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三百年间，学术风气凡三变。清初诸大儒，多明代遗老，痛空谈之亡国，恨书生之乏术，黜虚崇质，提倡实学。说经者则讲求典章名物，声音训诂，而厌薄玩弄性灵。讲学者亦以笃行实践为依归，不喜离事而言理。皆志在讲求天下之利病，隐求民族之复兴，此学风之一变也。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先生。至乾、嘉之世，清室君有天下，已逾百年，威立而政举，汉人已安于其治；且文纲严密，士大夫讳言本朝事。于是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为纯学术的研究，而声音训诂之学，遂突过前代，此学风之再变也。其代表人物为戴东原先生。至道咸以来，变乱叠起，国渐贫弱。学者又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此学风之三变也。其代表人物为魏默深先生。
此三先生者，皆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继往而开来，守先而待后，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者也。惟自来言清代学术者，皆以汉学为主流，薄视经世派，以为肤浅。于顾、戴诸儒，推崇备至，至今顾、戴之名，已如日丽中天。而于魏氏则或厕诸刘、龚之间，或附见于文苑之末，皆以文士或章句之儒视之。呜呼，此岂先生之志哉？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大儒，新学之蚕丛哉?顾世尚未有论列之者。惟王静安先生，怀淹贯之才，匏独往之识,谓晚清学术，实启于龚、魏。惜语焉不详，初学犹无以究其微憎。夫论事必究本末，治史尤贵特识。魏氏之学术地位不明，乌足以论列近百年来学术之源流乎?辄以暇目，加以论次，以质之于世之治近世学术思想者。
一 魏源之时代
一大思想家之产生，必有其思想之渊源与时代背景，固无凭空而起，自天而坠者，魏源自亦非例外。魏源之一生，正值清室由盛而衰时代，此时期局势变化之剧烈，魏氏亦自觉之。其《圣武记》自叙曰： “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拒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最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
按：魏源生子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即贵茁变乱之前一年，亦即乾隆禅位之前一年也。清室至乾隆朝而臻于全盛，然衰亡之机，亦即伏于是时。其六十年之统治期间，实清朝极重要之转变时期也。乾隆好大喜功，自即位以来，连年用兵，军费浩大，且享用奢靡，巡幸无度，滋扰万状，官民交困。迨至末年，和坤弄权，贪污横行，纲纪已紊。至嘉庆一朝，二十五年间，几与内乱相终始。百姓不堪官吏之胧削，起而反抗。清廷倾全力以扑灭之，屡遭挫败，府库空虚，元气大伤。至先生获选拔贡之年(嘉庆十八年)，则不惟南方民变正如火如茶，且京师富门又有林清之变，清廷之危险可知。道光二年，魏源举顺天乡试，越三年入赀为内阁中书，乃清廷再征回疆之年也。
其后鸦片战争之爆发与结束，魏源正在扬州，距战事中心甚近，愤外侮之日亟，遂发愤著书。至其晚年，则正见太平天国之成立。当其辞世之时(咸丰七年)，太平军已占领南京，有天下之大半，而清廷则危若悬卵矣。
综之，先生在世之六十余年(公元1794—1857)，正当清帝国由青年而入予衰老时期。在位之君(嘉庆、道光、咸丰)，咸忧柔仁弱，已不如开国诸君之英武明察，而政治机构已渐腐朽紊乱，纲纪废驰，贪污横行。满洲兵已彻底腐化，早失去其入关时勇敢善战之能力。兼之以兵饷之激增，对外漏盾之日深，银荒问题，渐趋严重，国家逐渐患贫。且自道光中叶以后，迄于咸丰中叶，外则有英、法侵扰，内则有太平天国、捻军等诸役，战争遍天下，转战数十年，官军一败再败，国家又渐患弱。当此贫弱交困之时代，当时奉为正统学术之汉学，所研究之声音、训诂、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非不邃密博雅，远胜于理学家之空疏。然而此等纯学术的研究，其为无用，则较理学殆尤甚焉。于是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子盛极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
当此新思潮出现之日，汉学已日趋衰微。盖清代所谓汉学，盛极于乾隆中叶修《四库全书》之时。至魏源学问长育之时，则乾隆之汉学大师，戴、钱、段，王辈，已先后凋零殆尽。继起者以段、王弟子陈奂为当时大师，此外若阮元、胡培翠、刘文淇、宋翔凤、刘逢禄、，江藩等大儒，固亦学力深邃，克继前修。然方之乾隆之盛，似已稍逊。且如陈奂之治《诗》，专宗西京，已开道、威以来之治经风气。至刘逢禄、宋翔凤之专治《公羊春秋》，更树今文之帜，以攻当对为马郑之学者。汉学家之内部既分，同时所谓桐城文派者，缘饰理学，更乘虚抵除以与汉学家抗。江藩为《汉学师承记》，以表彰汉学更为《宋学渊源记》，专志逃禅隐逸者流，以讽当代曲学阿世，言行不相顾之伪儒。汉学虽仍为正统学派，然已稍衰矣。迨道光中叶，世变日及，陈奂、刘逢禄辈，皆已衰老，而学术界又出现一批新人物，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周济等是也。其中杰出之领袖则魏源也。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邵阳位于湘南苗疆乱山中，历代无闻人。先生挺生予其间，幼有异禀。八岁受读，通大义，好读书，日夜不休，父母不能禁。年十五，补县学生。年二十，受知予萧山汤金钊、拔充嘉庆癸酉贡生。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冠南籍。八年入赀为内阁中书，旋南下，寄居扬州。扬州为漕盐中心，先生久居其地，周咨博览，洞悉其科病。
时安化陶澍任两江总督，患盐政弊日深，知先生才，延与念议，于是淮北始创行票盐，销畅而课增，为清代盐法一大改革，其议则先生创之也。一时封疆大吏，咸重其才，所至拥彗倒屣，延为上宾，兴改大政，多听其议。贺长龄、陆建瀛尤重先生才，恒就咨焉。二十五年成进士，发江苏以知州用，权东室兴化县事。未几补高邮州。为忌者所劾，罢去。咸丰七年卒，葬杭州。年六十四。先生精力过人，勤于著述。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大学古本》二卷，《庸易通义》一卷，《说文馕雅》一卷，《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若干卷，《论语孟子类编》若干卷，《孔子年表》一卷，《孟子年表》一卷，《孝经集传》若干卷，《老子本义》二卷，《孙子集注》若干卷，《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小学古经》若干卷，《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一百卷，《诗古微》十卷，《书古微》十卷，《元史新编》九十五卷，《古微堂内外集》十卷，《清夜斋诗》一卷，《古微堂诗》十卷。又有《墨子》、《说苑》、《六韬》、《吴子注》若干卷。其《圣武记》、《海国图志》，传诵一时，屡有增订，最后出者，乃足本云。先生晚耽内典，法名承贯，尝辑《净土四经》。
兹略依年代，表列先生一生大事于下：
1794乾隆五十九年 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先生生于湖南邵阳。
先世自江西迁邵阳。父邦鲁，尝宦子吴。有子四人，先生其仲也。
1795乾隆六十年 先生二岁。贵州铜山苗民领袖起兵，清廷派大军讨之。
1796嘉庆元年 先生三岁。乾隆禅位予其子颐琰，自为太上皇。白莲教起事。
嘉庆六年 先生八岁。始入家塾受读。
嘉庆九年 先生十一岁。钱大昕卒，年七十岁。浙抚阮元剿蔡牵。
嘉庆十年 先生十二岁。纪昀卒。禁西洋人传教刻书。
嘉庆十三年 先生十五岁。补县学生。英吉利船入黄浦。
嘉庆十五年先生十七岁。补廪生，名闻益广，学徒踵接。江南堤坝决。
嘉庆十八年 先生二十岁。湖南学政汤金钊选拔贡生八十余人，先生与焉。
嘉庆二十年 先生二十二岁。入都得交当代庞儒硕学，闻汉学于胡承珙，问宋学子姚学壤，复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从龚自珍切砺古文，学大进。是年天理教起事于河南滑县，教徒林清入内城，谋起事，旋平。龚自珍受《公羊春秋》于刘逢禄。
1819嘉庆二十四年 先生二十六岁，中顺天乡试副贡生。
1820 嘉庆二十五年 先生二十七岁，嘉庆帝颐琰崩，庙号仁宗，次子是宁即位。1821道光元年先生二十八岁，又中顺天乡试副榜。成《大学古本》二卷，汤金钊见之，深叹异焉。又成《孝经集传》若干卷，《曾子章句》二卷。龚自珍由举人任内阁中书。
1822 道光二年 先生二十九岁。以南籍第一人中顺天乡试举人。访姚学壤于京师水月庵，以《大学古本》质之，欲执弟子礼，不许。
1823 道光三年 先生三十一岁。淮水决高堰，运河水涸，漕运不通。
1824 道光四年 先生三十二岁。作《筹漕篇》上，提倡改用海运。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辑《皇朝经世文编》。
1825 道光五年先生三十三岁。《皇朝经世文编》成。陶澍自安徽调江苏巡抚，重先生文章经济文学，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筹办海运成功。
18267道光七年 先生三十四岁。作《筹漕篇》下，提倡以海运为永制，贺长龄时署山东巡抚，采其议，奏之子朝。
1828道光八年 先生三十五岁。入赀为内阁中书。内阁为掌故海，先生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乃熟于本朝掌故，著手辑《圣武记》。
1829道光九年 先生三十六岁。应礼部试，未第。龚自珍成进士，以知县用，呈请仍归原班。旋升宗人府主事。
1831道光十一年 先生三十八岁。先生父宦江苏，是年卒。
1838道光十八年 先生南旋丁忧，陶澍患两江盐政久弊，延与念议，先生遂助陶澍改革淮北盐政，创行票盐法。作《刘礼部集序》。按先生自是遂留扬州，营絮园以养母。
1839道光十九年 先生四十五岁。黄爵滋奏请禁鸦片烟，朝命林则徐赴广州查办禁烟事件。
1840道光二十年 先生四十六岁。龚自珍过扬州，见先生。
陶澍薨，先生作《筹鹾下篇》，已不及呈，呈后任李星沅，未行。重订《诗古微》，序于扬州絮园。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先生四十七岁。英海军犯广州，继陷定海，林则徐革职，召琦善为钦差赴粤。先生友周济卒，年五十九。
1842道光二十二年 先生四十八岁。先生挚友龚自珍卒，年五十。英军犯我粤、闽、浙、苏海岸。
1843道光二十三年 先生四十九岁。《南京条约》订立。先生感慨时事，发愤著书，成《圣武记》十四卷，刻于扬州。
1844道光二十四年 先生五十一岁。入都应试，从固安渡永定河，得详审河堤工程。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据林则徐《四洲志》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以活字版印于扬州。
1845道光二十五年 先生五十二岁。入都补行殿试，以三甲九十三名中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同年有周寿昌、陈介琪、何秋涛；，俱一时名儒。发江苏以船州用，权扬州府东台县。
1846道光二十六年 先生五十三岁。丁母忧，居扬州。
1849道光二十九年 先生五十六岁。服阕，权扬州府兴化县，与河官力争停启水闸，七县人皆德之。辑《小学古经》成，序予扬州。
1850道光三十年 先生年五十七岁。是年洪秀全起兵于广西省桂平县金圈村。朝廷调林则徐往剿，道卒。两江总督陆建瀛欲推票盐法于淮南，先生谓淮南课重，引地阔大，宜自食岸始，以渐图之，不听。值淮南盐产缺，权先生淮北海州运判分司，先生督各场官稽扫洒，粒偷漏，于是淮北产收大增，逾额，以二十余万引济淮南，南课以充，而北课又倍，因筹银三十万两，以其息入，为高宝湖堤岁修之费。议叙补缺后，以同赢隶州即用。
1851咸丰元年 先生五十八岁擢高邮州知州。《说文儇雅》成。洪秀全入广西永安州，号太平天国。
1852咸丰二年 先生五十九岁。订《筹鹾篇》壬兴化西寺。
1853咸丰三年 先生六十岁。太平军攻下南京，以为国都，旋下扬州。太平军至召伯堤，去高邮洲城四十里，十里，先生倡办团练以防堵之。又斩内应者若干人，会琦善督兵至，人心始安。已而以大吏挟宿嫌j劾以驿报迟误，夺其职。
1854咸丰四年 先生六十一岁。侍郎周天爵督军于皖，奏请先生留营效力，剿宿州太平军，降其众，复原官。旋辞去。
1855咸丰五年 先生六十二岁。侨居兴化。是年《书古微》成，序于高邮。
1856咸丰六年 先生六十三岁。游杭州，寄寓僧舍。
1857咸丰七年 先生六十四岁。是年二月感疾，三月一日酉时卒。葬杭州。
魏氏既精通小学；又熟于汉儒经学源流家法，其为学之门径与汉学家同。于考据之学，既洞悉其甘苦利弊，而感四郊之多垒，愤书生之无用，遂大声疾呼：对于当时学人所最崇敬之汉学大师，不惜加以猛烈之攻击焉。其言曰：“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爪割毫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而于吟风弄月之文士，空谈身心性命之理学家亦同讥焉。故曰：露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荳丁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
默深于当世之汉学、宋学既皆深加讥贬，其所推崇者，则为学以致尉之经学。其言曰：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知；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遭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丽铡事渭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_言益日，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鸟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
“如国家何?”为魏氏思想之中心。故魏氏汲汲于通经致用也。夫以《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正西汉经生之学也。是故魏氏予经学崇信今文。魏氏推论学术之大原，以为：“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至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古者岂独以君兼师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师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师表?‘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风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学道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涂，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涂。”然道不可离事而言，德位与政事，又不可分为三。道须因事而著，学必因事而显，然后通经始能致用，而所谓圣贤者非日诵千言，著书满家之迂儒，而须能出其所学以救斯民者也。故其理想之圣人与治考据、谈心性之迂儒不同，而独与孟、苟之所谓大儒者合。其言曰：“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麝，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此可以见先生之志矣。
默深论学，既以通经致用为主旨，以为学问必施之于政事。然后其用始著。而其致用之目的则在致富强也。
其言曰：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丽奋武卫，《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剩王伯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纯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国富强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乐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遭哉?”
盖当魏源之世，国既患贫，且又患弱，而外国挟其坚船利炮，奇技淫巧，以与我角逐，中国无往而不受损失，魏氏放有激而为此言也。魏氏既以富强为政治之鹄的，力反历来“儒家不言利”，与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腐说，而其所理想之制度，亦不坚执自来儒家封建井田之传统理想，而颇似苟卿之法后王焉。
其论封建郡县之利弊曰：“春秋以前，有流民而无流寇；春秋以后，流寇皆起于流民，往往鼽宗社，（ ）四海。读《诗》则《硕鼠》适彼乐郊”，《黄鸟》“复我邦族”，《鸿雁》劳来中泽”，未闻潢池揭竿之患，此封建长予郡县者一也。春秋以后，夷狄与中国为二；春秋以前，夷狄与中国为一。读‘诗’与《春秋》，知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列国无守险之事，故西戎、徐戎、陆浑之戎、赤狄、白狄、姜戎、太原之戎，乘虚得错处其间。后世关塞险要尽属王朝，而长城以限华、夷、戎、狄攘诸塞外，此郡县之优乎封建者一也。由前三说观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后一说观之：七雄、赢秦者，罪在一时，功在万世。”
以五伯为中夏之功臣，以七雄、赢秦为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枇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言曰：“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邱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扩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菅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予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综之，先生言学则尚致用而崇今文，言治则崇变法而非泥古。且其学也，即所以为治也，其言治也，即所以利民也。一以经世利民为主，斯则先生之志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