袁世凯为成就帝业,就必须从废除约法下手,最终他没有达成自己的野心。孙文则最大限度地设法阻止皇帝政治的再次发生。并且,孙文也是以约法为依据,挥举“护法”的旗帜,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虽然斗争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以是否共和作为正统论的基础,却呈现出时代的变化。

  时代的确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辛亥革命后创立的中华民国。但是新生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脆弱体。二次革命败北以后,以“暴民”身份逃亡的那些创立共和国的元勋们,最能切身感受到它的脆弱性吧。和孙文一起活动的田桐反省道:之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没能理解支撑“共和政治”的基础是“自治精神”。他在文中写道:“不知自治,即不足以言共和。自治之精神不强固,共和之政治,乌能发达。自治精神者,里也,共和政治者,表也。自治精神者,实也,共和政治者。名也。本诸里以发诸表,本诸实以施诸名,根本既立,枝叶自茂。”

  田桐是因精读幸德秋水编辑的《兆民文集》所收之《汉译民约论》(《民约译解》)后,获得了以上的反省。自看了中江笃助的译文后,彻底领悟了即使曾经读过坊刻本也没能理解的“共和原理”。在翻译“citoyen”一词之际,中江因在东亚的历史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所以慎重地把它译成“自治的都府民”。可以说,田桐很好地抓住了中江译文的核心。这一点,如之前所述的那样,作为“共和的真精神”被梁启超提起过,但是汪精卫却把它还原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田桐在这个时候倾述了自己的苦衷:“事与愿违,动不中矩。此种荒唐之心理,诚不可恒理度,无他,知共和而不知共和之原理也。知共和而不知共和之原理,共和之道危也。”他的苦衷与25年前中江因唾弃同僚的无操守而愤慨地辞去国会议员的原因,同出一辙。

  辛亥革命发生后已历百年,那么如今的现状会给先辈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本文选自《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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