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平，江苏江都人，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主要谈一下辛亥革命及其1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过去我们的辛亥革命研究只是注重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而今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从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认识辛亥革命，既要谈它的发生，也要了解它的影响。我们要谈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而更重要的是未来。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越往后推延，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体现的就愈加重要。我这个题目比较宏观一点，需要从更大的一个视角来谈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然后再就100年以后的今天谈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海峡两岸本来打算共同举办研讨会来纪念，但因理念上的分歧无法实现。原因在于，我们大陆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而台湾则是纪念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
对于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总认为它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次暴力革命，而没有实际的去了解其意义，现在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引子来引出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
第一，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性，我们在21世纪回过头来观察，感觉反帝反封建并不是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而是一种手段。
第二，从辛亥革命开始，它就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即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叫现代国民国家，英文是nation-stae。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国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过去学者们将辛亥革命的关注点放在革命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现实状况下，强调阶级斗争无可厚非。但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们主要任务的转型，我个人认为对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应有新认识，即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思考。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辛亥革命并非由革命派单独完成的，它实际上是由革命派、立宪派和汉族官僚合力发动的。辛亥革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到辛亥革命前后已经看不出立宪派、革命派甚至是汉族官僚之间的界限。这种合力就是恩格斯晚年经常提到的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
第四，关于辛亥革命到底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我个人认为简单的以胜利或者失败来谈论辛亥革命是没有意义的。辛亥革命的任务实际上是完成了，它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或者说是国民国家—中华民国；它是以西方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来治理国家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开创性的，实际上在100年以后的今天，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
第五，中华民国是五族共和的多民族的现代国民国家，这与西方的nation-state不同。我们国家的五族共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举个例子来讲，如今欧盟就是放弃了单一的民族政体，它要建立一个多民族的联邦政体来抗衡美国俄国，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中国现在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但我认为最基本的五族共和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现在民族学者更多强调的不是族体，而是国体。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由美国人以比较客观的态度绘制而成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抛弃五族共和将会面临很多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我们以单一的民族（即nation-state）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因为当时同盟会所订立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条），而不实行五族共和，新的中华民国很可能就是五块地区，因此我们能看出当时五族共和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政府垮台以后，新建的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完整地继承清朝的疆域，实际上这在过去是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客观来说，到现在有些地区还不是很稳定，如新疆、西藏地区等，这是历史的延续。我个人认为我们继承的相当好，这是我们对民国的一个新的认识。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通过当时的国旗我们就可以看到，五色旗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民国政府有效地将大清帝国的疆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下面我们来谈几点关于国际化的历史观：
第一，近几年我经常说不能用狭隘的民族视角或者纯粹的反帝视角来认识近代中国。
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她已经是一个世界政治和经济大国了。要想提高我们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视角。我个人认为国际化的视角是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国际化的发展是认识近代中国的一个新的突破点。中华民族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区域化的过程，所以说用国际化的视域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国际化、区域化都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发展从历史到今天就是一个国际的过程。
第二，大一统是不是认识中国的唯一视角呢？我个人认为不是，我们评判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把大一统观点作为唯一的尺度，而要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的视角加以综合评判。
第三，国际化发展的认识是来源于孙中山。孙中山在1919年2月用英文写了一个计划，叫 nte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后来廖仲恺等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取名《实业计划》。我认为《实业计划》的译法和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发展必须要借助国际资本，这就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核心，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思想。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实际上是描绘了一个发展中国、振兴中华的蓝图，《实业计划》的核心就是呼吁国际资本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上予以协助，这是最早的吸收外资思想，但是《实业计划》却阉割了孙中山中国国际化发展思想的精髓。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在《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一书中谈到了外国的影响。他认为在民国时代，外国的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因此认为民国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英美在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和私人投资方面，而由于有政府的支持，俄国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则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巨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费正清的关门弟子柯伟林(William C.Kiby)教授1997年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论文时就提出用国际化的视野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发展。他倡导，近代以来国家化的影响不是西方施加给中国的，而是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应该再片面地强调外因论和内因论。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发展数千年，国际化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或可断言:中华民族历史持续发展是国际化的结果。但就国际化的概念而言，由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和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限制，“国际化”的内涵有一个“由小而大”的渐变过程。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马克思在一两百年以前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更多地强调国际化的影响。
对于辛亥革命，有一些传统的观点我们需要抛弃掉。同样，对于鸦片战争来说，我们也不能只是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只是一味地发泄不满。我从两个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现象。
一个层面是对于如何正确认识鸦片战争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度到如今成为各国侵略争夺的对象？我们不能动不动就把历史的疮疤揭开，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是有害的。
从雍正时期闭关锁国到鸦片战争爆发的这110年间，恰恰是西方世界进步最快的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兴起航海技术的发展。而中国仍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兜圈子，资本主义无法发芽。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渐衰落，无法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无法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当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迎接西方文化、经济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后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清政府屡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更严重的是天朝体系分崩离析，不仅朝鲜、暹罗、安南等藩属国停止朝贡，就连外蒙、西藏等地区的宗教领袖和王公贵族亦心怀贰，寻求俄、英的保护与援助所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需要我们重新定义：
第一，建立起一个现代国民国家，这是中国为之奋斗了一个半世纪的梦想，即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第二，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由封建王朝到国民国家的转变。第三，当代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评价历史要在100年以后甚至更久以后才更有意义。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历史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评价的人处于一个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看欧洲的历史，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社会还没有定型，而到上个世纪它已经很辉煌，基本上完成了一个转型。
但是如今欧洲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由nation state向 nation states的转型，即将众多的单一民族国家整合成一个邦联制的多民族国家，欧盟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所以说他们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更何况中国，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相信最终中华民族一定会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转型期中还需要若干代的人的努力。
另外一个层面，从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我们应该怎么看。过去我们谈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就义愤填膺，当然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中国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认识，我们将永远是穷人、是穷国，永远不能够奋发图强，没有动力。所以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需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鸦片战争所显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同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距，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这体现在中国人观念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上。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新思想、新思潮如火如茶地传入中国，且受到人们的推崇，在知识界深入人心。尤其是有关民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为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这就给传统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
列强的武力入侵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体制产生疑虑，西方文化和体制形成了挑战，即：西方人的出现向中国人展示了社会与政治前途的多种选择，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制度必定灭亡的基础。
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人的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西方思想冲击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解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化解体比行政解体的后果更严重。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强大，能够维系中国政治和行政达2000年之久，正是传统文化的结果：全体成员在道德上是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可这种共识在清末民初遭受西方武力和思想文化猛烈冲击之时，变得非常脆弱，以至于传统文化秩序最终完全崩溃。如儒学士大夫不再受人尊重与崇拜，而那些财富的占有者、暴力机器的执掌者和通晓西方的人则受到世人的崇敬。
总体上说，西方思想比我们先进，我们需要学习，现代日本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日本历史上因朝鲜半岛跟中国也发生过战争，结果打败了。到了唐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让日本不得不佩服，所以日本派遣了遣唐使到中国来，就有了很多交流，特别是文化的交流。现到日本的京都都很多跟长安一样的建筑，而唐代的长安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但是日本人的观念自“五胡乱华”以后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当时就有日本学者提出来“华夷秩序”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变了，中原遭受了外族的入侵，“五胡乱华”之后汉人惨遭屠戮，四处逃散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甚至逃到海外，逃到东南亚去了。因此，他们认为汉唐文化的核心应该是在日本，中国由“华”变成“夷”，日本由“夷”变成“华”了。
我曾经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的，至少到明朝时是什么态度。他们说，之后尤其是元朝以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是不屑一顾了。当然，“五胡乱华”之类的事对于中国是好事，这是国际化的进程，无疑中国的国际化的进程是民族的融合，而民族融合带来了今天更大的发展。
到了近代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英美列强的科学技术，仿效英美列强的政治体制。日本近代的发展最关键的一招，就是依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日同盟缘于英国的国际战略。
18世纪、19世纪最主要的国际矛盾是英国和俄国的矛盾，所以英国需要在东亚扶植一个国家去抗衡和制约俄国，它选择了日本，而没有选择中国。有学者的研究证明甲午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完全失败，只是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清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也就是说，英国帮助日本打败了清政府。之后，英国又帮助日本打败了俄国，日俄战争后，俄国被迫割地赔款，俄国的库页岛、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包括中国的南满地区都割给了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想独占中国，因此向袁世凯提出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上，日本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且得逞。华盛顿会议是美国为阻止日本独占中国而召开的，并且依靠华盛顿体系约束日本对中国的控制。会议之后英国也不再和日本续订盟约。
从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到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终突袭珍珠港而引发太平洋战争，但最终被同盟国打败，结果惨不忍睹。战后，日本倒向了世界上最强的家――美国。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由强盛到衰败的过程。
所以我们强调，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年，中国人试图建设的是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新时代的民主国家，实现其国富民强的理想。
国际化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简而言之，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的一切都在朝着国际流行的趋势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下面我们讲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共和制度的建立，政党的发展及其异变。
第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以及新型社会阶层的出现。大家应该关注城市的发展，传统的城市是消费性的，为官员和衙门服务的，现代化的城市是不一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发展的太快。
第三，是社会阶级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已经演变成性质不同的现代意义上的士农工第四，工业化的发展，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
洋务运动是中国工业化的肇始，之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次黄金时期，第一次从1914或1915年到1924或1925年，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黄金时期：第二次从1927年到1937年。接着就是资源委员会与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就是国营经济与计划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是民营经济和市场改革。这里面有一个过程，我们强调中国工业化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同中国近代的发展和民族危亡有关系的，即战争或者防御外族入侵，对于我们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影响最大。
第五，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国际化。从辛亥革命以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传统的东西几乎不再被人们所推崇。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度的确立，到妇女解放运动都是来自西方的。
第六，就是生活方式的西化，更准确说是国际化。
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传统的样子，从发型到服饰，到我们使用的物品、食用的东西都已经完全没有了传统的痕迹。在教育方面，新式教育应经普及，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出国留学：在医疗卫生方面，西医已成为主体;在交通方面的变化最快、最大，从普通的轮船、火车、汽车到远洋游轮、动车、高铁、高速公路、飞机：从电报、电话到手机、网络通讯：在居住方面，从棚户、铁皮屋、木屋、瓦房到洋房、公寓、别墅和高档旅馆;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从报刊、广播、电影、体育运动到电视、网络、电子游戏、卡拉OK、流行音乐、健身。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幸福指数”极高。
最后还有一个历史发展延续性的问题，这点非常重要，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展开讲了。感谢大家认真地听我讲这么长时间，很高兴为大家带来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点小看法。
谢谢!
(本文根据陈谦平先生2011年9月19日在吉林大学的学术演讲整理而成，记录整理：邢天祥)
（张福贵主编：《华夏文化论坛》，第11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