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邵阳魏源故居
三 魏源对于当时谐大政之贯献
“皇清立国之初，闵民生之困，监胜国之失，首申阉官加赋之禁。乾隆、嘉庆以来，并黄河大工，一切发帑，永免力役之征；而且赐复蠲租之诏，史不绝书，其重民食也如是；北鞑南倭，耀燧不惊；土司改流，万里不警，其靖边患也如是；民生其间，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而又乾纲亲揽，日见群臣，日答万几，优礼言官，从不知有廷杖诏狱为何事。其政本肃清，岂独高出明代万万？然而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之仕途，困于需滞；沿边之军饷，绌于度支者何哉？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是以节用爱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其论有清中叶以后，衰弱之由，可谓明矣。
夫漕运、盐法、河工、兵饷四者为清之大政。先生于此数者，无不深究，而其贡献最大者则为盐法。我国自春秋以来，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为国家一大宗收入，盐税之所入，与田赋国税并重。清嘉庆五年岁收六百八十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道光二十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但以大利之所在，遂积久而弊生。上自官府胥吏，下至商民私枭，无不视此为利薮，遂至中饱蠹蚀之患，与年俱增，以至国课亏损，商力疲乏，而人民因盐价过高，且有淡食之虞。两淮盐课号称天下之最，积弊尤深。魏源久居两淮盐政中心之扬州，周咨广稽，洞悉其症结之所在。道光十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当是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日坏。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余万引，至是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余万两，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盖以官吏之盘剥蠹蚀，沿途之坝损岸费，船夫之糁杂夹带，遂至靡费数百万，官盐贵而枭盐畅，利归中饱，上下交困、当事者熬视其弊而不改。及陶澍管盐政，以为“非减价不能敌私，非轻本不能减价，非裁冗费不能轻本”。淮北则创改道不改捆；归局不归商之制。每岁畅行，倍额溢课数十万，尽偿淮北之积逋，且荆淮南之悬引”。是为盐法之一大改革，所谓票盐是也。其始终赞助擘画者，则魏源也。其后陶澍并欲推行淮北之法于淮南，虽以衰病未果，而天下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源上策，而不为纲法所缚持者自此始。源自谓“自弱冠识公京师，中岁栖迟江左，受知至恳以笃，曾预托以身后乐石之文”，盖真知陶氏者，惟魏源一人耳。
陶澍弃世之年，魏源复写《筹鹾篇》呈之陶之后任；以为膏鹾政之要，不出化私为官，而缉私不与焉。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减价之要，先减轻其商本而已”。复详陈溢国课，平场价，裁浮费之法，以为淮北之成法可施于淮南，可施行于浙、粤、芦、潞。自谓“可庆十全而无一患”。顾后任无陶澍之气魄远识，挠之者众，遂不果行。及道光二十九年，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余号，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始采用魏氏之议，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而两淮实收课银五百万两，远溢往额，魏氏之所策者果验。传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不其然乎?
东南大计，以盐、漕为最。魏氏不惟对于盐法改革有极大之贡献也，对于漕运，亦尝探其微而究其极。考漕运始于秦、汉。秦攻匈奴，使天下飞刍挽粟。汉高祖漕运山东粟以给京师。盖天下统一，罢侯置守，转运天下之粮，以供京师之用势则然矣。不过隋唐以前，制犹未宏。及隋炀帝开广通、通济、永济诸渠，以利转输，然后南粮北运，始畅通无阻。后世漕运，大抵依其成规，而随时变通之。清初漕运，悉仍有明旧制，凡运京仓者为正兑，各省原额米三百三十万，运通仓者为改兑；各省原额米七十万石，通为四百万石。自历年折改荒阙，乾隆十八年实征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改兑米五十万各有奇。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富庭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岁原额正米二十一万石有奇，俱沿明旧制也。至其运道，则元代予河漕之外，尝行海运，明初则河输与海运相参。自永乐间会通河成，乃罢海运，以避风涛之险，清似沿明代长运之制，由淮而黄，由黄而卫，以至通州，此其大较也。
魏源对于漕运问题最大之贡献为其予海运之热烈的提倡与积极的奔走。盖河运剥浅有费，过闸有费，过淮有费，催漕有费，通仓验米又有费。丁索之于官，官勒之于民，公私所费，银数两而致一石，层层盘剥，上下交困。道光四年，南河、黄河骤涨，高堰漫日，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驰维艰，其应行剥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海运之议，由是兴矣。时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育暂停河运以治河，募海船以利运。而河漕运为数百万人生计之所系，一旦行海运，有失业之虞。于是上自达官显吏，下至仓胥船丁，百计挠之，不日风涛，即日盗贼，不日霉变，即日繁费。清廷下其议于沿海抚臣，是时陶澍适自安徽移抚江苏，遂力赞海运之议，奏请以常、苏、松、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复派贺长龄先后至上海招集商艘，平订章程。明年正月各州县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余里逾旬丽至。回空褥运，迄五月而两运皆竣，勺米无损，洁莹如新，而所费不及河运之半。于是海运之利大彰，而始终襄赞擘划其事者，则先生也。
先生既受知子陶、贺二氏予此事更积极赞助之，为“筹漕”篇，一设为主客之辞以申论海运之利。其略曰：“天下，势而已矣。国朝都海，与前代都河、都汴异，江、浙滨海，与他省远海者异，是之谓地势。元、明海道官开之，本朝海道商开之。海人习海，犹河人习河。是之谓事势。河运通则渎以为常，河运梗则海以为变，是之谓时势。因势之法如何?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费不别筹也。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无造船之扰，无募丁之烦，无中饱之弊，无督催之劳，事省而费轻，利国而便民。”
海运之利既彰，明年陶澍遂凝改苏、松、太仓三属之漕水归海运，先生则更主张浙江、淮扬以及湖广、江西之漕，全改为海运。复为《筹漕》下篇以申其说。复代陶澍作《复蒋中堂论南漕书》以畅其议，惜格于众议，未能施行。其后先生又上书江苏巡抚陆建瀛，以为“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为救民之急策。并详列章程，以便施行。则陆氏之力赞海运，亦采先生之议。惜先生已衰老，未及见海运之全行也。
南方之大计为盐与漕，而北方之大政则为河。黄河之为中国患也久矣。自元以来，河费日增。清代设正副河道总督，专司黄河之琉浚隰防，辖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人，岁修费年数百万，遇决抢修则数千万，而河则每数年而一决，为国帑之一大漏扈，迄无清源永定之策。治河既为有清之大政，专家极多，若靳辅与其幕友陈潢，其最著者也。魏源于河则著筹河篇》，独主张尽弃以前河臣之隧堰防事而改修北道，使之由济入海，以为正本清源，一劳永逸之计。以为河自周定芏时失冀故道，即夺济之海，东行漯（），故后汉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行之千年。至北宋河益北徙，几复《禹贡》故道。至南宋遂分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海。至元世祖至元中开会通河尽断北流，导河归淮而河始夺淮入海。至是以后，以黄通漕，以漕济运，而河与漕遂又不可分，故利国决而不可北。魏源独以为当时黄河入海之道淤塞过甚，已不堪用，必须改道。而改道则以用大清河故道为最善。且预料即不改，河亦必自改入大清河。以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而改则北入大清河。故以为当：“乘冬水归壑之月，巩堤束河，导之东北”，至利津入海。魏源此议，固属高瞻远瞩，治本清源之计，而举数百年来之堤堰防治之功而尽弃之，其论未免骇俗。且河员河兵有裁撤之虑，亦必阻挠。故其说未见采纳。及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果如先生所预料，而先生犹及见之也。不过自黄河改道之后．当时廷臣犹有南道北道之争，议久不决。直至十二年李鸿章上疏谓使河改归放道难行，漕粮可归海运，北道宜加修治，其议始决。面河虽改道，仍年年决口，河患亦未解决，此则先生之所未料及者也。
有清至道光初，以连年用兵之余，兼之河工，洋烟漏扈之日重，国家日渐患贫，而银荒尤为严重。魏源于整顿当时之财政问题，亦有缜密之计划，要不出节流、开源二端。节流之道，魏氏以为：（一）普免不可常行，（二）兵额宜加核实，（三）戒烟以塞漏卮。于开源则主张开矿以增金银，垦屯以裕食粮。当是时，银价日贵，白银日少。顺治初至道光初，白银一两，兑钱一千。至道光中，银由每两个钱涨至千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涨至千有三百钱，而其骤涨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当时税粮、兵饷悉以银折算，银贵谷贱，上下交困。魏源以为宜仿铸洋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玉币、贝币以其不合造币原则，固属难行，若铸洋钱之议，则先生为早焉。
四 本朝掌故之学
魏源为研究当时国家大政，遂上溯其来源，而究心其本朝掌故。自乾、嘉以来，以朝廷忌讳之多端，文纲之严酷，学者讳言本朝史事，于是研究历史之风气，由修史而变为考史，学者多娴于往古而昧于当今，此与以前治史风气大不同者也。至道、咸以来，清廷之统制力渐驰，猜忌日少，而士大夫感慨时势，亦渐留心本朝掌故，讨论国是，于是治本朝史事之书始多，而其风气实自先生启之也。魏源关于当代史之名著为《圣武记》。据魏氏自序，此书材料之搜集，始于其官内阁中书之时。盖魏氏得借观官私著述，并咨询故老传说，始熟于清代自开国至道光初用兵之本末。至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英人订约之时，感盛衰之迭代，遂排比而成书。自记谓“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未遑审阅。阅二载重订于扬州”。有增订者，有重作者。其后又有《道光洋艘征抚记》，则先生卒后，始补入焉。是书依据官家方略，私人记载，删繁就简，疏而不漏。文辞亦简明有法，颇便披览。此书既出，一般学者始晓然于清朝开国以来，数十大事之始末。宜乎出版以来，翻印不知若干次，读书之士，几乎家有其书矣。
先生辑本书之目的不在考古，而在于究本朝盛衰之由，兴替之渐，所以讲求拨乱之道，匡时之策者也。故其书前十卷叙事，后四卷则作者之议论。于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讲之尤详。虽其所论，未必俱能施之实行，然先生之志，固在察古以知今，治学以致用也。
先生又辑清代朝章奏议，私人论著，关乎救时治国者，为《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题贺长龄撰，实出诸先生之手。其书分八纲：曰学、曰治、曰吏、曰户、曰礼、曰兵、曰刑、曰工。为目六十三，亦清代掌故之渊海也。其后续其书者众矣，而其体裁则自是书启之也。
五 边疆与域外史地
自来中国边患，多来自西北；及西力东渐，又且来自东南，至清中叶，边祸、海防遂俱形严重，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局也。筹边防必研究西北史地，故自清中叶以来，是学之研究蔚为一时风气，若徐松、张穆，何秋涛其尤著者也。若夫因东南海防而究外洋史地国情，则自魏源创之，故魏源实当时之外洋史地学大家也。大秦之名，虽自后汉已闻于中国，而东西交通，至明季而始盛。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葡人甘马绕南非东来，直至印度之古里(calicut)，是为东西直接通航之始。越四年，葡人复占领马拉加国，为其在远东之据点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商借我澳门，以为通中国之据点。自是西人来华通商宣教者，无不先至澳门。万历八年(1580)，耶稣会士意人利马窦(Matteo Ricci，1551一1610)来华宣教，著《坤舆图说》，说明地图之理，及世界各国山川形势，民生利病。稍后，其同国人艾儒略(Jules Aleni)撰《职方外纪》六卷，所述愈详。于是士大夫从之游而读其书者，始稍知世界之形势。至清初，耶稣会士来者愈多，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蒋友仁（Michel Renoit）。又著《地球全图》。而世界之形势益明。至乾隆三十八年，以内部之争，耶稣会被教皇解散，其所荷负之沟通中西文化工作遂亦中断。吾国士大夫因轻其教而疑其书。《四库全书提要》谓利马窦、艾儒略之书，皆据中国东方朔《神异经》等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而尤侗修《明史国志》，仅本《明外史》及王圻《续通考》，而不知参考利、艾之书，以至谬误百出。至林则徐奉使赴广东督办禁烟，为明了西人情况，饬人译《四洲志》与澳门洋人新闻纸，是为我国人翻译外人史地书之始。及则徐解职晋京，听候部议，北上途中，晤魏源于扬州，遂将其资料畀其挚友魏源。源复依据中外资料，增补整理，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以为筹洋制敌之助。其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即《江宁条约》之后一年也。其书既出，风行一时，至道光二十七年扩为六十卷。至咸丰二年补成一百卷，刊于扬州。以后翻印者，更不知凡几。
其自叙其编著之缘起曰：《海国图志》六十卷，一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当时士大夫已无不欲知其情而筹防御之策，而此书遂风行一时，成为世界史地最详备之教科书，故一续再续，以至于三续，及其作者死后，又有续者也。
其书原本五十卷，最后扩为百卷。卷一卷二为《筹海篇》，纵论应敌之策者也。其中所陈守御之策，则有官兵腐败不堪用，练民团、水勇以御敌等事。攻敌之策，则有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主张造轮船、铸大炮。其款夷之策则有听各国互市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商等事。虽未必尽属可行，而在当时则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极大影响者也。
次为图，凡二卷，日《海国沿革各图》，则自汉、唐以迄元、明，边疆海国之图也。曰《地球正背面图》，则据利、艾、南、蒋诸神甫所图而加以变通者也。曰《亚细亚洲各国图》，曰《利未亚（即非洲）各国图》，曰《欧罗巴洲各国图》，日《亚墨利加洲各国图》，为图凡六十四，则以香港英商公司所进《大宪图》为蓝本，参以历代史记，山经海志而成者也。其图则婺源程承训所绘者。此在当时实为最详尽之世界舆图。前乎此，虽有利马窦、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诸家之图，然传本既少，购置极难。且其编制说明，亦不便于国人之了解。魏氏则冶中国史乘与西人图谱于一炉，极便披阅。故此书及徐继畲之《瀛寰志略》出后，而国人始明了世界之大势焉。
第三部为各国分述，凡六十六卷（自卷五至卷七十），首南洋、印度，次非洲，次欧洲，次南北美洲，而尤详于南洋印度与英吉利。自序谓：“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
“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盛衰？”其取材至为博富。自叙谓：“此书有取自华人者，《皇朝通考》及《一统志》外，如周观《真腊风土记》，王恽《泛海小录》，谢清高《海录》，张燮《东西洋考》，黄衷《海语》，师范《滇系》，刘健《庭闻录》，颜斯综《南洋蠡测》，黄可垂《吕宋纪略》，王大海《海岛逸志》，郁永河《裨海纪游》，张汝辑《澳门纪略》，陈伦炯《海国见闻录》，七十一《西域见闻录》，徐继畲《瀛寰志略》，叶钟奇《英吉利夷情纪略》。有取之夷人者，艾儒略《职方外记》，南怀仁《坤舆图说》，美利加人培端之《平安通书》，英人秫理哲之《地球图说》，季礼逊之《外国史略》，欧罗巴人马吉斯之《地理备考》，美利加人商理文之《美理加志》，澳门人之《每月统纪传》，及《天下万国全图集》、《四洲志》、《贸易通志》诸书，皆世所鲜见，蕞而录之，旨则数千，稿凡三易，略举其目，以视有征。”则其取材之广博，可以概见。实则此书贯串中国史乘，西人记录，冶中西于一炉，合五洲为一书，其取材固不限于以上所举者也。
第四部为表。为表三：曰《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表列各国宗教。日《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以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年之中、西历对照，盖据西人之月份牌。实则魏氏于西历推算之法，犹不了然也。日《中国西洋纪年通表》，表自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西对照年表，按以中、西纪年相对照，在中国此为第一次。
第五部为舆地总论。日《释五大洲》，以西人所谓之五洲，与释典之四洲（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具卢州、东胜身州）相比附，语涉缭绕，未能明晰。日《释昆仑》，以为昆仑即葱岭。末附利马窦之《地图说》，艾儒略之《四海总说》，南怀仁之《坤舆图说》。
第六部为《筹海总论》，辑录各家关于沿海情形，及筹海方法之论说。第七部为《夷情备采》，辑录《澳门月报》，与林则徐所译之《华事夷言》。末附《铸炮图说》、《水电图说》、《战船图说》，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也。则是书不惟言外海史地，实集当时关于新学之大成，可谓当时之新学百科全书。宜乎其风行全国，历久而不衰矣。
此书自今日视之，固不免错误累累，如以波斯为西印度，以法兰西为《明史》之佛郎机，以耶稣教、回教为俱出于婆罗门教，其尤著者也。然以当时材料之不完备，且作者并不谙西文，而能穿穴群书，成此伟大之著作，其识见与气魄，宁不可敬佩耶？此书出版后，不惟在中国风行不衰，又经日人译成日语，在彼邦亦发生极大影响，成为介绍新知识之宝籍焉。
魏源因世界史地之研究而及于元史，盖蒙古囊括亚、欧．外国史之研究，足以与元史相印证也。其《海国图志》即有《员代疆域图》，序曰：“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蚓传记，图理琛《异域录》，叠蹇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弥缺憾。”此遂引起其研究元史之动机。逾数年而成《元史耔编》九十五卷，三十二册。自序谓：“于修《海国图志》之余，得龚夷所述五印度、俄罗斯元裔之始末，枨触旧史，复废日力于斯！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秘史》，芟其芜，整其乱，卒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于兹，斯有朋稿。”亦可见著作之由与搜讨之勤矣。
《元史》之改修工作为清代史学家重要成绩之一。廿四之中，《元史》之编制最为恶劣芜秽。有极重要之人物而无传者，有一人而有数传者。至于元初事迹，则益荒渺讹误，莫可究诘。于是《元史》之重修，遂成为清代史学家莫大之心愿。最早者为邵远平之《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其书成于康熙朝。是时清代汉学，犹未成熟。故其书仅仿郑樵《通志》之例，将一切传记，皆以类次，殊为琐细。且仅有纪传，而无表志，只能整齐故事，并未利用新史料，犹未足以餍学者之望。至乾、嘉二朝，清儒治学之方法，始趋于谨严。而钱大昕以淹贯之才，专志《元史》，于旧日史料，广搜博采，正史之外，若碑传文集，《元朝秘史》，无不甄其异同，考其得失。成《补元史·艺文志》四卷，《补元史·氏族表》三卷，《辽、金、元史拾遗》五卷，《宋、辽、金、元史朔闰考》四卷，而《二十二史考异》实亦以《元史》部分为最精。
广搜博讨，改正前人之谬误极多。稍后又有汪辉祖之《元史本证》五十卷，专以本书证本书，虽不及钱氏之淹博，而亦至为精湛。而清廷又敕译《蒙古源流》八卷，《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三卷，亦有裨于《元史》之研究。稍后又有徐松，深精元史西北舆地之学，有《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及《西域水道纪》等书。复为《元史西北地理附注》及《诸王世系表》，未成而卒。魏源乃以邵氏书为蓝本，增益以钱、汪诸氏之考订，徐松之绪论，就《元史》删其繁芜，补其阙漏，订其谬误，成《元史新编》一书，乃改造《元史》第一部较为成功之著作也。
其书为《本纪》十二（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四十二卷），《表》五(七卷)，《志》十一（三十二卷），共九十五卷。大抵以邵远平之《元史类编》为蓝本，为增太祖、太宗、宪宗本纪。世宗以下，大抵袭用邵氏《类编》，略加点定。其列传亦据邵氏《类编》而加以增删订改。其《艺文志》、《氏族表》则全取自钱大昕。余亦多就旧史原文，增删改定而成。吾国以前修史，本多属点定，择善而从，辞不必皆由作者己出，魏氏亦援其例焉。
魏氏行文有法，善叙事理，且其书网罗旧闻，增益新说，实集道光前清人元史研究之大成，而于元代河工、漕运、钞法诸大政及其盛衰之理，推论尤详，盖作者欲藉旧史以明治道，非徒志在考证笔削而已也。惟当其著书之时，外国资料犹未大明，故其所述有元开国事迹，仍不免失之疏漏，远不及后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之详赡正确。此则限于时代，无可如何者。要之作者以一人之精力，数年之时间，成此伟大之著作，其气魄精力，俱极可佩，晚清西北史地研究之风气，盛极一时，先生提倡之功，有不可没者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