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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教——儒教

辛亥革命网 2020-12-29 09:08 来源:未知 作者:佚名 查看:

佛地人间有,楼开弹指顷。


马一浮书法“究天顺性”

  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儒家与儒教有本质区别,儒教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它只是以神道设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儒教简史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为周公姬旦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

  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若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

  但是孔子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儒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

  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魏晋时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为代表,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董仲舒的论点:背后无形可见的东西,比起有形可见的,更加重要。他们的意见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却并没有成为儒教国家的思想指导,因为他们讲不出那个“无”是什么,这会导致由于理解不同各行其是而难以统治。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

  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

  《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教义演变

  儒教教义的演变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1、汉学。

  第一阶段是尊五经、重视礼仪制度建设的“周孔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之前的教义称为“汉学”。

  2、宋学。

  第二阶段是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而宋代开始的儒学被称之为“宋学”。

  礼仪制度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学更加要求自觉自愿地遵守礼仪。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5] 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四书标志“宋学”理学成为主流。在后人看来,宋学过分强调内心修养,因而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学的主张者看来,搞好内心的修养,就能够精通国家各项制度,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们认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天赋的遵守礼仪制度的天理,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把这个天理开发出来,或者说,是把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显现出来。

  神道设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贵族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这个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是儒教圣经《周易》里的话:“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

  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

  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代表天。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迄今为止,但凡至少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儒教圣经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

  “圣经贤传所云忠孝节义之事不少”。欧阳修诗曰:“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 又说“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 “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 更有“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 “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 “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或言“亦以为绎圣经尊王制无所苟而巳矣” “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 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

  六经

  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为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智慧是非。“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十三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唐六典》曰:“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十三经注疏》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信仰祭祀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

  天坛的上帝神主牌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教圣人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

  “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

  圣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后,按照传统的祭祀原则,他可以在家乡享受自己后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学生们的祭祀,但不是国家的公神。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

  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祭祀、宗教仪式、历法节庆、儒教服饰等略

  儒教教义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

  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合于天理

  宋代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教化“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

  三纲:1)明明德 2)亲民 3)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八目:1)格物 2)致知 3)诚意 4)正心 5)修身 6)齐家 7)治国 8)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三达德:智、仁、勇。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诚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诚:

  《中庸》“三达德”的根本在于诚,“智仁勇是做底事,诚是行此三者都要实”,“中是道理之模样 ,诚是道理之实处,中即诚矣。”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德行:

  《孝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易传》: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周敦颐:“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浩然之气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哲学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为“十伦”。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为“十义”。

  生死观

  《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

  政事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

  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大同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

  儒教衰落

  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

  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直到民国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又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把孔子祭祀上升到一个大的范畴,几乎有国家祭祀的意思。

  康有为所找到的中国落后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儒教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教堂林立,人人都很方便地与上帝沟通。于是,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同时,也要求变革儒教的祭祀制度。“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是,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康有为主张把宗庙、孔庙以外的儒教庙宇,甚至把佛寺道观,都改建成孔庙,以便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孔子的思想真正传播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使中国富强。

  然而康有为的变法行为失败了,至于康有为的改教主张,几乎没有付诸讨论。而随着儒教非教说的兴起,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康有为还有个改教的主张。

  儒教被弃以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创立了“孔教会”。康有为屡次向当时的议会上书,要求立孔教为国教,并参加了张勋的复辟活动。孔教会创办了《不忍》杂志,一面痛惜儒教的被弃,另一面积极从事复辟儒教甚至复辟帝制的活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令孔教会改称“孔学会”,否认孔教会的宗教性质。其后身,是香港的“孔教学院”。孔教学院院长汤恩加,一面用大量的资金赞助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面积极从事复兴儒教的活动,包括不断提议,要求国家正式承认儒教的现实存在,要求儒教享有和国内其他宗教一样的平等地位。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科学发展观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方法,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发展阶段:

  1、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2、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3、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孙文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4、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5、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6、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大众儒学

  大众儒学,是当代一种新的儒学研究派别,是新时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影响作出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儒学中“仁”和“礼”的关系应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和谐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

  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与近代以来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

  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

  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在破坏和谐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争论

  对于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历来有争议。反对者的意见如果归结为一条,就是说儒教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比如:儒者一般不信鬼神,儒教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儒教无彼岸世界等等。实际上儒教是有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的,儒者信奉上帝(天)。依儒经,上帝“作之君、作之师”,教给君师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带领人们到上帝的世界里去,而是要他们“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即辅佐上帝,把天下治理好。这只是教义的不同,并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

  1902年以前,儒者们一致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一样性质的宗教,区别仅仅在于儒教是“圣教”,而其他的不是。

  第一次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礼仪之争”。

  所谓“礼仪之争”,是早期在华基督教内部,争论儒者们祭孔、祭祖是不是宗教活动。假如是宗教活动,则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就不能加入基督教;假如不是,则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来华,为了打开传教的局面,自辟蹊径,允许那些保持祭孔、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他在给罗马公教会的报告中,声称这些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并不具有宗教意义。而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则把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状况的首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儒者们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儒者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从这些札记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不过仅仅是他的传教策略而已。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他的学生梁启超追随他的主张,在湖南自强学堂讲学,力主儒教就是宗教。但是变法失败以后,梁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梁的意见立刻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指责,但是未能改变梁的主张。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的观点就逐渐流行开来。

  10年后,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在此以前,陈独秀蔡元培曾经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包括他在德国写的学位论文,都曾明确主张儒教是教。在担任教育总长后,他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不久又明确宣布儒教不是宗教,并且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

  数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多次著文,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

  这次争论,儒教不是宗教的主张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成为一切有关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

  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年底开始,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后来又就此题目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论证儒教是宗教。然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人赞成,而只有任继愈先生一人在坚持着他的儒教是教说。

  1986年,何光沪首先著文,支持儒教是教说,后来又有赖永海、谢谦、李申,相继以不同形式,公开赞成儒教是教说。到1999年,1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加上任继愈先生,共5人。

  1999年、2000年,李申两卷本的《中国儒教史》相继出版。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是“划时代的著作”。反对者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不通训诂、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零星的争论至今仍然在进行。

  围绕《中国儒教史》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和宗教”的学术讨论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中心大会,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三是这个“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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