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晨曦
提要：本文从科学家与企业家由紧密合作到分手现象引发了理论思考。论述了矛盾的产生是受两者价值取向不同所决定的，并探讨了从要素组合入手，建立知识经济创新体系，以回避矛盾促进合作。
关键词：科技创新 企业利益 要素组合
一、向知识经济举步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199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华东版》黄嵘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评述了“联想”解聘有院士称号的原总工程师倪光南，他曾主持研制了联想汉字技术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研制联想微型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正由于创业当初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精诚合作，促成了“联想”成功。因而这“解聘”引起了一场很不小的争论。此事并不是个别现象，“方正”的王选、“四通”的王缉志都相继隐退了，为此引起各界人士关心，人们脑子里都挂上一个问号，谁该来为知识经济的主力军——高科技企业掌舵，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俩是企业的两个轮子，缺一个或是失之平衡都会影响前进的。
这是我国向知识经济举步前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问题。的确，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影响我国未来向知识经济前进的步伐。黄文说“是什么造成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分手，从最初‘倪总都是对的’（当初“联想”总裁柳传志下过这样的命令），到如今联想集团董事会对倪光南的最终评价——‘过大于功’的呢？”是什么使柳传志和倪光南这对总裁和总工程师当初的“黄金搭档”走向决裂了呢？
二、关键问题是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不同
是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使他们从创业时的紧密合作，成功后就暴露了矛盾走向决裂。这个问题，10年前我在《农业科研战线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与反思》（《农业科技管理》1989年第6期）一文里就已经有所论述了。该文在论述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就谈到了“商业和科技的价值取向不同，既有其相吸引的一面，也有其相排斥的一面：当科研出了成果，就需要商业为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商业寻找投资项目时，也需要一个有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这时候，两者是相吸引的。但是，商业一旦选定某项科技成果而投入生产资金以后，以商业营利价值观，为了维护商业利益，就再也不希望有品质更好的同类产品面世，会本能地抑制科技发展。而科技的价值观则是追逐科技发展新目标，总希望不断有新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促使产品快速地更新换代。这时候他们之间就表现为相互排斥了。”的确，价值观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当他们相吸引的时候，两者相辅相成，合作暂时会很顺利愉快的。但他们的价值取向不同，最终会发生相排斥的，这时候就会导致分道扬镳。
创业当初，“联想”与倪光南处于“相吸引”的时期，“联想”肯定了“倪总都是对的”，到如今已处于“相排斥”的时期，很自然地也就成了倪总“过大于功”了，必予以解聘。不就是倪光南不满足于创业当初的IT产业，想不断探索创新而未获成功，使企业“付出了千百万元‘学费’”吗？IT业的成熟必须靠高新技术自主创新。为了“联想”能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使操作系统不被微软垄断，排脱只能给人家作代理商的困境。倪光南作为有建树的科学家想到了这一点，也只好独自去承担高科技创新的风险。但是，这并没有得到关心企业盈亏的企业家的谅解。这也就是中国科学院罗伟等在《高技术产业化要解决三个组合的问题》（《科研管理》1992年第6期）一文所指出的“科技成果实现工业化生产，它就进入了同科学研究过程完全不同的生产过程。严格地讲，在这个过程中需从生产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研究与发展来考虑问题”了。作为企业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企业家与科学家所考虑的问题开始有了分歧，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只好分手。这分手不是私人恩怨问题，而是企业的生产过程容不下科学研究了，而科学家也不甘寂寞守着已往的成就过日子。
上面阐述了由商业和科技的价值取向不同而引起了企业内部矛盾。但是，如今的发展，看来远不止发生在企业内部，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还可能发生垄断行为，损害了企业间正当竞争秩序和扼制科技创新。并不像柳传志对人民日报记者所说的那样“在硅谷，10%的企业靠自身的力量长大，90%的企业是靠购并壮大，一个小企业出了新东西，很快就会有大公司将其收购。小企业获得了资金，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相得益彰。”稍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想，恐怕不会是那么轻松的吧。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不得不多考虑点问题：这大公司怀着什么动机买下小企业的“新东西”？或许只是怕这新东西一旦生产出来，会抢占了它的市场，凭着雄厚的资金先买下来搁置一段时间，等我已投产的“旧东西”赚够了钱再说。这岂不是起到了大公司垄断市场控制产品创新的作用吗？近日美国法官裁定微软公司垄断，重要判词就是：微软在市场上占有了“主导、持久、不断增长”的份额、“损害了竞争者”、“扼制了创新”。这时，市场上出现失衡现象，只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已不起作用了，也只好求助于“看得见的手”（政府）出面强制管理了。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损害竞争、扼制创新的行为时，这“国家机器”也不起作用了。1986年，日本索尼推出新产品数控磁带，使刚上市的激光唱片黯然失色，然而这种最新产品却不能很快投放国际市场，阻力就来自激光唱片制造商，他们刚刚开始从激光唱片的兴起中赚到钱，怎肯罢休呢？美国音响工业协会指责日本人扼杀了激光唱片的年轻市场。那么这些激光唱片厂商会不会永远不让数控磁带投放国际市场？为首的菲利普公司作了回答：“至少下一年度将不投放。”因为他们知道这市场终究要属于数控磁带的，他们也正在加紧研制这种新产品，现在只不过是先压一段时间。索利公司也感自己在国际市场被孤立了，不得不求助于外交手法，四处游说，以平息人们的怒气，只好答应不对竞争对手搞越顶交易，大家一起共事，和衷共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0年代的VCD产品还没上市，就听说又有了更先进的DVD，遂使前者的市场受到极大威胁。这类事在创新时代将会更多。怎样既能保护科技快速创新，又能使制造商合理利益不受影响。这是当前科学家和企业家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当然，我们目前还是只能先思考企业内部科学家和企业家如何搞好协作问题，更远的事情留待今后发展中再一步步思考了。
三、既要高瞻远瞩快速创新又要面向市场考虑实际
高科技高风险，这是一般科研人员都知道的。但倪总几项研究失败后，企业家坐不住了，“联想”集团的董事们“痛定思痛之后，‘联想’多年奉行的‘技工贸’被颠倒过来，变成了‘贸工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下子变成了科技是“老三”。这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取向，只愿对具有商业化价值的知识创新领域投资和承担风险，没有市场的或离现实太远的科研项目，企业是不感兴趣的。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8月里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丁肇中教授着重作了“基础研究”的报告，指出“基础研究不可忽略”的简明道理。说是基础研究成果大约要100年时间才能被人们认识和应用，他举了X光是上世纪科学家发现的，起先人们以为没有什么用处，到了本世纪才逐渐被认识和应用，一旦得到应用，整个人类社会都起了变化。原子能和激光也是这样的。科学家的眼光总是向远处看的，这就不是企业家那“先做市场，后做加工，再学技术”所能想到一块的。再说有的基础研究也就像X光那样，纵是获得巨大成功了，人们还不认识，根本谈不到企业家为追逐利润所强调的“有的放矢”，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商业价值，其市场价值是滞后的。
当然，这些长线的重大项目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是要特别重视的，但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受得了的。“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从“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从“技术也必须符合市场需要”的实际考虑问题，也有其内在的道理。我几年前曾在《课题成本核算问题讨论》（《科研管理》1993年第1期）一文中引用了一位农民企业家的话：“我们不是看你们的成果鉴定写得怎么样，要看你们有多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否经得起市场选择，要让我出钱搞科研，研究题目就要企业来出。”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日前在上海《财富》论坛上说，中国企业目前实现技术创新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每家企业对技术的要求亦有差异。所以每家企业都应“走自己的路”。这就更是说出了联想集团董事们的心声：技术改造是为了“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总裁、总经理中也有是专家学者、科技人员，但他们一旦位居企业的总裁、总经理，首先就要肩负着企业的营运、盈亏的责任。那么，“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就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而科研人员不计算成本，价值取向仍然是追求科技发展新目标，只管创新知识创新科技象个运动员只求刷新纪录，别的就不顾了。改革初期的老科学家们就认为科技成果是无价之宝，不能用金钱计算的。有的重大成果确实也难用金钱论价，比如杂交水稻的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怎么论价呢？有的课题必须付出几代人去研究，这又怎么论价呢？对那些为重大课题付出了辛勤的科学家来说，只能从荣誉上、政治上、人类历史的进步上写上一笔，才能说明他们贡献的价值。我国最近为“两弹一星”科技有功人员隆重嘉奖，以4名在科技文化上做出历史性贡献人员的名字命名我国天文发现的天体，也就是这个原因。这么说来，科研项目是否都要通过市场选择，也不能一概而论的。
综上所述，国家经济要发展，既不可忽略了战略上的长远目标，又要时常考虑着企业本身的近期经济效益和生存问题，不能忘了市场竞争这根弦。我们强调抓基础研究这条长线，也是为未来市场上能站住脚跟提供力量源泉。这是源和流的关系，上游和下游的关系，缺一就都没有发展前途。
四、探讨科学家企业家合作的路子
论题回到究竟应由谁来掌握高科技企业主导权，科学家还是企业家？因为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又要兼顾长短线结合，就很难确定谁掌握这主导权更合理。硬凑在一块，都会受到损害的。在步入知识经济之前，应探讨建立创新体系，寻找科技创新与企业生产组合的新路子。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农业科技拨款改革若干问题探讨》（《科研管理》1991年第3期）一文已谈到科研机构进入经济的方式问题。一种是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把研究费用摊入生产成本，另一种是科研机构办企业，获得利润以支持科研。实践证明二者各有利弊。当时就提出了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中怎样处理好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
不过从90年代的这后几年实践来看，并不在于科研机构同企业是否结成一体，而是需要考虑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怎样同其他生产要素组合，尤其是怎样同资本（企业法人）协作。如果采取结成一体的形式，不论是科研机构进入生产企业还是自己办生产企业，都只能是以企业为主体。那么，企业家必然首先从本企业的目前利益考虑问题，把更高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作为次要的内容去考虑，也不愿意为某项还看不到眉目的高科技研究项目去承担风险。就像“联想”最终还是把在科技战线拼搏的倪总工程师解聘了。
这样势必不能保证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快速不断创新科技、创新知识。这不是人的保守意识问题，而是企业的利害关系规定了的。前一个新产品生产投入的资金尚未回收，企业家能放心投资下一个新产品吗？市场竞争能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也能暂时抑制产品创新。至于国家所强调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指“把创新的知识变为创新产品、工艺和服务”的主体。
也就是说，企业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体，并没有让企业把知识创新（科研创新）也承担起来。这恰恰是强调了，科研机构和生产型企业的明确分工。科研机构就不要去具体地搞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工作，涉及了物质生产和营销花费了很大精力。生产型企业也不要去搞重大的科研项目，就专心一意地搞生产和营销。
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既独立又联合的形式，让大项目科研相对于“生产型企业”分立为“科研型企业”。各自独立核算。“生产型企业”产品仅限于物质产品，进入物质产品市场；“科研型企业”产品仅限于科技创新成果，进入科技市场。科研企业与生产企业通过科技市场按“定单”紧密合作。生产企业内部不设专门的科研机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需多学科交叉研究，生产企业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力和组织能力。只配备少数科技人员，以研究提高现有产品质量为任务，或是让他们在企业内部流动，分享企业内部的经验和直觉，当选定一个新产品项目时，就抽调他们组成新产品投产研究机构，它的职能至多只能是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参谋部”，为企业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那么，这样云雀可以寻求云雀的市场实际效益价值，大鹏可以寻求大鹏的玄远宏大价值，各不相扰。
1998年，南京农业大学一项高科技成果产品地龙蛋白制品，在科技市场被红太阳集团以1500万元的价格买断，创下了高校科技成果转让中的天价，这还只是刚刚在科技市场上初显锋芒，以后还要卖更高的价钱，或作为知识产权参与到生产型企业分配中去，可占35%的比例，甚至更高。这说明了，在高举知识经济旗帜的今天，知识产业化和科技创新市场化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了；说明了，选择市场需求的热点科研项目，以提高科研成果的身价和竞争力，是科技创新市场化的关键所在；说明了，只有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才能解决商业与科技价值取向不同的矛盾，是科学家与企业家合作理想的路子。
当然，大项目的高科技创新的投入和风险是很大的，须有如国家的863计划、火炬计划那样的投入与支持，否则是很难起步的，这条路子还是走不通。
参考文献
1．黄 嵘 《科学家和企业家》 《人民日报》 1999-09-20
2．杨殷平 《农业科研战线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与反思》 《农业科技管理》1989（6）
3．罗伟等 《高技术产业化要解决三个组合的问题》 《科研管理》 1992（6）
4．谢卫群 《是什么阻碍技术创新》 《人民日报》 1999-11-08
5．王如君 《微软被裁定垄断》 《人民日报》 1999-11-09
6．关呈远译 《电子视听产品的发明与竞争》（[法] 《新观察家》）。《世界之窗》 1988（1）
7．杨殷平 《课题成本核算问题讨论》 《科研管理》 1993（1）
8．《人民日报·华东版》 1999-09-30 朱丽兰说，企业都应“走自己的路”
9．杨殷平 《农业科技拨款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科研管理》 1991（3）
10．《中国经济时报》 1999-08-23 朱丽兰透露国家创新体系将有三大突破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此文发表于《农业科技管理》1999年12期，《科研管理》2000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