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事物，只是被部分地理解，并且没有保证可以久存的事物，已在曾经是旧秩序坚强据点的地方建立起来了。各省谘议局要求国会于两年内召开而不必在原定的1917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但是资政院于1910年10月在北京首次集会，并要求从速召开国会时，摄政王仍作了让步，答应把日期提前到1913年。这个让步没有满足迫不及待的资政院。
后者坚持应立刻召集国会，而且按照西方类似机构的方式，内阁，应该象西方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内阁一样向它负责。
反对现存政权所引起的不安由于与外债有关系的行动而增长了。北京中央政府深信由各省出资来建铁铁路太慢，且缺乏效率，但如果所有的栈路在一个一的、互相配合的基础上兴建和管理，则将更有利于国家。
因此，它决定将铁路国有化，并首先对以四川省成都为起点的计划秘和省公司已经开始兴建的接连扬子江南汉口对面的武昌同广州的几实行这个方案。
北京拟利用1911年春四国银行团借款为建筑后一条铁路之用。地力上的反对迅速发展起来。这是部分由于传统的地方主义，和反对中央政府扩张它的权力。它也是因为已经投资于铁路的当地富裕的人害怕会丧失所投入的金钱。欲推翻王朝的革命团体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策划了起义。
广州的一次起义立刻被粉碎。另一个在四川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起义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它同两个姊妹城市汉口和汉阳共同组成武汉一一中国本部中心的主要工业集中点和扬子江流域的枢纽。
武昌的叛变是在1911年10月10日晚间发生的，后来共和国称它双十节，井且纪念它作为民国的生日。它采取由一部分政府军队向总督衙门攻击的力式。总督即刻逃走。起义者们说服了位协统黎元洪作他们的首领。他们对他说：如不应允就要他性命，让他自己选择。他虽然不情愿，也终于顺从，而来指挥军队。
他们公布了一个告示，声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满人，和“光复汉族即中国人”的权利。他们也表示保护外人和基督教堂的目的，这样企图避免列强可能的任何干涉。武昌、汉阳和汉口四日内完全落在自称为民军的手中。不久民军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一个共和国。
大局究竟如何一时还不分明。的确，双十日后一月里，南方大部分地区与革命党同命运，北方有些中心地点采取了同样立场，几个城市和省份宣布中立。重要商埠上海投入了革命且树立了个革命政权。许多城市中的满人被屠杀。在那些地方的满人理论上是保证在十七世纪时所造成的征服能够永久持藏的驻防军。
在时间的过程中，从军事上看来，他们已成为无用，只是靠政府的钱坐食而已。在大多数地方，他们没有被饶恕；成千的男、女、小孩被屠杀，他们的财产被劫。满人在恐慌中沮丧地请求不久前为他们免职的袁世凯出来协助。
他以旧病—一他革职时的表面理由——未愈为词延迟出山，当他答应的时候,就像不久以后他所做的那样，那是完全依照他提出的条件。他统率国内最好的军队，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他指挥之下训练的。
在袁复职前，军队已向叛乱中心的武汉三镇移动。汉口从革命党人手中克复；不久汉阳也被收复。皇帝的顾问们也赶紧答应实行君主立宪的要求。赞成了一个条件的大纲，这文件虽然宣布皇朝的大统似应继续，但规定了个两院制的国会，一位由国会选举井向国会负责的总理，以及皇族中的成员不得充任总理和许多其他高位。袁世凯被皇帝提名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奉命组织新政权。他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他的军队的支持下，看来他或者至少能够为改制过的帝制保住国家的一部分。
列强拒绝给予任何一方以财政投助。12月初南京被民党军队攻下，这个南方故都从而落于他们手中。几日后签订了休战协定。在这件事中黎元洪代表南力民党军队。双方在上海召开了和平会义。
当和议在上海举行的时候，革命党人备派在南京开会，通过了个民国宪法。1911年12月24日，在国外的孙逸仙抵达上海，五日后，几乎以全体一致的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军队总司令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1912年1月1日孙抵南京宣誓推翻满人，建立一个以民意为基础的政府。然后再辞职让中国人民选他们自己的总统。作为拒绝满人统治的表示，拥护民国的人剪去他们的辫子一满人加诸中国人的一种蓄发的方式。他们的军队强逼在他们管辖地区的人也都照样剪辫。
进一步的流血似乎已经避免了。国会的统一似乎已有保证，在2月初太后（摄政王已于几星期前被迫退隐）颁布一道上谕，宣布王朝将于适当的保障下退位，并派袁世凯同民军谈判细则。袁遵从了。
1912年2月12日正式退位式举行了。溥仪得保持皇帝的称号和北京皇宫的使用，且答应他一笔充分的退位金。清朝皇陵将受到保护，光绪皇帝的陵寝由国家完成。满洲贵族仍保持他们的称号，至少有一段时间，满洲军队即所谓八旗兵弁，仍将得到他们原有的薪饷。满人与汉人不等（同为民国的公民）。
中华民国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孙中山抗议说，清朝没有建立民国或为国家决定政体的权利，且坚持这只能由中国的人民来做。但是，为保证团结和国内的和平，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并劝诱南京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代他。这样，中国开始了对它来说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民国的试验。
比民国的试验更有意义的是君主政体的放弃。那个政体是中国自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在公元三世以前，自汉朝早期以来，中国在理论上为儒家原则所统治。正统的儒家学说认为，除了与汉朝在同一世纪内的秦朝的短短插曲外，儒教自尧舜禹以来就是治国的基础，象我们所见，至少已经有二千多年，儒教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它的最突出的特点和保持它的纽带。
儒教原则在决定行为准则上，在指导的政治理论的制定和保持上；以及支配那个主要社会单位家庭上都是首要的因素。现在不到十年里，维持儒教的两个主要方法——科举和帝制被废除了。随着它们的消失，儒教也许要被致命地削弱。维持和恢复它的努力不是没有的。
一个时期，在它之下训练出来的儒士保持了孔庙中传航的仪式。孔庙是每个城市，甚至有些新式学校中习见的标志。如我们不久所见到，在下一年代中有两复辟的企图，第一次是袁世凯干的，第二次的目的是欲恢复满人的统治。
但两者均是短命的。在那个短短时间里中国已脱离了儒教的君主政体太远了，而不容许它再复活。直到十世记中期共产主义胜利为止，到处有使民国支持儒教的努力。
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企图在满洲树立一个傀儡国家时，作了一个类似的尝试。由于有一种有时被称为“社会的落后性”的东西，儒家有坚持民族的习惯和道德标准的趋势。深受儒教思想影响并且包含它的大部分看法的，是又一个支柱。可是不管好坏，儒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因素。随着它的凋谢，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就出现了。
怎样去填补它呢？用基督教，用西方的自由人文主义，用赤裸裸的唯物主义，还是用民族主义？用一种这一切主义的不合遐辑但是可能的混合物吗？或者是会有其他的意识形态？象我们所见到的在1912年还没有出现在地面上的共产主义，眼前似乎是成功了。可是这只是这场巨大的革命的一个阶段，中国人已卷入里面去了，最后的结果怎样，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出的。
（赖德烈：《中国近代史》第109-117页，孙瑞芹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