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史扶邻、周锡瑞等：我们对辛亥革命的一些想法

关于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它的意义；今天，更为重要的，是思索它带来的教训。

　　以下摘编的是一些外国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和辛亥革命的评述。

　　这些外国学者包括：英国旅行家、作家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英国历史学家琼斯，美国汉学家史扶邻(Harold Zvi—Schifferin)，美国历史学家许华茨(Benjamin I．Schwartz)，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美国历史学家克莱德，美国历史学家费纳克(Harold M．Vinacke)，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欧内斯特·P．扬，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苏联汉学家r．B．叶菲莫夫，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等。

   
　　从嘉庆皇帝（1796—1821年）开始，清王朝的衰败开始了。到了主观愿望良好但却软弱的道光帝时期（1821—1850年），衰败日渐明显。结果，在乾隆大帝退位后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就不得不面对一场民族起义（指太平天国运动），起义把这个王朝直接推到危难的境地。……
   
　　中英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的灾难。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士绅和统治阶级仍对有关外国的事情一无所知。战争没有使中国人得到一点儿教训，中国的官员和从前一样地自大。行政官员既不能处理也不能指导国家事务。事实上，我们所回顾的这个时期帝国的情况和去年(指1911年)10月10日革命风暴在武昌爆发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对其近代历史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影响至巨。日军给清军的几次毁灭性打击，使清廷标榜三十年的“自强求富”完全破产。日军摧毁了中国有史以来仅有的一支现代舰队，也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打乱了。……
　　
　　旧的秩序已不能恢复。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不再是只分享商业特权，而是很快地为垄断权而进行竞争。他们一方面保持徒有其表的中国主权，另一方面则按沙俄驻华公使喀希呢伯爵的意见行事：  “谁想要中国什么东西，谁就提出来，直截了当地拿去好了。”数年间，列强竞相争夺租界和租借地，使中国面临被瓜分和亡国的威胁。……
　　 
　　日本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大为震惊。欧洲人虽曾使他们造成惨重损失，但也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震惊。他们受到东亚同种人——中国悠久传统的从前受益者——如此可鄙的打击，这是难以想象的。国家易受侵害这个弱点的充分暴露，必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屈辱、惊恐的情绪及政府威信的急遽下降。战争也使人们重新认真思考中国该怎样对待工业化文明的挑战。
　　   
　　商界也充满了危机感，对外国人的竞争日益不满。商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迫切要求改革。……在全国各地，那些士气低落、无饷可领而被遣散的士兵，成群结伙加入游勇或秘密会党的行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它衰落的最后时期。它的那些寡头统治者政治上已经破产，不起作用；它的学者名流已变得优柔寡断和四分五裂；它的农民群众也变得更难以控制。这些传统的集团——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知识界和农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察觉到了危机，但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实质上都受到传统的限制。朝廷企图利用传统的努力以恢复王朝的权力和威信。进步的知识界试图把革新和儒家学说调合起来，但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制度上的改革会危及他们整个集团的特权。 　　
　　
　　中日战争使中国变为一个债务国。本国资金不足以提供军费，也支付不了为补偿日本归还辽东而增加的赔款。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热衷提供贷款的外国银行家。这些贷款不仅以黄金计算，利率高，而且以清朝政府最重要的税收作担保。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国人控制的中国税收系统，主要是为外国的债券持有者服务的。在战争后的四十个月内，外债高达约五千万英镑，几乎是清朝政府岁入的三倍。……广大群众并不了解政治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全部含义。但是，他们愈益感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在不断恶化。……当中国进入20世纪时，群众的失望和怨恨终于迸发了。 　　
　　在1900年以后，中国政府的支出费用不断地增高，因为推行改革“新政”必须支付新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新军的军饷和装备、建筑铁道和设立新的教育机关的费用等等。为了交付日本赔款而借用的外债须按期偿付，须按期交付的庚子赔款的数字更为庞大。这些支出实际上已耗用了其整个关税收入以及其他几种税收，因此不能用这些税收来应付一般的开支。于是，满清政府不得不日益加重各种税的征收额并开征新税。这就大大地增加了人民对于清政府的不满。
　　
　　 这种经济上的不安，使人民在心情上对于革命者的宣传，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宣传，更易于接受。


　　1900年以后，满清亲王们及属员的贪得无厌激起了群众的敌视而有利于革命党人，特别是因为实际上对实现财政改革的诺言无所作为。旧日的流弊依旧不改，而且政府的改革经常从未超出于纸上阶段，进步措施是断续无常的、不平衡的。这既动摇人心，也不足以满足激进分子，他们决心反对满清政府。
　　1901年9月，列强在经过数月的争吵和谈判后，把巨额赔款强加给中国的“合法当局”——清朝政府。(指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俄日意德美奥西荷比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这笔赔款总数达三亿三千多万美元之巨，使中国的外债增加一倍多。对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的省份来说，每年支付本息的负担一点也不轻。……事实上，列强因凌辱“合法当局”及将其封疆大吏变为不情愿的外国银行家的代理人，使中国更接近革命的边缘。外国的干涉要达到目的是困难的，亦不可能长期地支撑中国的“合法当局”，也根本无法阻遏民族革命的爆发。

　
　　1905年标志着中国的事态已无转圜的余地。在这一年中，专制统治者自己提出了一个“新政”方案，它预示了传统政府的结束。这还不完全是由于以孙中山、康有为以及血气方刚的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所造成的压力的结果。

　　在权力结构内部，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如袁世凯、张之洞等竭力施加压力，要求变法维新。……起初，这仅仅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然而，有选择的“新政”产生了一连串新的事物，它们再也不能被容纳在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了。现代工业、铁路、军队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计划，已经产生了新的功能、作用和利益，从而要求制度上的改变。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维新，而是以怎样的速度维新，更确切地说，由谁来领导已经在进行中的维新并从中得到好处。
　　1905年对中国要求变革产生影响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就是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在近代史上，亚洲人第一次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教训看来是明显的。日本的君主政体，由于在十五年前颁布了一个宪法，就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式的国家。看见这么一个榜样，中国皇帝恩准了袁世凯在1905年7月奏请的于十二年内成立立宪政府的要求。
　　
　　这个腐败无能的清朝中央政府为了挽回它在权力和威信上的损失，发起了它先前曾经反对过的变法维新。清政府现在希望像日本那样，维新会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这个政权明显的软弱，特别是在外国压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由此产生的空前的财政赤字，使得加强中央集权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
　　
　　维新不但没有恢复帝国的权力，反而招来对中央更多的要求。它增加了许多竞争的焦点并且促进了公开的对立。此外，当外国征服者决心支持他们特许的朝廷时。清廷是很难使它自己与民族主义的革新动机相一致的。它已经丧失了威信和能力，从根本上说，它缺乏才能、知识和领导一个民族复兴的创造精神。
　　
　　作为一个整体的皇帝与政府结构的虚弱，在1905年暴露出来了。维新的一年也是非同寻常的动乱的一年。民族主义的压力、离心力和一个空虚了的国库的财政需求，加深了普遍的社会灾难，排除了有秩序的改革。有关土匪暴行、抗税、会党起义、罢工以及排外暴乱等等的报告，像洪水一般涌到北京。  　　
　　中国(指清朝)是否拥有一个有能力的领导群体，通过打破旧势力来带领它走向振兴之路，现在还看不清楚。不幸的是，现存的清王朝根本没有成为爱同激情振作的枢纽，将来的结果只能是找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来代替它。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乞求援助的外国列强并不热衷于对中国的直接占领。这使中国政治生活面临着一个新的不得不认真对付的势力——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当清军被日本军队彻底击败时，中国人开始觉醒了，而且所有的人都渴望知道战败的原因。……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国家财富、权力以及国家尊严，都已经被迫交给外国人控制了。

　　警觉、猜疑以及巨大的仇恨——义和团运动由此产生：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以及外国列强给予中国的所谓慷慨的待遇——尽管怨声载道一一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从这时候起，中国就开始把她的年轻人送到国外学习。成百上千的学生到了国外，去日本的学生相对较多。她的年轻人送到国外学习。成百L千的学生到了国外，去日本的学生相对较多。

　　人们确信清政府是腐败的、无效率的、不可救药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国人心中觉醒，而且已经支配了每一个中国学生的灵魂，甚至连乡村的农民也具有有爱国主义的思想。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研究以及对每个国家与中国的比较，这样，就产生导致中国革命爆发的第三种必需因素——一代觉醒了的训有素的人。

　　

　　从1908年起，甚至更早些，满清朝廷的命运就取决于它的防止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进一步崩溃，阻挡外国的追逐特权者及预防列强最后瓜分中国的能力。在1908年至1912年间的那些危急的年头里，列强的所作所为不能支持满清政府的这些目标。事实上，列强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不断控制中国，进一步削弱了满清朝廷仅剩留的一点点威信。……

　　1911年的革命，是对外国在华争夺特权(这种对于特权的争夺其后日益加剧，直至革命爆发为止)的一种反应和抗议。
　　

　　晚清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所进行的戊戌变法，即稳健的改良运动既已失败，接着便发生针对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使中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要拯救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革命，推翻清朝。 　　
　　虽然，漂流在外的革命者能够利用革命形势，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诱发革命。任何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必须从该国的内部去寻找原因。……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严重冲击力量（它结束了新成员进入上流阶层的传统基础），从外国财团手中收回铁路和矿产权利运动以及运用中国资本发展现代经济的严重冲击力量，在全国建立有影响的省谘议局和地方自治团体的宪政运动的严重冲击力量。新报刊、新学校、新军以及总称为“新政”的种种行政管理和宪政改良措施，正从制度设施上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教育改良，政治改良，发展经济，军事现代化，新闻业务，秘密会党，学生运动，帝国主义，反帝激情，革命预谋，以及人民暴动等等，对于辛亥革命原动力的理解，要求我们对所有这些对于总的革命环境产生影响的事物，都要进行考察并考虑到它们的积累起来的重要性。
　　
　　晚清的“新政”，是属于上流阶层、服务于上流阶层的措施：反映他们的利益，训练他们的子侄，替他们维护治安。但是，  “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首先影响了绝大多数人民。“新政”的后遗症是：人们普遍的不满，报纸的抱怨，和最后的暴动抵制。 　　  
　　1911年，一系列的因素：经济衰退，自然灾害，由新政引起的不满，打击士兵和学生最厉害的政府开支的削减，对铁路国有化的愤怒，以及立宪运动的跬步不前等等，所有这些，联合起来创造了一种不满现状和丧失前途的气氛。这种不满，最后集中指向中国的最高当局——满清王朝。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对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

　　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至于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

　　这就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孙中山就是这些新兴边缘集团的代表。他在夏威夷的华侨中间长大，在这个群岛和广州、香港的外国学校读书。……当清朝统治集团对他的才干不感兴趣之后，他就作为一个革命者转向这些边缘集团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农民出身的教会学校毕业生，建立了一个密谋团体——兴中会。
　　  
　　兴中会的领导者们．想要他们的国家也有他们在国外的学校、团体中学会遵守的那种制度。他们认为，是他们，而不是那些仅仅通过翻译了解西方的士大夫，才最具备拯救中国的条件。虽然他们也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但他们觉得，一个效法欧洲的中国将会是强大的和不可侵犯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列强的商业利益和宗教利益。这个更大的终极目标——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彻底改造中国政府——仅仅为极少数领导人所持有，而且解释得也很模糊。 　　
　　惠州起义（发生于1900年10月，是继1895年广州起义后，兴中会筹划的又一次重大革命活动）失败表明，靠从香港和海外进行点滴的?透，还是实现不了颠覆清廷的任务。革命也不能靠外国的支持坚持下去。革命要有纲领和组织，在国内要有组织者、宣传者和进行颠覆的力量。
　　
　　知识分子能够充当这些角色……。当孙中山在横滨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时，在离此地几英里远的东京，新型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却正在积聚力量。这些中国留学生已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的目标，并相互调整。在孙中山来到他们中间之前，他们是民族主义革命情绪主要而又杰出的倡导者。 　　
　　中国派遣青年人去日本留学，从而加强了“非法”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0年只有一百名左右，1902年增至约一千名，1905年约有八千名，至1906年这个最高年份达到一万五千名甚至更多。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缩短了的肤浅的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将来回国谋求差事。但重要的是，有少数人变成了有政治觉悟的人。他们学的虽少，却足以削弱他们对清政权和儒家文化的忠诚。他们被派到国外，是要获得非中国的思想方式。但是，要把新知识限制在专业范围之内，却证明是不可能的。……

　　1900年，自立会的两名成员正式倡议湖北学生成立了励志会，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第一个组织。该会具有模糊的民族主义目标，但缺少具体的政治方针，一年后，由于那些比较稳健的成员受政府颁布的为归国学生提供官职的新章程所吸引，这个团体也就解散了。虽然这是大多数这类早期组织的命运，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却由于清政府在外国的要求面前表现出的软弱无能的新事例，而不断激发起来。 　　
　　在东京，留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

　　他们羡慕日本的国际地位，赞赏日本人富有战斗性的爱国精神。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生，拿日本及欧洲的历史简单地与中国类比，亦欲找到英明的领袖以迅速恢复中国的尊严。可是，与日本的“志士”及西方的华盛顿、马志尼一类人物相比，中国的领袖人物看来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那么，谁能激发中国人民新的精神，使中国一跃登上国际平等的地位？1903年，东京有一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许多活跃分子宣布，他们能负此重任。……

　　海外的煽动者与国内上海的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在上海，新式学校及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第二个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策源地。上海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第二个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策源地。上海亦系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当地的商人和绅士，曾是大规模反俄示威的发起者之一，但当激进的知识界借此煽动革命时，他们却后退了。激进知识分子学习东京的榜样，成立了拒俄义勇军。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时，中国的报刊正处于诚如林语堂所称的“黄金时代”。1895年以来，大批的期刊和报纸，主要在上海这个新的出版业中心涌现，并以显眼的位置刊登日文的译著。……在1903年使人愤激的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期间，上海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清王朝的宣传运动。这一年，他们刊行了几本革命的小册子，还出版了不下三种革命的日报。
　　
　　有一个时期，革命者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海外华侨当中吸收的，……但是在1905年以后，孙中山更注意于在国内吸收同盟会会员。……同盟会的努力集中于新军，在那里吸收了大量的会员来从事于反满、或至少是改革的事业，特别是在驻扎在汉口和南京的新军中，发展的会员最多。……

　　革命宣传的第三个中心是新的学生阶级。在1900年以后，特别是在1905年以后，大量的学生到国外去留学，有的学生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但是更多的学生是到日本去。……他们对于持续不断散播的革命的宣传非常容易接受，……成为可以向外传播革命学说的有效的中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思想；但是以前所谓革命，只是改朝换代，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西洋式的革命思想则始于孙中山。孙中山起初是以美、法的革命思想为主，加人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制定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组织了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是由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所领导的。 　　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起革命大旗起，中国革命党人就一直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每一次，基本战略都是联合秘密会党，并利用那些会党作为革命的突击部队。但每一次，暴动起义都被数量、装备和训练俱占优势的政府军队所粉碎。……于是，革命党人决定在新军内部进行组织工作，某些重要成员参加了新军，还有些人特别是为了酝酿革命而加入新军。
　　 
　　在辛亥年的新的不满心情中，军队革命党人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同样重要的是，所有各阶级的不满，产生了一个普遍信念，那就是，清王朝已临崩溃边缘。当文职的、军事的上流阶层逐渐产生这种信念时，他们准备，一旦革命来临，就唾弃满清王朝．支持革命事业。这种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成功来说，是绝对不可少的。
　　 　　   
　　在中国这么一个农业国家里，辛亥革命的城市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从前，在每一次封建王朝的覆灭中，都是农村痛苦无以言壮，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起着关键作用。或者是农民战争直接把王朝拉下马来，或者是北方的民族侵略者和地方上的军事领袖，提供了改朝换代的机会。……但是1911年，除了很少例外，农村只对城市来的革命原动力报以反应：积极主动性开始于大城市，向府、县所在地的城市之网铺开，最后才到达中国的集镇和农村。 　　 
　　辛亥革命是以武昌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开始的。当革命在两湖地区蔓延发展时，在激发人民归附革命的活动中，革命党人领导下的人物登台，统治了各省的革命政府。革命的成功依靠了他们的支持。……只有他们才能在中国其他地区号召绅士、官吏和军官的支持。……尽管革命以新军中十兵的爆发而开端，但革命本身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上流阶层的革命。

　　上流阶层的动机既不是单纯的，也不是一致的。有些人是明显地献身于民主共和革命原则的。绝大多数的人之所以清醒过来，毫无疑问，是由于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和其立宪计划挫败的结果，上流阶层从革命中看到了一个可能的机会：排除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和省一级就可以实现和扩大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

　　……上流阶层看到了在革命中提高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机会，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上流阶层开始并不支持革命，而且和清朝官吏合作以维持治安：一直到他们相信，民主共和革命．首先不意味着秘密会党革命，其次，这个革命必不可免。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改变态度。一旦确信革命不至威胁他们的地位，而在事实上能够提高他们的权力，上流阶层就参加了新的政权。 　　
　　辛亥革命和接着下来的共和国的建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在它的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于欧洲国家内像法德两国帝制的推翻。在中国，191 1年结束了两千年甚或更长的一个基本上是持续发展的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不是像在中国所经历过的许多改朝换代中的一个，虽然它有许多传统的改朝换代的特点。

　　……它是一个两千多年长时期的结束，儒家的世界国家和儒教本身的不可挽回的寿终正寝。……一切传统的政治、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原则，几世纪以来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教条、无可怀疑的事实、甚至当然的东西，现在完全成为幻影了。

　　随着皇朝和传统的国家思想的消失，一个实际上把政治分裂局面的帝国长时期箍在一起的思想纽带也消失了。全国各地沉睡着的、分散的人民力量觉醒起来，获得新生命。 　　
　　革命党的所作所为正受到密切关注，他们在为自由而战。……《泰晤士报》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革命将会失败。目前的迹象表明这个观点是很有依据的。但即使革命失败，也会在目前的满清朝廷、中国人和世界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影响。
　　   
　　革命派人士正在创造着历史。他们是崭露头角的改革家，以那种心态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伟大时代努力着，他们的全部过去为此提供了证据。
　
  
　　旨在建立共和政体或其他形式政府体系的辛亥革命，开始改变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整个面孔。不管目前事件如何转变，所有这些变化都改变着中国的国家生活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
　　
　　世界上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精神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本身因为革命而成为今日世界政治最显眼的因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这一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在内。再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的辛亥革命常常被认为是“表面的”，它没有引起社会的革命……新的共和政体未能建立其合法基础。
　　
　　群众只是模糊地认识革命的意义。在1912年4月，距北京不到二十英里的郊区村民，还不知道建立了共和国。他们以为袁世凯是个新皇帝。

　　因此，同盟会是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党，而孙中山亦从不希望它成为这样的党。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孙中山宣称，对重要的政治问题， “下层群众均无主见”，“在此类问题上，受国中有为之士的指导，无论带到何处，群众都会跟着走”。遗憾的是，这些“有为之士”并未负起孙中山原为同盟会设想的善意监护的责任。    
　　同盟会的领袖只是主要起职员的作用，所以其组织缺乏统一和纪律；而统一和纪律，是“本身已成为一种目标，而不是手段”的真正卓越的政党所具有的。……从一开始，同盟会就不完全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因而从无坚持不懈的夺取政权所必需的凝聚力。……即使让孙中山完全控制同盟会，也不见得就会走上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因为同盟会控制不了革命。 　　
　　
　　孙中山和他的信徒充满着理想的和忘我的思想给予儒教国家的不复能维持的腐烂结构以打击，这是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有破坏的意义。但是，他们不能把确信的、新鲜的东西代替崩溃的旧东西。他们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像“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都是太理论性的，没有充分估计到当时中国的情况。

　　对改革的另外一个平衡力，是如下令人惋惜的事实：在很大一部分孤立的帝国领土中，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依然处在呆滞历史时期的任何证据，这部分领土远离容易受到改革运动影响的区域。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社会的无组织状态，也看到许多力量是以一种浪费和颓废的方式盲目地起作用的。我不是说改革没有使国家发生任何变化，因为在改革达到某个阶段时，即便是在中国最偏远的角落的人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如果我们撇开军事、鸦片和其他某些流行教育等因素不谈，我们便很难找到与被信以为真的改革的叫嚷(这种叫嚷足以使那些不了解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铤而走险状态的人，在改革中充当先锋)和新中国已经彻底毁灭旧中国这一假设实际相符的东西。

　　革命党人是一批年轻的改革者，缺点不在他们的能力，不在他们的意志，不在他们应该如何做事的信念，而在于他们缺乏稳定和团结。……若他们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做进步的事，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他们无法对目前自己所正在经历的形势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需要一个坚强的领袖，所有的人都会充满信心地朝他看齐，就如同一群学生需要一位老师，学生每做一件事都要受到老师的教导。 　　
　　革命党人最后推翻满清皇朝的轻易成功是靠不住的，因为参加运动的各集团和各阶级不久就证明是，除了反满之外，很少有共同之处。 　　辛亥革命起事之时联合起来的各种力量，除了推翻满人以外没有共同的目标。……而且，革命党人在他们秘密策划中，不能也很少设法在城市和乡村里动员群众和争取他们的支持。 　　中华民国由西方借过来的宪政议会和内阁的政治组织观念，不能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它们甚至不能成为传播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哲学的一种有用工具。在这期间，这种移植西方制度的努力反而使中国上了当，这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 　　在许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彻底的革命。事实上，省城里的、地方上的上流阶层发现，通过革命，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加强了。因此，革命在政治上的进步方面，就易于被它的在社会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 　　    　　辛亥革命最后爆发时，许多进步人士预见道：中国问题可以迅速解决。不过，在紧随辛亥革命后的十五年，中国堕入了军阀割据的悲惨时代。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不是减少而是增长了；政府不是强大有力、廉洁纯正，反而变得更加衰弱和腐败了；广大群众发现，他们的命运一如既往地痛苦莫名。

　　用任何标准考察，革命都失败了。……有些指望保全辛亥革命荣誉的人们，这是因为，新的民国总统和“军阀之父”袁世凯出卖了革命，他把中国向着军阀割据的道路推进。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袁世凯的确背叛了革命。

       但另一方面，如果严密地观察一下新的湖北和湖南的革命政权(据说，袁是叛卖了这个政权的)，我们会很清楚：这些政权既不具有特殊的生命力，更不是袁世凯独裁专政的代替物。相反，在革命政府内部，新的政权坚决反对激进路线；有着根本的弱点和不安定性；如晚清一样，上流阶层的西方化改良主义，仍然在群众中不得人心；还有，当1913年第二次革命向袁世凯的权力发起挑战时，上流阶层更为明确和清晰地选择了袁的统治。1911年，为了安定，城市上流阶层曾经依附了革命。1913年，仅仅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转而依附了袁世凯的反革命。革命并不曾为袁世凯所叛卖——革命叛卖了革命本身。
　　中国人口的80％生活在农村：但是，辛亥革命是一个上流阶层的革命，在农村的影响比较有限。一般来说，如果农村群众有所反应的话，首先，他们似乎是积极地肯定辛亥革命的。他们在这个革命中看到一线希望：旧政权统治下所忍受的暴政可能消除。不过，没有多久，问题就明显了：革命并不给农民实惠，仅仅给了上流阶层以好处。这就开始出现：农民灰心丧气，对现状不满，最后则是组织反对。

　　新政权一建立起来就表示，无意倾听农民要求土地的呼声。新的国民党成立时，同盟会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口号就被摒弃了。……更为严重的是，地方绅士的权力大大提高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只能促使对于农民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初期人民对于革命的肯定积极的态度，很快就消失了。日益加剧的绅士压迫和捐税，物价持续上涨的趋势，立刻引起可和晚清媲美的农村骚扰浪潮。据报告．在1912?1913年期问，湖北有8个县发生了重大骚动。
　　
　　赋予辛亥革命以生命力的思想观念曾经认为：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将会产生一种对新政权的人民支持和奔放热情；因此，20世纪中国的一切弊端痼疾，可以迅速治疗矫正。这种模糊不清的信念，在中国内部，曾有利于统一各种不满晚清现状的团体，并在紧随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创造了对于革命的几乎是普遍的支持。但是到1912—1913年，对于反满革命和共和政府那种魔术般灵验的信念开始淡薄起来了。革命在解除帝国主义威胁方面一事无成。……

　　革命在解民于倒悬方面一事无成，那也是同样清楚的。……对于农民来说，革命除了带来一个绅士和官僚更紧密联合、以维护上流阶层阶级利益的新政权之外，其余一无所有。最后，在中国发展议会民主的许多人的希望，也于1913年春夏间破灭了。
　　
　　其时，袁世凯指使歹徒暗杀了国民党议会领袖宋教仁。之后，袁世凯不顾新选举出来的国会的反对，进行了善后借款的谈判。很快，情况似乎变为：辛亥革命仅仅在推翻满清方面取得了成功；至于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却是革命所不能及的。 　　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编辑部编著；陈晋，孙业礼主编；杨明伟，孙东升副主编：《辛亥革命一百年评忆》,贵州人民出版社年2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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