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与家人合影
南方和北方长老会(或合称为“美国长老会”)在中国曾经合作创办过一些宗教机构，这都是在我抵达中国之后发生的，其中就有金陵神学院。这两个貌合神离的宗教组织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40年以后，终于在大洋彼岸“破冰”进行合作。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想要所有宗派的教会和睦相处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不过，只要你对宗教本质有深入的认识，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就可以抛弃那些情感和信仰上的障碍，从而携手同行。长老会在金陵神学院成立后，到每个教堂借调了一位高级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加入，我也受邀成为其中一员。推辞再三后，我请同事们投票我是否应该去南京。最后的结果是，除却一票反对，其他人都赞成我去。弗兰克·普莱斯神父投了反对票，他从不赞成年轻人去神学院教书。然而多年以后，他却被我聘请到神学院教书。到1941年退休前，人们都认为他是个可敬的教师和尽忠职守的牧师。我抵达南京后不久，长老会麾下新添了：美国的北方卫理公会教派、南方卫理公会教派和基督门徒会 (Dhciples ofChrist)。美国北方浸信会（该会使用改革的祈祷传统，崇尚个人自由、政教分离和自愿洗礼、理智信仰）。在我们的影响下，放弃了与南方浸信会（其教义比南方长老会更为严苛）在上海决裂的想法，并继续维持一个整体的浸信会。
按照我和金陵神学院的协议。我接管了“《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这让我有机会更加深人地研究这一领域。圣经在长老会的所有教义里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在神学院的课程里，圣经课程却少得可怜。希伯来语、希腊语、神学理论和宗教史组成了大部分课程。也许，学院方面认为学生应该对圣经很熟悉，所以开设了这门课程。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几乎胸无点墨，而这个领域又如此吸引人。所以，我开始努力学习《新约》，其文本、历史、哲学、宗教的含义是我努力研究的目标，我决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让自己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对我来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教授这些课程，使中国学生对《新约》感兴趣．并且又不损害到他们过去的信念。我的学生里没有大学毕业生，新式高中毕业的人已经是他们之中最高的学历了，学历低的只受过一点私塾教育。孟子曾经说过要因材施教，我只能尽量使我的课程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联系到一起，让它们浅显易懂，并具有建设性和实用性。
我总是将金陵神学院的工作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课时间是4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备课和学习中文。既然来到南京，自然要学习当地的方言。但是南京话是中国最难的方言之一，它是官话的一种变体，和吴语有一些相似，但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混杂语，而不仅仅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官话。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很少和南京的百姓打交道，不过我需要用中文授课，还需要用中文参加祷告、做公开演讲、参加社交活动。
我还搞过文学，《长老会周报》（这份报纸在教会内外都很有影响力）曾发表过我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文章，海斯汀《圣经词典》的编辑工作我也参加过。这本字典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些地方经过了改编，有的地方辅以了评注。《国际宣教评论》（这是一本教会内部发行的关于传教活动的月刊）也发表过我用英文写的一些文章，金陵大学附近就是我的工作地点，我常常去那里布道、演讲，或者参与一些宗教团体的会面。我认为对于中国牧师来说，特别是不懂英文的（现在要想接受新式教育，不懂英文可不行了）牧师，如果能够读懂希腊语的《新约》，那将受益匪浅。要知道，希腊文《新约》的中文译本有很多歧义和误读（中文和希腊文两种语言几乎有天壤之别）。读希腊文更有亲密感和真实感，麦考利（英国作家．擅长于都市题材小说创作）曾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那就必须再掌握一门外语。而学习希腊语，也能为中国牧师带来些许的虚荣，虽然不懂英文，但是掌握了更加权威和经典的希腊文。因为这个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初级读本以及“希腊义一英文一中文”的词典。这项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发现阅读古典文献必须掌握的希腊语词形在《新约》中惨遭摒弃。正当我埋头撰写词典时，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现。有个地方出土的文物，上面显示《新约》是按照当时地中海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从“非作者论”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圣经语言版本和古代版本的区别，也使《新约》翻译成中文白话更顺理成章。另一个由考古学带来的好处是，《新约》中的词汇更加丰富和明确，这就为许多段落注入了新的元素。不久后，我就在神学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基督教会中人们普遍学历不高，大学生极为匮乏。我试着寻找原因，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对这一状况不满意的几年后，神学院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学生——李汉铎（中国近代著名神学家。1913年至1949年担任金陵神学院的院长），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过了15年后，他成了金陵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在这之前，这里出现过一个效仿美国学生海湾传教志愿者运动的活动，我是这项活动的狂热分子。来自山东的丁立美神父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在全国各地游说地方学生团队。后来，运动偏离了主题，从号召学生做传教士，变成了号召他们投入到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中去。他们违背了初衷，走错了方向，最终败落了。不过，有一段时间运动风潮劲头很足，很多人投入了传教事业，这也让教会领导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司徒雷登著；杜智颖译：《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司徒雷登年表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887年，司徒雷登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
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
1902年，司徒雷登被按立为牧师。
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6年，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
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为希腊文教授。
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1919年春天，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1921年，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
1946年出任驻华大使。
1946年出任驻华大使。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
1946年（民国35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同年，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 。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
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
美驻华大使雷德出席骨灰安放仪式
美驻华大使雷德出席骨灰安放仪式
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