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教育家、东京学士会院首任院长、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创立者、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主张脱亚论，影响了明治维新运动。重要著作有《西洋事情》、《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等。
金文学：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实质
日本的一万日元面额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1835—1901）的肖像。抛开了他，我们很难理解日本的近代史。作为近代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专栏作家、文明批评家，福泽谕吉对日本所起到的作用，几乎可以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三人对中国起到的作用相提并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这是福泽谕吉留给后人脍炙人口的名言。通过《劝学篇》《西洋事情》《文明论概略》等论著，他成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启蒙知识分子、虽说他的思想非常激进，但却奠定了明治维新的基础，并在日本人认识西洋以及亚洲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此从精神层面上引领日本的近代化发展方向。
迄今为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对福泽谕吉的认识，依然倾向于强调他的“脱亚论”，把他看成是一个“蔑视亚洲”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仅靠这一点概括福泽谕吉的思想体系和人物形象，似乎也过于偏狭。
作为一个日本人，福泽谕吉在最短的时间内（26—34岁期间），三次踏访欧洲和美国。这种西方文化体验的经历，形成了福泽谕吉“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发展的开明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第一个从世界角度出发，观察和思考日本及亚洲的思想家、文化批评家。在《文明论概略》（1875年）中，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类型”思想一他称欧洲、美国为“最高文明国度”，称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明国家”，而把非洲国家称为“野蛮的国家”。
因其文明程度而定的文明类型，以有无突破现状的进取心为标准。他指出，亚洲、中国等对改革等闲视之，陷于自满自大的泥沼，被历史现实主义所忘却，一味夜郎自大，终于招致落后的现状。也就是说，福泽谕吉揭示出亚洲和中国衰退的原因——在世界史当中自甘堕落，沉浸于以自我为中心。
此外，他也冷静地分析，在世界史当中的文明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暗面：进步与向海外侵略。就此，他这样进一步阐述道，白种人的殖民地传播了流行病，减少了抵抗力低下的当地人人口。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福泽谕吉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脱亚入欧论者”二他甚至预言了中国即将沦为西欧殖民地的事实：“虽说支那国土辽阔，因此西欧的实力暂时还没能浸透到内陆，而只是停留在沿海地区；但推测今后的发展趋势，支那帝国终将沦为西欧人的田同西欧人所到之处，土地将失去活力，草木也将停止生长，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种灭绝。”
当时，通过鸦片战争，中国的领土已经开始被英法帝国蚕食。福泽谕吉以他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中国即将沦为西欧人的“田园”的未来。
福泽谕吉随后向日本提出警告：尽管日本暂时还没有在对外关系方面受到极端迫害，但只要遗忘日本同为一个亚洲同家，便有可能遭到来自西洋的灭顶之灾。
福泽谕吉的睿智和对西方文明的见识，以及在世界历史潮流当中对亚洲和日本的观察．都包含着他的卓越思想和智慧。
福泽谕吉指出的事情，就像是按照他的脚本上演的一出连续剧，在中国和亚洲各地，以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形式一幕幕上演现在，让我们同过头来，重新考察一下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他本人创刊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为了今天的目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上的余地，等待我们邻国的开明，以期亚洲的共同繁荣。我们反而应该从那里脱离出来，并与西方文明同进同退……与恶友亲密交往，只能招来厄运，而不能带来自由。我们应该从内心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中国、朝鲜）。”
接下来，福泽谕吉把文明东渐比喻为麻疹，进而指出中国和朝鲜“为了应对麻疹，在回避问题的同时，固执于自己的锁国政策”，福泽谕吉提出“独立自尊”的口号，强调在日本独立自尊的同时，也应实现朝鲜的独立自尊。福泽谕吉把它当作留给自己的政治课题，向金玉均等人提供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但终于没能获得成果：最后，在金玉均领导的朝鲜开化派革命遭到失败，他本人也惨遭杀害之后，福泽谕吉凶此而激愤满怀。
近代日本精神旗手福泽谕吉，在俄日战争爆发三天前，于1901年2月，在东京因脑出血复发逝世。时年66岁。（（日）金文学著；马今善，郑炳男译：《重新发现近代 一百年前的中日韩 1》，现代出版社，2015，31—33。）
日本的一万日元面额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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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田宏一郎：福泽谕吉的影响
松田宏一郎：福泽谕吉的影响
“独立”的思想家
福泽谕吉（1834—1901）的文章十分明快。这是因为他的每部作品中都蕴藏着一个基本框架，该框架将人们在无意识中所依仗的权威、狡猾或者勾结之处都毫不客气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期待坚强、自信的人打破内心对它们的姑息，为社会带来新的希望。
福泽的这种性格一部分源于他的父亲是丰前中津藩的送米人。福泽出生在大阪，当回到中津后，由于他说的方言和生活习惯都与周围不同，所以很少和近邻的孩子们玩，可以说他的童年过着一种“归国子女”般的生活。在幕末时期，福泽曾经作为德川幕府的使节之一，三次出访欧美国家。他毫不畏惧地询问、观察并详细记录了当地人们从生活到政治组织方面的情况，这种旺盛的好奇心与那些好不容易出国却只在乎上司与同伴的想法，和大家一起集体行动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福泽对精神上的“沉溺”深恶痛绝，他一心追求“一身之独立”与“一国之独立”，以及达到文明的状态。从战后到近些年来，研究界一直对他的这一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批判了因循守旧的作风和权威主义，而福泽正是指导人们走向自由的“近代的”代表人物。这段时间的社会风潮强烈地批判并挑战了战争时期否定个人自由的军国主义体制的记忆，以及残存至战后的共同体型高密度社会束缚，而福泽的思想在这一时代尤其具有魅力。如果你想感受到福泽的这种魅力的话，不妨首先阅读以下书籍：《劝学篇》（明治六年—明治九年）及《福翁自传》（明治三十二年），它们将依附权威的守旧精神贬斥得一文不值；《文明论之概略》（明治八年），其笔调同样明快，提倡在“文明的发展条件”——即个人权利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设国民国家。
“西洋人民的权力如钢铁，既难以使之膨胀，亦难以使之收缩。日本武人的权力如橡胶，伸张因所接触之物而异，其性若接下则大为膨胀，若接上则顿时收缩”（《文明论之概略》）等话语后来孕育了丸山真男的“压迫转移”论说。这一论述同样也为只注意“自己的位置”、光想着“察言观色”的现代日本社会敲响了警钟。
“文明”与日本形成国民国家的条件
福泽的西洋文明观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他痛斥自己亲身体验到的“门阀制度”下人们的活动模式，同时对在英美国家见闻到的富裕、自由的社会抱有羡慕之情，以及从书籍中学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及基佐等西洋自由主义者的亚洲观等等。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指出，日本与中国不同，皇室的精神性权威和武家的政治权力是分开的，而且学问领域中正统主义的影响较小，因此日本实际上拥有自由的思想。穆勒和基佐曾批判了亚洲型专制，而福泽则以自己的方式辩解说只有日本未必如此。
然而，福泽有时会写一些极具策略性的文章，这让福泽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难以捉摸。他从西南战争前后到以后的一些论说，比方说《分权论》（明治十年）、《明治十年丁丑公论》等文章中对武士的气概与忠诚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福泽一直厌恶武家的权威主义，认为“门阀制度为双亲之仇”，并主张重视个人的努力与竞争。那么这两种观念又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指责只注重自尊心与权威的武士实际上人格极为卑微，称“日本武人无独立之气概（“individuality”），不以此种卑劣勾当为耻”。然而在《分权论》中，他认为“亚美利加的人民拥有所谓的‘政治观念’，人们心系一国公共之事，然尚未及日本士族留意国事之甚”。《分权论》中虽将士族的风气与美国之类的共和主义国家中人们参加政治的热情“报国大义”视为同一性质，但福泽并没有真正信赖武士的精神。他在这里有意地通过论述日本也与西洋同样拥有“国民国家型”意识的萌芽，从而激起读者的民族自尊心。
在如何考虑天皇的政治权威这一问题上，福泽的论说也存在着矛盾。前文中引用的“卑劣勾当”是在讽刺过去“武家” 政权利用天皇权威，而在《帝室论》（明治十五年）与《尊王论》(明治二十一年)——也有研究称后者实际上由福泽的弟子石河干明所执笔——等文中，福泽参照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英国宪政论》，主张需要利用皇室的权威来收揽人心。这样看上去，他似乎将“人心”视为可自由操纵之物。也就是说，将皇室的权威重建为国家主义的中心，并利用其来统一“人心”。在福泽的观点中，重视由独立个人进行自由竞争的社会观与这种依存、维系于传统及道义情感的政治性统一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
此外，福泽还引用了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hon，达尔文的表兄弟，著名的优生学创始人）的论说，写下“优生学”的“人种改良论”。这与鼓励教育及个人努力的思想如何并存？他的教育论尊重拥有独立心的个人形成自我的人格，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难以轻易被改变，通过灵活运用能吸引人的象征性的概念，采取了将人们引导至一个拥有一定自由的强大政治统一体的方针。读者们对这种矛盾的主张抱有疑念也是在所难免的。
身为社会科学者的福泽
对福泽妄加评论的偏颇之处在于人们往往只将福泽理解为向社会与国家建言的教育领袖。这样容易受到对福泽的喜恶之情及善恶的观念所影响，同时也会为评论者的政治主张及心情所左右。然而，如果从分析支撑社会的心理机制这方面来看，福泽在众多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相信无论处于哪一立场的读者都会为他出类拔萃的能力与尖锐的观点所折服。《劝学篇》中有一节谈到“信之世界多伪诈，疑之世界多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福泽的目的是想让日本社会也拥有怀疑权威与制度、能够冷静分析自己与社会的理性批判精神。在《文明论概略》的绪言中，福泽认为“文明论乃人类精神发展之议论”，而且这并非个人的精神发展问题，他主张的是“众心发展论”。他引用了英国文明史学家巴克尔的学说，并论述了通过统计学来把握社会的变动、从中提取“文明”要素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以外部的视角来分析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才能看到“文明”的条件。
然而反过来看，该观点意味着大多数人无法得知社会达到了哪种“文明”的条件，以及该社会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最后他们还是无法舍弃“信”在统一“人心”时的作用。西洋的发达国家同样如此。笔者曾为以下一段话做过笔记：“日本的人心正处于相信国王之圣德、将相之贤才，相信老师、相信总管、相信丈夫、相信师傅的时代。而西洋的人心更进一步，相信政治、相信法律、相信契约、相信改革，正所谓相信契约条款的时代。仅有一步之差，若沉溺于轻信之中则截然不同。”（《觉书》）福泽认为，如果人类尚无法完全抛弃“信之伪诈”的话，不妨将其引导至契约和制度等理性的虚构之“信”中，使人类能够更进一步。
西南战争前后，在《文明论概略》之前与《分权论》之后的作品中或许可以看出福泽作为一名社会科学者的成长、变化。
到《文明论概略》为止，福泽认为依照普遍性“文明”来看，日本的“人心”发展过迟，而如何挽回这一局势是极为重要的课题。在西南战争后，福泽姑且承认了“人心”是引起历史发展中各种复杂因素的条件，今后应该考虑针对近代化过程中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如传统型自治意识的弱化、丧失抵抗集权化的独立精神）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如上所述，思想史学者还需要详细分析福泽身为一名固执而冷静的社会分析学者所具有的魅力。（松田宏一郎）
参考文献：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岩波文库，1995
福泽谕吉，《福翁自传》，岩波文库，1987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岩波文库，2001
（（日）苅部直，片冈龙编：《日本思想史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02）
福泽谕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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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语录
我的教育主义着重在自然的原则，亦即以数、理两科为根本，然后发展出万种有形的实际学问。至于道德方面，我将人定位在万物之灵，能够自尊自爱，不做卑鄙之事，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不触犯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等事，把自己的品性提升至高尚的境地，培养出独立完整的人格。我定好这两个基础之后，专心一意地付诸实行。-----------《福泽谕吉自传》
私塾的学生不仅对长者要有礼貌，学生相互间也禁止粗暴无礼。然而在讲堂的走廊或宿舍内外往来频繁的场所，即使遇到教师或学长，也不须恭敬地敬礼，相互行以注目礼即可。学生没有必要将时间浪费在无益虚饰的事情上，希望各位学子遵守之。——《福泽谕吉自传》页250
我著书翻译的工作，完全是我一人的想法，既没有受到他人的指示，也没与别人商量。我照自己所想的执笔，我没把草稿拿给汉学者或洋学者看，也不曾托人写序文或题字。-----------《福泽谕吉自传》页247。
我以身体的健康为后盾，致力于庆应义塾的校务，舞文弄墨，写出《劝学》、《文明论之概略》、《国会论》等书。我一方面教育莘莘学子，利用演讲传达我的思想，另一方面著书翻译，虽然忙碌万分，但我只想尽一份绵薄之力而已。-----------《福泽谕吉自传》页
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夜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福泽谕吉自传》页308。
将满清政府推翻之后，中国是否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成功，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或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福泽谕吉自传》页308。
中国自古周朝以来，频频为实现这种想像中的理想政治而费尽心力，但至今却还不曾实现这种理想政治。如今竟还被他们视为夷狄的西洋人压迫下受苦受难。危在临头却还不觉悟，如同再三服用无效的药一样，那些并非神明却自称圣主、贤相的人，自夸施行“仁政”，把“仁政”的良药混合“专制”的毒素，当做皇恩硬塞给人民。但对人民来说，皇恩却变成麻烦，仁政反而成了苛法。尽管如此，所谓的圣主、贤相们还是打算继续歌颂太平吗？歌颂太平是不打紧，但现今世界有谁会与之应和呢？虽然是邻国的事情，仍不禁令人捧腹。-----------《劝学》页156。
为何印度的文化、土耳其的武力，对其国家的近代文明无法有贡献呢？这是因为其国民的视野狭窄，仅看到自己国家，他们满足于本国的现状，只把现状面与他国比较，看不出其间的优劣，而自我陶醉。国民对时势的议论也仅止于本国内之事，派阀之争也仅思考国内的利害。而不知把别国整体的状态，与本国的整体状态做比较、与他国争胜负；即使关系到本国的面子，也毫无竞争的意识。国民糊里糊涂地安于和平的空气，又在国内的派阀斗争间，为外国商业权威所压迫，终于丧失了国权。-----------《劝学》
生于现在的日本，有爱国精神者，不论政府与民间，皆应先谋求己身的独立，若还有遗力，便应引导他人独立，父兄教导子弟独立，教师教导学生独立，士农工商全民独立，保卫国家。-----------《劝学》页61。
一个国家要达到全体完备，唯有人民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并行，始能期待其成功。国民尽国民的责任，政府尽政府的义务，互相协力，才能维持日本的独立。-----------《劝学》
国民安分守己，不给政府的政治制造无谓的问题，政府在统治国民时不得施加不当的压迫，双方各尽本分，相携合作，维持日本的和平。我现在劝读者诸君勤勉求学问，完全着眼在此。-----------《劝学》页35。
若日本国民欲避开专制政治，从今日起立刻好好读书，充实自己的学问，提高学识、才能人格，使实力处于与政府同等的程度，此即我劝各位读书的精神。-----------《劝学》
我之所以将汉学视为敌人，那是因为我深信，在今日开国之际，若是陈腐的汉学占据了少年的脑子，则日本无法进入西方文明之国的行列。因此，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拯救他们，将他们引导至我所信仰的原则。我的态度是，全日本的汉学者尽管攻击我，由我一个人来抵挡他们。-----------《福泽谕吉自传》页246。
几千年来，日文学者与汉学者不厌其烦所主张的所谓主从贵贱的名分(身份)，其实不过是将一个人的灵魂嵌入别人的身体之胆量罢了。由于他们（历代祖先）孜孜教诲、立说，涕泣热心地不断说，到了今日，其效果更加显著。强势者，支配弱势者的身体，强者夺弱者的自由，成为“和汉”一般的风习。-----------《劝学》页121。
国学与汉学的古学者只晓得宣扬治国平天下等的理想论，对于订立自己生计的重要大事却不关心。-----------《劝学》页148。
自古以来，日本因讨敌而死的英雄多，切腹的勇士也不少。这些皆被称为忠臣义士，受到世人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舍一命，查其原因，大多与两政权相争，如南北朝的皇统政争之战受牵连者(如：楠木正成等)，或者是为主人报仇而舍命者(赤穗浪士等)。其行为看来很美，但实际上他们的死，对社会无益。说是为了主人，对不起主人，只要舍其一命，便很了不起似的，这是文明未开化时代常有的事，但从今日文明的精神看来，可以说他们尚不知道该为何而舍命。-----------《劝学》
礼教对待男性的恶劣品行十分宽大，却对女姓问罪甚严，《女大学》里，提到“妇人七去”（休妻七条件）之一：“若淫乱即去”，明记其处置。这对男性而言，极为方便。如此教训女子，岂不是很不公平？这种教训是基于男强女弱，以腕力为标准，来规范男尊女卑的道德秩序。-----------《劝学》页121。
孝顺父母是子女的当然之道。对待老人，即使非亲非故也应尊敬，何况是对自己的父母嘘寒问暖，乃理所当然。这不是为了向父母有所求，也不是为了得到世人的赞辞。只是因为父母生下自己，由于自然的亲情，而尽孝道，才可说是真正的孝顺。然而，自古以来，不论在日本或在中国，教人孝顺的书籍很多，从二十四孝到其他的书，不胜枚举。但这些书十之八九，都劝人做不可能的事，或是写一些愚可不及的事。书中赞誉的净是一些明显不合理的行为，这怎能说是孝顺的例子呢？-----------《劝学》页
在文明开国的时代，还有人得意洋洋地把凶器佩带在腰间，真是一群驴子；刀子越长表示越傻。我认为武士刀应该改名为傻瓜计算尺。-----------《福泽谕吉自传》
不论对于任何种类的学问，第一要客观地把握其事实，对于研究对象，应深究其本体的功能(这便是所谓的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周遭的自然法则，把它活用于现实生活。-----------《劝学》页29。
学问的生命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等于没有学问。-----------《劝学》页61。
人生的一切修业，有含蓄于内与发表于外两种，要两者兼修。今日的学者，大多只埋首于自己知识的充实，却缺乏自觉把知识传递给人的责任。这事有必要好好地反省。自己充实知识，深入思考，就必须如探无底深渊；但是，与人接触活用知识，就必须如鸟在天空一般自在飞翔。学识的致密，向内则无穷，其活用的广大，向外则无限，这样始足以称为真正的学者。-----------《劝学》页166。
著书翻译之外，若有人问我居家处世之法，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凡事必做最坏的打算，届时绝不狼狈后悔。-----------《福泽谕吉自传》页358。
除了外交与宪政之外，在我的生涯中仍有三大理想：第一，我希望全国男女的气质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其次，希望能用佛教、基督教或其他的宗教使民心祥和宁静。第三，投下大笔资金，以资研究有形或无形的崇高学理。-----------《福泽谕吉自传》页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