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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康:记王宾父子与张謇之交往

辛亥革命网 2021-03-08 09:06 来源:辛亥网 作者:王其康 查看:

使君是湘乡旧人,吏事风规,卅载都成前辈范; 并世唯润州太守,农桑学校,一编补订谕蒙书。 ——张謇挽王宾
 
王宾(1837—1909),字雁臣,安徽霍邱河口集人,我的高祖。1893年,他老人家巳56岁,不顾年事已高,受朝廷委任,由上海赴海门厅任同知九年,携全家定居于南通南关帝庙巷的“海门府”(南通市机关幼儿园原址),直至1932年迁走。
 

(王宾画像)
 
“海门府”的掌故
 
“海门府”这座大宅院,据祖上说曾是清道光二品布政使王藻的老宅,高祖赴南通时人生地不熟,由张謇推荐高祖购得。

宅院分东西两院,院中间有五米宽的轿巷,供老爷们的轿子进出;院宅各有五进,前一进设厅,用于接待贵宾,后三进为厢房住众多家眷,最后一进为辅助用房,供家佣居住;东南角有座二层楼,楼下是家庙,祭祖所用,内有列祖列宗的牌位画像;楼上是书房,高祖取名为“补读斋”,指一生要不断学习之意;推开书房的北窗,楼下是花园,见有亭台楼阁之胜,假山曲折,花木扶疏,四季鸟语花香,绿色成荫,老小们都爱在这儿休闲。

《南通市志》评价是:“这座建筑群具有明清时期建筑特征,东西两宅各五进,都完好保存了明代后期的樑结构。东宅第二进,是清代中期建筑。1982年是宅定为江苏省文化保护建筑,现为机关幼儿园所使用”。经过江苏省有关单位审准,这座大宅院,属南通西南营街区最有历史价值的宅弟之一。不少老街坊至今仍然尊称之为“海门府”,并不是因为这儿曾是海门的衙府,而是因为,身为海门厅同知的高祖家族曾住于此,与四邻关系甚好,口碑极佳,恭敬之故。

我父亲王友震1920年就出身于此。姑母王友巽也出生在这座宅院,并住了很久。2009年她九十岁时,应海门政协之邀,出席了“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研讨会”,并亲自为大会绘制了宅院平面图,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2009年90岁高齢的王友巽,绘制的“海门府”平面图)

缘何来到海门

高祖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父亲和伯父均为监生,从小在父辈们言传身教下,四书五经,唐诗宋词都烂熟于心,像父辈一样,“读书走仕途”是他从小的志向。不料20岁时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给他的人生早早上了一课,增添了新的认知。咸丰七年(1857年),王宾目睹了捻军的凶狠残忍,肆意杀戮全家族23人,惨遭灭门之灾。危急时刻,高祖被其父掩护,只身逃离霍邱,留下独苗,幸存活了下来。王宾亲见儒雅的父辈们,面对捻军,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壮烈之举。这一幕在他涉世未深的内心,打下了深深印记,也奠定了他一生扬善除恶,仁义尚勇、报效社会的性格。从此高祖艰苦力学。1861年获拔贡资格,1868-1874年仼袁世凱幼师,其间或许由袁府推荐,1874年“受知于刘坤一,以即选道特保”。史料记载,高祖被朝廷派往上海的二十余年中任多个职务:1874年仼水利厅主薄,1883年任法租界会审公廨谳员(涉外法官),1889年为会丈局“首任官”(涉外土管官)等职。

然而,谁也没料到,1893年,高祖56岁时,朝廷新命他赴海门直隶厅任同知,升为五品,离开渐趋繁华的上海。直隶厅,清地方行政单位,直属省,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我推测,能让高祖受命的原因可能有三:

一、1893年,是甲午战争前一年,清政府已然成为强弩之末,摇摇欲坠。而海门从 1768年设厅建置以来,经历 125年风雨沧桑,正逢“甲午”丧乱,借用不恰当比喻来说,天寒思故衣。据海门县志记载,作为厅同知,走马灯似换人,先后共有88人任职,不满1个月有 3人,不满1年有 68人。海门长期落后除地理位置偏僻,水陆交通不畅之外,“厅同知”进进出出的“洗牌”,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刘坤一此时已位居朝廷中枢,是“帮办海军事务”兼两江总督,当然希望他所效力的江山社稷逆势上扬。于是乎,凭着他对我高祖人品修为的了解,更有王宾在上海“大码头”已近二十年的政绩资望,既有实心办事的能力,又有开阔的发展思路与治理经验,所以刘坤一再次向朝廷荐举了高祖,相信高祖有能力给海门带来稳定与希望。

二、对于高祖本人来说,此时已是五十六岁,早就过了所谓的“黄金高龄”,更何况长子王家槟(我的曾祖父)二十三岁,次子王潜刚二十一岁,均已成家立业。高祖本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这时却要离开生活近二十年的上海,奔赴一个完全陌生而落后的新涨沙地,这对常人来说,畏缩不前、托辞拒命也许更合乎情理。但是,少时就经历过生死考验,高祖早已将荣华富贵视若浮云了。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对那个时代的为官者而言,高祖必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传统士大夫观念。

三、海门有位他的“忘年交”张謇。史料记载,1874年后高祖任水利厅主薄期间,将曾为他学生现却落魄的袁世凯引荐入淮军大将吴长庆帐下,而后吴命袁拜帐下的幕僚张謇为师。应该说,从那一年起,张謇就与高祖有了来往,并渐为知己(下文有张謇日记为证)。是年,张謇还仅仅是个举人,正准备再次赴京赶考,然后一展“实业救国”的远大人生抱负。所以,完全有理由推测,高祖接到朝廷新的任命后,一定征求过海门人张謇的意见。而张謇于公于私也一定尽力“游说”高祖, 希望他来海门当“父母官”。再大胆推测一下,或许两人对未来还作了更久远的谋划。

总之,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相信高祖才会在近花甲之年,作出了人生又一个重大抉择:舍弃上海安逸生活,赴海门为国家建功立业。之后他在海门厅同知位上,九年三任(中途因小人诬告小休几个月),是海门有厅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父母官”,海门也因此得到了持久稳定的发展。
    
“忘年交”张謇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开拓者,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主张“实业救国”,为中国的民族纺织业、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兴起,以及教育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异常艰辛,曾走过一段弯路,却很少被人提及。
 
 
(张謇像)

同治七年(1868)张謇 16岁时,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人安排,冒用如皋县丰利大户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了秀才。之后,从 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竟然都未能再获高中。但是,如皋县张家,并没有善罢甘休了结此事,反而以张謇冒名一事为由,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将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要求官府革去他的秀才,下狱问罪。诉讼延续了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而且花了很多银子,家道也因此渐趋困顿。这场人生挫折发生于张謇青年时代,如同我高祖二十岁时的命运一样,影响重大,让他们早就看破红尘,淡泊名利,这是王宾与张謇之后能结为“忘年交”的价值观基础。

王宾任海门厅同知期间,正是张謇在通海地区实施实业救国宏图大业的早期。王宾是张謇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从张謇日记中,多有近三十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俩人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

1884年4月15日张謇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与高祖有关的记录“与欣甫、烟丈、雅三讯、雁臣讯。”是年,高祖尚在上海任“法租界会审公廨谳员”,此时袁世凱在吴长庆帐下听差,拜张謇为师。相距如此之远还有联系,想必是因为他俩先后都担任了袁世凯老师之故。

1885年张謇33岁时,在顺天府乡试中举人。

1894年张謇41岁时,喜中清末状元。当年其父去世,按旧制, 他辞了京官,回到海门丁忧三年。是年高祖已在海门工作一年了。

1898年张謇辞去京官,回海门开始一生的“实业救国”。

清楚了王宾与张謇的交往简史后,不难看出,这对“忘年交”志同道合,从1884年算起,至1893年王宾赴海门为官前,至少神交已有八九年。正因如此,他俩才会在之后很长时间里互相扶持,共图大业。

大力发展农业

高祖任同知后,张謇向他举荐了一位种地能人刘云程。刘云程种田的时候,不仅吃苦耐劳,更是擅于动脑筋。他经常背着手观察竹子、树木、瓜果生长得过度还是不足,研究它们合适的生长程度,区别它们的习性和禁忌;他劈柴时观察柴的纹理,就能知道它生长的环境是朝阳还是背阳;他观察果树位置是隐藏还是暴露,就能知道果实成熟的迟早;他观察人们在买瓜果短暂时间的表情,就能暗中察知瓜果的销路好坏;他的判断往往与古时的说法相吻合,又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

高祖听了张謇的介绍,认可了此人的种地能力,随即向上峰汇报: “请于督部,奖良农, 榜其庐”,给予刘云程极大的荣誉。这不仅激励刘带头发展农桑生产,其产品日后还在江宁(现在的南京)劝业会获得嘉奖,而且为海门百姓树立了一个种田榜样,对发展海门农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倡种桑养蚕

千百年来,农民种地靠天吃饭,难以致富。而种桑养蚕是发家的可行方法之一。张謇自光绪十二年(1886)在海门开始提倡种桑养蚕, 购买了湖州的桑苗,然后赊购给海门农民,还亲自带领家人育蚕,后又仿效西方做法,集资办公司,均未奏效。

张謇发现,政府在海门域外收购蚕茧,程序繁复,税收也多,于是经反复陈情,方获准免捐。然而免捐以后,售茧时往返异地的费用, 仍是困扰蚕民的一笔很大开支。1893年高祖到海门厅上任后,张謇便与他“议招商开行收茧”事宜。高祖经过仔细分析,采纳了张謇的建议,一改旧状,报请获得在海门增设收购站,减轻了蚕民负担,增加了收入,蚕农积极性大为提高。

为此,张謇兴奋地撰文写道:“(光绪)二十年,海门一行收乡茧殆尽”;“二十二年,海门增一行,益共放价争收,乡民获利大丰”; “二十三年,王宾虑乡民茧成滋闹,恳切劝商,视上年出资十分之三, 抑价收买,姑塞民望。”

张謇想办而未办成之事,终于在与高祖通力合作下,获得成功。高祖为海门蚕桑之兴,可谓尽心尽力。所以张謇后来评论说:“夫今日官之贼民,不足奇也;所奇者,不知民为谁何之民, 而官自以为贼民乃可效忠”。接着又说:“由海门来者,诵王宾与沪商书,愿自弃官,不肯爽信,以为此一者,真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之言?夫一事也,民之善之如此!”此乃缕述王宾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为官之道。

修复青龙港

河工存款,是政府的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河道建设。海门的港口河道众多,然数青龙港尤为重要,张謇请高祖支持早日修复青龙港。在厘清轻重缓急后,高祖仅用两天时间,立即批复给张謇:“许刘宋河款永为青龙港用”,不仅办事效率极高,更是他敏锐察觉到了青龙港在海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视野开阔,眼光独到。

青龙港疏浚后,通航能力大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客货集散地作用,成为苏北地区的重要门户,通往上海的重要通道。许多年后大生三厂建成,为了便于货物进出青龙港,张謇还专建了青三铁路(青龙港至大生三厂),仅6公里长,运行了不久因故废掉了,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建立赵亭

赵亭,是高祖支持张謇等人的“禀请”,为追思海门著名教育家赵菊泉而建的纪念亭。

赵彭渊,字养怡,号菊泉(1806—1882),无锡人。一生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以教学认真而受人敬重。清同治年间,他出任学官, 被委派到海门任学署训导(县内主管教育的官员)。到任后,由于甚有名望,海门一带的学子纷纷拜到他门下求学。

张謇十九岁时就读于狮山书院,师从赵菊泉,他敬重先生,追随先生,潜心学习三年(1871—1873)。此期间赵先生对他谆谆教诲,关怀备至,因体恤其家庭贫困坚持免收学费,就是膳食费也分文不取。而赵先生偶尔去张謇家,遇到吃饭,却总是“再三辞,仅啜茗数盏而去。”在狮山书院学习期间,张謇视先生为严师慈父。发愤苦读,孜孜以求。赵先生的眷眷爱生之心,张謇的拳拳尊师之情,堪称典范,日后被传为佳话。

张謇一生的老师有数十位,但令他终身难忘的就是赵菊泉。在祭拜赵先生时,张謇伏地而泣说:“先生之卒距今已十八年,墓木拱矣。尊酒俎肉,一献一释,曾何补于三载教诲饮食之恩万一哉!”在赵先生的故居内,张謇书写了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1901 年 3 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张謇亲自向高祖递交了《请建赵亭禀牍》。高祖接到张謇等人的禀牍后,立即下达批文写道:此举“遗爱所著,名迹斯芬”;还认为,给赵菊泉在孔庙建亭,和东汉时为溧阳长潘元卓树“校官碑”一样,都是为了颂扬他们兴学的业绩, 建亭能够“庶从士望,亦作邦型”。足见高祖尊师重教的理念,与张謇是一脉相承的。
 

(张謇《请建赵亭禀牍》)
 
支持张謇创办大生纱厂

张謇才高八斗,1893 年高中状元后,按世俗是“读书做官”,然而他生不逢时,战事不断,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最终还是选择了回乡“实业救国”,第一件事就是创办大生纱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官招商办”的大生纱厂招商初见成效。张謇邀请“通沪六董”在通州议商筹办纱厂事宜。高祖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与通州知州(与高祖同为五品)汪树棠参与了大生纱厂的“监订合同”。随后他们将这一办厂方案上报了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申请奏咨立项,不久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章。然而,事情进展一波三折。在办厂筹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张謇请求,后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要求通州府借公款三万银两、海门厅借公款二万银两,支持张謇办厂。高祖接到刘坤一指令后,虽海门经济状况大不如通州富庶,仍迅即如数将钱款借给张謇,而经济实力远胜海门的通州府汪树棠,却只拿出了一万银两应付而已,借机给张謇制造了许多麻烦。

张謇的“实业救国”起始于高祖任职之时,虽高祖已竭尽所能,毕竟苦于财力有限,直接支持并不多,但在精神上,对张謇给予不少慰藉。从张謇日记中可见,这一段时间,他俩过往密切,内容多为办纱厂之事,不在此赘述了。
 
 
(2020年夏末参观海门张謇纪念馆,在大生纱厂纱机前,原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小平与作者留影。)
 
张謇为王宾呜冤
 
据海门县志记载,高祖三任九年中,曾有九个月缘于“河工案” 而被劾赋闲。

“河工案”起因,是高祖认为旧版的河工制度不合理,故进行了改革,因而伤害了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遂使用卑劣手段,绕开海门厅,直接上诉至松江府。松江府官僚偏信一面之词,错判结案。“共审四十余堂,阅时三百余日”,被告方十余人“被刑责二万七八千板, 倾家荡产者六七人。”高祖也被栽“抗庭”罪错,故被遭弹劾。

将一起不太复杂的民事案件,昏判为冤案。张謇闻后,大为不满,为王宾鸣冤叫屈,连连发文,质问:“何至终于不可解之争?”“争不解,河不开,河董应主之目的何在?”。还激愤地说:“中国无律师,此等违法之折狱,小之小者,不足论,不足论!”最终,在多方甄别协调下,朝廷仍旧让高祖官复原职。通过这次纷争,高祖已对清朝昏庸失去了信心,加之年事已高,所以复职后一年,就告老退休归林。
 
诗人情怀

高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扩建了厅署西北的花园,取名为“西园”,亲自作诗“西园八景”。是年八月,张謇游园后欣然命笔《西园记》,以景寓情,情景交融,对高祖赞赏有加:“霍邱王君来海门之三年,政事既理,士庶安习,益展园之西北,累土为小丘,而亭于其上,因益治园。”这是认可高祖施政不杂,事成理致,冲融简夷,为政而治园。龚其伟、陈国璋、蔡子樵等著名诗人为高祖和诗西园,写下了“西园八咏”。在诗人笔下,这组诗从多侧面以景咏人,赞颂了高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功德。

陈岱源是安徽定远人,生于何年未详,而“光绪壬寅”时“卒十年矣”,即其当逝世于1892年。他出身名望,少负俊才,然而“屡荐而未获一第”。“少经丧乱,奋身戎行,横刀跃马,勉入仕途。”曾于吴中当知府。陈岱源一生酷赋词作诗,高祖为其编辑一本“岱源诗稿”,并亲作“叙”。高祖在序言中回忆道:与陈岱源同籍皖北,在上海往来是亲,遂成骨肉之交。陈岱源曾表达,至死都希望能与高祖诀别,可见两人交情深厚。高祖认为陈岱源是个“胸怀磊落”之人,“其诗不屑格律派别,而性真所寄,时流露于行间而不自觉”。高祖编辑完成后交次子王潜刚,让其呈送于他老师张謇手中,并介绍了作者的为人和经历。张謇看了王宾的“叙”之后,知道了两人友情非同寻常,深为感动,决定给这部诗稿亲作“叙”,并作署端。在一部作品中,两位忘年交同时作叙,独一无二,极为珍贵。

此书于光绪甲辰十月(1904年),由通州翰墨林书局印刷成书,终于完成了几位诗人的心愿。

 
 
(张謇为《岱源诗稿》题字)
 
 命次子拜张謇为师

王宾五子王家榘在“安徽霍邱父子遗墨”(下简称“遗墨”)一书中介绍:高祖晚年获有功名时,“痛念家难,清旌立祠,已完心愿,不忍遇图富贵,屡辞升擢之命,旋即告老归休,名书宝曰補读斋,以读书染翰自适”。

高祖是1903年告老归休的,此时己生有六子,两个孙子,本该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不幸的是长子王家槟(我的曾祖父),却因长期体弱多病于1906年英年去世,年仅36岁。白发送黑发,这对高祖打击甚大。诺大的家族,谁来掌门?

先伯父在“忆儿时”一文中曾写道:当学生袁世凯成为权贵后,曾多次主动给老师升迁机会,高祖回复说“好啦,我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了,谢谢你的好意,将来我的孩子们您能酌量照顾就是了。”

老师的心事袁世凯自然是心知肚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朝廷痛定思痛,开始让袁在天津筹建兵站,建立新军(后来的北洋军队),袁接旨后大量安插亲信上位,逐渐掌管关键位置。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袁安排了高祖的次子,年仅20岁出头的王潜刚,担任河北小站粮食局提调,戴上了粉红色顶子。高祖不仅对袁学生有过委托,还命次子王潜刚拜张謇为师。王家榘在“遗墨”一书中写道“先兄讳潜刚字饶生,又号度公,少有才名,早执贽南通啬公謇门为弟子。”

张謇欣然答应收了这位忘年交的儿子为弟子,关爱倍加,师生感情日益加深。查张謇日记,从1910年至1924年就有5次记录,且在重大的事件中委以重任(后有专节介绍),足见师生关系非同一般。高祖见次子王潜刚得到了袁世凯提携,又有状元公的潜心指教,王氏家族,后继有人,香火不断,人丁兴旺,他心中十分欣慰。高祖于1909年仙逝,享年72岁。

青山作证
 
高祖一生,历尽磨难,在困境中不畏风霜顽强生存。他所到之处, 尽心尽责,亦官亦民,均获较高评价:

刘坤一“面试”高祖后,印象极好,所以两次提携他。戊戌变法期间(1898年),光绪帝下召求贤,刘坤一又向光绪帝举荐高祖,他在保举折中称赞高祖“实心实政,宜民宜人”,光绪帝下令,将此折交“军机处存记”。惜戊戌变法失败,此荐未能成功。

《续海门厅图志·名宦列传》中,对高祖在海门的贡献,作了精辟的概括,并详尽写道:“海门无经部核准入祀名宦祠之官师。周志所传、嘉庆志稿外,征诸舆诵, 光宣之际厅同知凡八任六人,其治行足纪,耳目众著者,得一人焉。王宾字雁臣,霍邱人,拔贡,光绪十九年补同知。善治狱,每[鞠/ 鞫]疑案,辄与讼者语家庭猬琐事,娓娓如村妪,抵隙折以一言,语塞者穷诘之,无遁情。定谳不委刑幕,上下莫之欺。大洪镇乡民毁教堂,亟逮系滋事首要一二人以释,教士无责言,民无株连。甲午败后, 有勾引日本人以老公茂牌号设牙行购棉者,援引约章洋人不得入内地开设行栈,封其行,护送日人于领事,而罪其引入者,商业以安。溥善堂初复,杨点主其事,吏役乡蠹咸不便,飞谤构疑相沮格,审点持正,无所挠,一任点所为,言无不听,积弊由是尽革。厅境三阳镇东附海,常患水,岁比不登,大举工振,督浚诸干河各数十里,注之海,成沃壤万顷。又创社仓三十三所,语具建置志。在任十年,叠举卓异, 为政察而不苛,善宏奖成就士类,吏民至今称之。”

高祖退休前,曾于海门城隍庙题联:“九载于兹,作事岂能无过失;千秋而后,问心犹可对神明。”

王宾1909年逝世后,张謇伤心不已,亲赴吊唁,并撰挽联曰:

使君是湘乡旧人,吏事风规,卅载都成前辈范;
并世唯润州太守,农桑学校,一编补订谕蒙书。

上联从高祖为湘军名将刘坤一识拔入句,赞他为官三十年,一身正气,实心实政,是所有为官者楷模;下联赞他在海门重视农业桑蚕业及教育,称于世仅有润州(镇江)太守王仁堪可媲美。

2009年,高祖去世百年,海门市政协召开了“纪念王宾逝世一百周年暨张謇与王宾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的有关学者,以及高祖在世界各地的家属代表,共几十人出席了大会。会议众多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高祖一生。江苏卫视,南通主流媒体,海门市电视台均作了专题深入报导,会后编辑的大型文集《海门寄忆》被南通档案局,海门档案馆等纷纷收藏研究。

“改朝换代”幕后牵线人

王潜刚奉父命拜张謇为师,追溯时间,从习俗说拜师当同城为多见,那应该是在1893年全家定居于“海门府”之后。查王潜刚年谱,1894年才20出头便早早入仕,先在天津小站任粮食提调,后任山东省粮食局总提调,曾任湖北省毡呢厂兼官纸官报总局办。我伯父在“忆儿时”一文中云:“又统带登莱青三府的军队,更兼理民政司法。”从不断升职可见,他是青年得志,壮年得道。在此期间,他除了忙于工作之外,还遵老师张謇之命,秘而不宣地完成了一桩“改朝换代”的差使。

民国初元,“南北和谈”的幕后“操盘手”是南方的张謇和北洋的袁始凯,而早已分道扬镳的张袁两人之所以能平心静气重新坐下来,协商江山社稷“往哪儿去”,王潜刚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中央社科院书记兼副院长潘岳先生,在庄安正2020年版《张謇与近代百位名人》一书的“序”中写道:“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辛亥年京城宪政运动失败,江苏省咨议局局长张謇,组织 16省“同志请愿会”,将推动立宪民主的希望就寄托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了。当时袁的名望日炽,也只有他这样既在清廷仼重官,又被激进党人所接受的“枭雄”级人物,才有可能和能力,在不流血的“和平”环境中,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于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礼,交出了由张謇亲自代拟的《清帝退位昭书》。至此,历经276年清王朝消亡。

然而,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受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影响,中华民族真正的民主的到来,一定是千难万险,充满不确定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政府,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双方一直为定都地址、总统人选、宪章起草等诸多大事争论不休,纠缠不清,急需有人在南北两大阵营之间巧作斡旋,进而得到南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过度。此人非张謇莫属。原因有三:一是以“末代状元”著称的张謇,社会知名度无人企及;二是他对腐败无能江河日下的清政府彻底绝望,政治上主张实现共和,而且被一致拥推为南方临时议会的实际召集人;三是他身袁世凯的老师,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师生之间庶几可以敞开心肺,共同谋划“改朝换代”机密事宜。遗憾的是,此时师生之间积怨已深,缘于袁世凯在朝鲜兵变平息后急于接管吴长庆军权,张謇曾斥之对旧主“过河拆桥, 乃小人也。”从此两人闹掰,张袁师生“不相往来”已长达28年之久。

就在左右为难之时,张謇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学生王潜刚,原因也有三。一是王潜刚之父王宾为袁世凯的启蒙老师,对袁有知遇之恩;二是王潜刚出生在袁府,与袁家也算有世交缘分;三是学生王潜刚才学非浅,为人有情有义,是可信之人。经过再三权衡, 张謇认为命弟子王潜刚当他的密使,先面见袁世凱,传达南方议会的真实想法,进一步窥探袁的意图,适时再双方面谈,既稳妥又不至走漏风声。

张謇在1910年12月28日与12月30日,三天中连续两次在日记中分别记道:“与贞长、饶生游黄鹤楼……”,“仲达,饶生来送”云云。此时冗务缠身的张謇频繁约见王潜刚,在张謇日记中极少见的。辛亥革命前夜,武汉重镇,各方势力相互牵制,暗潮涌动。张謇不惧危险,亲赴江城,与时任湖北官纸官报总局办(北洋官报印刷最高官员)的王潜刚面谈,明是游黄鹤楼,视察汉阳铁工厂,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祖上人曾说过:“张謇在武汉,是让咱家人去见袁世凯传话。”海门张謇研究会前会长高广丰先生,在《王宾论略》一文中也写道:“……张謇为维护统一和安定进行南北调和时,派到北京与袁世凯联络的便是王饶生。”

王潜刚见袁后不久,促使张謇、袁世凯两人终于重新坐在一起。据张謇日记所载,两人在“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廷(慰廷为袁世凯字)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至上。”面晤后,张謇对袁的看法大为改观,印象今非昔比。张謇经深思熟虑后,决意以东南士绅领袖身份,力挺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代表之间进行幕后斡旋。张謇与孙中山谈话七天之后(1月10日),他将南北斡旋成功的结果通报袁,并在日记中写道:“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公一切通过”。武昌起义三个月后,袁重新出山,南北和谈均同意袁世凯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随后,袁世凯利用威权,迫使清帝和平退位,避免了极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化解了危机与分裂。张謇亲自代拟《清帝退位昭书》。清帝宣佈退位的第二天(1912年2月13日),张謇辞去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投入北京政权。

笔者仅站在家族后人立场,就王潜刚为中华民国初元由争端纷扰、莫衷一是,走向南北议和所尽的牵线作用,做如实陈述。意为抛砖引玉,以期史学界有识之士不吝指教。至于对袁世凯一生功过的评议,恕本人学疏才浅,让历史学家和时间,去作公允结论吧。
 
怀念恩师张謇

2020年春,南通文史学者赵鹏先生发给我一份新史料,是1926年张謇因病去世后,王潜刚心疼不已,过老师的城南濠阳小筑时,触景生情,留下诗云:

谁谥沧桑一健民,每从歌啸伴酸辛。
皋夔科第春前梦,雪月樱花刧后身。
不受私恩惟有我,能酬公惠竟无人。
驱车重过城西路,云暗天低独怆神。

1927年,此时随着时局更迭,王潜刚已经淡出官场,回到南通赋闲。他路过恩师住宅,看到眼前盛开的樱花,回想起与老师的过往,不由感叹。想念老师不只是为感怀私恩,更是一种公义。他愤概那些应该报答张謇恩慧的人,却在恩师逝世后“竟无人”了。赵鹏先生被两位先贤的师生情所感动,不仅将原文及释文发给了我,还在黄叶上,仿三公山碑篆字抄写了此诗,赠送与我,让我既欣赏到赵先生精美的书法作品,又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史修养,和钦歆先贤王潜刚才智的善意。

作者:王其康(系王宾长玄孙)
202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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