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愚蠢么？这是智力的考验，不是性格的考验。（费正清）
费正清（本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盎格鲁-撒克逊人，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毕业于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他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著作有《剑桥晚清史》等。
1911年4月广州的一次革命企图，随着著名的七十二烈土的殉难而被镇压下去。这是孙逸仙第十次的失败。下一次的阴謀于1911年10月在汉口发动。阴谋由于一枚炸弹在革命党人的货栈中爆发而无意被发现。这促使10月10日的起义提前出现。从此这个日子就被人们庆祝为民国的诞辰。
孙逸仙在这个期间正在美国旅行筹款。他接到了关于阴谋的一封密码电报，但因为他已把密码本先行寄出，结果他直等到二星期后才能译出电报。他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中国革命已为孙逸仙所发动，而且他将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的消息。
随着普遍的特別是四川的不稳定而来的10月10日的起事，是其他各省同样起义的信号。华南华中各大中心地区的革命集团在几日内均宣布他们的省脫离北京的满清皇朝而独立，这个反满运动一且发动就风靡全国，而且比较地沒有流血。可是革命党人最后推翻皇朝的轻易成功是靠不住的，因为参加运动的各集团和阶级不久就证明是除了反满之处，很少有共同之处的。
孙逸仙的主要支援来自海外华侨中的新兴的商人阶级及国内的部分新学生和军官阶层。他的运动与国内另一个运动联合起来。这个运动想在经济发展上追求各省自主。在这个问题上，各省的领导的地主绅士和商界业已联合，在满清中央政府打算自上而下地实行改良的时候，起来反对这种为时已晚的努力。
这种地方自治和帝制中央集权对立的整个问题，就在各省的諮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提出来。这问题又因为关于发展铁路，特別是筹集資金修建经过汉口通向四川的铁路的争执而尖銳化了。在这个铁路問題上，各省领袖在公开言论上一致反对北京铁路借款合同中所包含的外人控制的因素。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中央政的官吏们将在这些新发展上占去主要利润的前景而不免妒忌。
因此，1911年的革命不仅代表孙逸仙和他的同人所提供的革命领导而已。衡以同样的尺度，孙虽然是革命的名义领导者，可是他对于革命背后力量的控制却是比较小的。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但是经过种种考虑后，他决定于几周内下台让位于袁世凯，以使袁能成一个更适于接替满清皇帝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
在这一点上，袁是华北新军的领袖，而且是在1911年1月清摄政王辞职的时候，被召管理北京政府。从这里开始，袁能加强他的地位，成为有可能整顿国内秩序的唯一人物。
他同孙谈判，但运用了拖延策略。同时，时间是有利于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日益明白中国继续分裂只能招致外国侵略。由英国带头的各商业国家鼓动中国国内和平，因为他们怕与中国国境毗邻的日本和俄国可能干涉。革命党人自己知道这个危险，因而无法从袁方面取得保障民国的诺言。
北京的袁和南京的孙之间的谈判，不久达成了协议。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逊位于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在这个新职位上，袁须按照新宪法的规定，与一个国会和一个对国会负责的内阁进行工作。
这样，中华民国沒有能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而成立起来，以接替大清皇朝。临时大总统是一个代表中国政治中老派作风的一个军事领袖，一个能够为他的政权负起个责任的强者。他不久就醉心于称帝的思想。与他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有国会和内阁的新式体制。这些机关据说是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样子代表了民意。可是这些新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还很缺乏基础。
例如政党的观念，就是和皇帝通过他的官僚垄断政治组织来统治、而反对团体只能变成秘密会党才能存在的传统相反的。不仅党纲作为一种团体组织的原則，对于个人领导是一种新的选择；内阁向国会负责这观念本身就又是一种变则，因为阁员们同时又面对着大臣们须向国家元首效忠的儒家传统。各省代表地主利盆的旧式人物不习惯于参加解决国体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商人阶级还不够强大足以支配社会，孙逸仙所领导的真正有近代意识的革命党人在中国群众中只构成极小部分。
作为元首，袁稳步地巩固了他的地位。他把自己的私人拉入内阁，不顾宪法的精种，攻击并排斥孙逸仙的新政党——国民党（同盟会的继承者），且最后解散全部国会。在他的追随者的策动下，他于1915年设法自立为皇帝，受到革命党人的反对阻挠后，放弃计划，于1916年6月死了。他死后中国分裂为军阀割据，且自1916年到1928年的十年期间受到分裂的危害，虽然北京政府继赖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来說，分析1911年的革命为什么不能按西方的道路建立新国家的原因是极有意义的。像已经说过的，起事当时联合起来的各种成分，除了推翻满人以外沒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还沒有能成为一种促进团结的共同意志而广泛传布，也沒有用它来作为一种动力。这事实无疑地说明一个更基本的因素，民族意识的迟迟不发展。而且革命党人在他们秘密策划中不能、而且也很少设法在市和乡村里动员群众和争取他们的支持。
与革命党人曾经合作以抗北京的保守绅士阶层在心中是反对革命的。他们欣然地承认袁能投入战场的优势的武装力量。此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怕外国的积极干涉。作为代替本军队进入北京的办法，他们倾向于默认支持袁世凯的由英国人带头并联合其他列强共同支持袁以稳定局势的努力。
1913年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坚决支持当时袁所体现的稳定局面。对于这种国外财政和国内武力的结合，孙逸仙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国由西方接过来的宪政一会和内阁组织观念不能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它们甚至不能成为传播孙博士三民主义革命哲学的一种有用工具。在这个期间移植西方制度的努力反使中国上了当，这似乎是明显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57—161页，孙瑞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